李剑锋先生的《陶渊明接受通史》（下称《通史》）是一部颇为厚重的新著，该书精装厚厚两巨册将近1200页，详细梳理了东晋南北朝到清末1300年间历代读者的陶渊明接受成果，其梳理几乎涵盖了古代社会文学艺术的所有方面，除了诗文，还有书法、绘画、戏曲、小说以及园林文化。全书不仅史料丰富、论据充分、线索清晰，而且新意频现、多有创获，可以说是关于古代陶渊明接受史的“一部开拓性的著作”，“有补阙之意义”，为读者全面了解古代社会陶渊明声名的升降变化“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读本”（张可礼《序言》）。
自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接受美学引入国内以来，陶渊明接受研究似乎受到了格外垂青。在众多有关研究成果中，李剑锋先生的《元前陶渊明接受史》应该是该领域出现最早、被提及最多的一部，这本书2002年出版之后被广泛引用和借鉴，更是启迪影响了众多青年学子。时隔多年，李剑锋先生在此书基础上又向下延伸，完成了元代至清代陶渊明接受史的整理，即“辽金元明清陶渊明接受史”，所以这次收入《通史》的内容，实际上就是作者“元前陶渊明接受史”与“辽金元明清陶渊明接受史”两大课题的成果汇总，两次出版时间跨度将近二十年。长期的钟情，终于结出了累累硕果，《通史》必将对陶渊明及相关研究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通史》的特点可用三个词概括：全面、深细、出新。
全面首先体现在陶渊明接受史料的齐全。历代对陶渊明诗文的评点资料散见于各类文集、诗话、类书等史料中，正如散落草丛中的珍珠一样，不成线索也缺乏体系，已有的整理如《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陶渊明卷》，总是让人感觉有遗珠之憾，不能展现其全貌。李剑锋先生凭着惊人的毅力，罕见的耐心，以竭泽而渔的态度，整理的相关接受资料达到五六百万字，许多史料都是学界首次注意到。以清代部分为例，除了诗歌，作者还广泛整理了散见于清代戏曲、小说、绘画、辞赋、散文、笔记、诗话、地记、园林、旅游、对联、书法、音乐、印谱等资料中的陶渊明接受内容，几乎是穷尽了草丛中的所有珍珠，其搜集资料的广度和深细令人印象深刻。
面对如此海量的接受资料如何整理汇总并进行评述，是一个颇为棘手的问题。作者按照“接受史是积淀与突破的统一”的接受史理论思路，“努力将陶渊明接受史上具有恒定性的接受成果的形成及具有突破性的接受成果的产生统一起来”（《通史》“绪论”第17页），由此完成了《通史》全书七编各章节的安排与写作。作者的处理策略是注重共性现象和代表性读者，紧抓对接受史研究的核心认识，“以代表性读者的成果为主，吸纳类似读者的意见，以点带面，凸显创造性成果的同时，烘托出时代的共性和历史的回声”（《通史》第1138页）。这一策略得到了很好的贯彻，由此也呈现出本书第二个重要特色——深细。
能够做到以点带面，需要对“点”和“面”都有全方位的认识与评判，发现接受史料彼此之间的异同，能对材料作细致入微的观察与比较，这在全书都有很精彩的体现。如在对宋、元史料全面掌握的基础上，作者指出元人论陶诗之“真境”在历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以韵论陶是宋人的创见”（《通史》第478页），而“以境论陶”是元代读者对宋代读者论陶观点的超越，是他们“对陶诗阐释的最大推进”（《通史》第471页）。然而作者并未止步于此，接着指出，“如果说对陶诗‘真境’美的发现是他们（元代读者）品尝到的甘甜，那么对陶渊明和屈原相似性的发现则是他们品尝到的苦涩。将屈原与陶渊明频繁地放在一起赞叹和评论是元代陶渊明接受史上最富有特色的现象之一”（《通史》第479页）。如果没有对材料的自信，很难提出如此精细深刻的意见，由此可见作者烛照幽微的功力。
本书的第三个特点是出新，新在体系，新在史料，新在观点。千余年间数百万字的陶潜接受史料，如果没有一个缜密的体系和框架，那么汇总起来的可能就是一盘散沙和一团乱麻，但通观全书发现，这样的问题并不存在，这源于作者对接受美学研究理论的创新应用，为全书准备了很好的框架和思路。全书前有绪论、后有余论，中间部分按照时间顺序分为陶渊明接受的奠基期（隋唐五代）、发展期（东晋南北朝）、高潮期（两宋）、衍展期（辽金元）、复变期（明代）、收获期（清代）六大阶段，对每一个阶段接受情况又是概论和分论相结合，概论中主要使用了代表性读者的典型材料，描述接受史的概况和基本线索，而各阶段具有创新性的接受细节则按时间顺序在分论中详细阐述。六大阶段不同时期的接受成果分析，又特别注意与前代的继承、突破、创新关系以及对后代的影响。
《通史》的新意除散见于全书各章外，还应注意两处整体创新。首先是作者对古代文学史的写作基于接受史的视角提出了自己的新看法。如果从1901年英国汉学家翟理斯的《中国文学史》算起，有关中国文学史的写作实践至今已经走过120年，时至今日，一个多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史写作基本没有脱离按照朝代顺序对某一历史时段内的作家和作品进行评述的写作范式，传统文学史的写作模式已经僵化了，但要改变这种模式却并非易事。李剑锋先生提出要“充分重视读者在文学史研究和写作中的地位，写一部变化着的文学史”（《通史》“绪论”第7页），探求迈出传统文学史写作困境的新路径。《通史》可以说是这方面的一个有益“尝试”，开启了“变化着的文学史”写作的先河。作者对陶渊明接受史研究意义的新思考，上升到了重写文学史的新高度，对此读者在《通史》的阅读过程中不得不察。其次在《通史》“余论”中，作者对陶渊明仁爱精神、陶诗的经学化与意境化的阐述也是发人之未发，对理解陶渊明的为人和诗文都具有重要指引作用。
《通史》在“绪论”中提到本书附录《历代拟和陶诗文一览表》《历代陶画一览表》等五种索引，不知何故实际并没有附录，具体是哪五种也没有说明，这是本书的一个遗憾，因为从作者梳理五六百万言接受资料的体量来看，这些具有索引性质的附表一定具有重要参考价值，能以直观的方式呈现历代不同领域的陶渊明接受线索，对陶学研究的深入开展将大有裨益。此外，作者致力于通史的梳理和体系的构建，有些具体内容已经涉及但并未展开，如对田园诗、桃源诗、菊花诗、和陶诗的梳理分析，每一类都几乎需要一部专著才能解决，但这也为有志于进一步研究陶渊明接受的读者提供了绝佳启发。
比起找史料，对史料的识断与分析更见学者的功力。杜泽逊先生曾经引戴震的话说过做学问有三难，即“渊博难，识断难，精审难”，突破了这三难就是一流学者，否则就是普通学者（杜泽逊《治学之道与著述之道》第208页）。用这个标准来衡量，《陶渊明接受通史》无疑在渊博、识断、精审方面，都已达到了很高的水准，尤其在史料的繁富而可靠、识断的精要与准确方面，相信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很难被超越。
（《陶渊明接受通史》，李剑锋著，齐鲁书社2020年1月第一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