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结华与罗鹏所著的《青瓷千年映钱湖》，日前由宁波出版社出版了。全书25万字，220幅附图，共分为六章。开篇先是梳理了关于越窑瓷器的古代文献，继之介绍了今宁波境内越窑窑址的考古工作。接下来，以考古调查发掘资料为主线，全面介绍宁波东钱湖及周边地区青瓷生产的全貌，涉及分区、各区窑址，区域总体分期，以及各时期器物的特征。最后，将越窑青瓷和窑址视为宁波重要文化遗产，介绍其保护与利用现状。
此书的两位作者，一位是长期担任宁波考古所所长的管理者和研究者，一位是近年来主要从事陶瓷考古工作和研究的新锐研究员，由他们揭示、整理和总结的翔实资料，使我们对东钱湖区域的青瓷生产，从地域分布、技术体系到发展阶段都有了充分认识。由此，我们从经济和贸易历史角度来认识越窑，便有了翔实的资料。以下是笔者在阅读此书后的几点认识。
第一，东钱湖地区是越窑最后的生产中心。
越窑以唐代越州命名，代表了中国古代瓷器生产前期阶段的发展历程，是中国早期青瓷生产的代表。越窑以唐代名窑著称，但通过长期的考古工作，今天我们已经认识到，其作为一个生产技术一脉相承的青瓷生产体系，生产历史延续达数千年——最早的遗存约可以上溯到4000年前的夏代，当地产生了最早的印纹硬陶、原始青瓷，创制了最早的成熟瓷器。唐代，越窑成为南方青瓷生产的代表性窑场，进入官府的供送系统。
然而，在越窑漫长的发展历史中，并非一直以古越州为中心。其生产中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断移动，夏商周时期的生产中心是浙北的东苕溪流域；两汉、六朝时期的生产中心转移到了浙东上虞的曹娥江流域，又在中唐时期转移到慈溪上林湖地区，并迎来了其辉煌的生产高峰。以往学界认为，北宋前期越窑就衰落了，生产中心一直在慈溪上林湖地区，即古越州范围内。通过对东钱湖地区的窑业调查，我们可以看到，明州的窑业在唐末、五代时期迅速兴起，在10世纪后半叶到11世纪前半叶，生产规模大、产品质量高。尽管同时期越州上林湖地区仍在延烧，但其规模和产品质量已然逊于明州窑区，东钱湖地区成为越窑北宋时期的生产中心。至于窑业生产中心的移动，是与政治、经济资源配置的变化密切相关的，明确窑业中心的移动，对了解当时地方政治、经济中心的变换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东钱湖地区的窑业应称为“明州窑”。
开元二十六年（738年），唐王朝将隶属于越州的鄮县（今鄞州区五乡镇）升置明州，83年后的长庆元年（821年）徙治于今宁波城所在的三江口，约在“乾宁五年”（898年），明州刺史黄晟筑罗城。明州依托适于重船航行的甬江发展起来，成为10世纪最重要的港口城市之一。恰在此时，东钱湖地区的窑业迅速发展，可见明州窑业的发展与明州港的兴起是同步的。
根据本书介绍，东钱湖及周边地区在早期阶段只有零星的窑业，东汉三国时期有6处窑址，六朝时期2处，年代可追溯至晚唐的窑址有6处，均属于越窑体系的边缘窑场。而五代到北宋初，窑业迎来大发展，有窑址37处。可见，五代以后这里才真正成为一个窑业生产中心，而其兴盛期则在北宋前期。此时东钱湖地区的青瓷生产，尽管在技术体系上依然属于越窑系统，但从行政区划上已与越州比肩存在。《宋会要辑稿》食货五二之三七，“甆器库”条载：“甆器库在建隆坊，掌受明、越、饶州、定州、青州（州字衍）、白瓷器及漆器以给用。以京朝官三班内侍二人监库，宋太宗淳化元年七月诏：甆器库纳诸州甆器，捡出缺璺数目等第科罪……”可见，宋太宗时，明州和越州就一同向中央政府贡奉瓷器。笔者以为，此时可将东钱湖地区的窑业从“越州窑”划出，称为“明州窑”。
