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中国时代——公元前4000～前2300年华夏大地场景》，李琳之著，商务印书馆2021年9月
早些时候，听琳之兄说，在近几年拟著三书考证古史，时间从公元前4000年到前1046年。显然，这是一个大工程，所涉时间之长，空间跨度之大，存疑问题之多，文献辨识、梳理之浩繁，可谓难之又难。当今学界敢有如此动作者，罕有其匹。拟定的《元中国时代》去年已出版，果然不同凡响。日前，《前中国时代》也已问世，时间从公元前4000年到前2300年，大致为黄帝至帝喾史事。从书名和时间断限看，这部书又是三部书中最难写的一部。
《前中国时代》同《元中国时代》一样，都是从两条纵线展开的，一是历史记载，二是考古，而作者的实际工作是将两条线进行弥缝、啮合、会通。工作的本质将历史记载融入考古中，反过来就是将考古成果物化为人。如此，首先要清楚文献中的史前史是伪史？ 信史？ 抑或在多大程度上可信？ 其次，考古界是否已建立起一个足以阐释、甄别、证实中国古史的考古学系统。
该著所叙上古史，是指自黄帝开始的五帝系统。文献中最先提出五帝概念的是荀子，但荀子只列出尧、舜二帝。完整的五帝出现在《大戴礼记》，载：宰予问孔子，问到六人，即黄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禹。前五位名前都冠之以“帝”，独禹未称“帝”。
《史记·五帝本纪》核定的五帝，正是这个系统，五