第三，明州港的兴起是东钱湖窑业发展的主要动因。
明州的兴起，与10世纪海上贸易的快速发展相伴随。9世纪末，位于三江口的明州开始筑城，标志着明州城地位的提升。五代时期，作为吴越国重要手工业产品的越窑瓷器，开始通过近海航路和远洋贸易大量输出。尽管吴越国是否在明州设立贸易管理机构，在古代文献中语焉不详，但据记载，山东等中原王朝的滨海地区设立有“两浙回易务”和“博易务”，专营与吴越国和南唐的近海贸易。在今北方地区，特别是东北的辽境，出土了相当数量的越窑青瓷，应是这种近海贸易的结果。同时，在东南亚海域发现的几条10世纪的沉船中，发现了大量越窑瓷器，有的多达几十万件。可见，吴越国为了维持政府运行所开展的经贸活动，严重依赖海上贸易，贸易商品主要是青瓷器，最重要的港口就是明州港。在宁波考古发掘的唐宋时代的姚江码头、东门口码头、和义路、东门口罗城、市舶司、高丽使馆等遗址，出土了大量的五代到北宋前期的越窑瓷器，可以说明这点。
学界在讨论早期海上贸易时，通常关注长沙窑。长沙窑瓷器的外销主要在9世纪中叶，外销主要途径是扬州港。越窑，则在10世纪成为居于绝对地位的外销商品。由于扬州港隶属于南唐，战乱造成五代时期“江淮不通”，越窑瓷器外销的港口就只能是明州港。据研究，以当时从南中国海到印度洋地区的贸易体系的远端市场为例，在西印度洋地区发现长沙窑瓷器的古代遗址有11处，最远到达东非坦桑尼亚的桑给巴尔岛，发现的数量多在1～30片，出土数量最多的伊拉克希拉夫遗址发现了230余片。而10世纪发现越窑瓷器的遗址则达到37处，最远到达非洲南部的马达加斯加和科摩罗群岛，发现的数量大多在5～50片，发现最多的埃及福斯塔特遗址出土了940余件。不论遗址数量，还是各遗址发现的残片数量，越窑都成倍地超过了9世纪的长沙窑。
第四，东钱湖窑业是明州城的重要腹地。
从经济学视角来看，中国古代帝国时期较为重要的变革，出现在唐宋之际。最重要的变化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形成商业、手工业中心城市与周边腹地相结合的城市经济体系。考古发掘资料和文献都证明，从9世纪末期才真正崛起的位于三江口的明州，在10世纪时成为了海上贸易中最重要的港口城市之一。这样的中心城市必须有广大的腹地来支撑。东钱湖地区在10世纪迅速崛起的制瓷业与明州城兴起的时间十分一致，表明制瓷业就是依托于中心城市发展起来的，专门为一个港口城市提供外销产品，构成了城市的腹地。城市与腹地的兴衰相辅相成，互为因果。考古工作所得出的明州城和明州窑的发展、繁荣时期高度一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唐末到北宋时期发展起来的典型的城市经济体系案例。
本书在细致对比以后，认为海外发现的越窑青瓷中，有相当部分可以确认是东钱湖地区的产品。10世纪到11世纪中叶，瓷器外销规模扩大，经济的强大也主导了文化交流的地位。这一时期，也是中国文化对外产生影响的高峰时期。西亚、中东地区此时生产的锡釉陶中，可以看到许多越窑的文化因素。北宋前期浙东地区经济的繁荣发展，不仅扩大了与域外交往的规模，也带去了文化的影响。中国文化对域外产生广泛影响，融入人类文明多元化和早期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也许是自此开始。
（作者：秦大树，系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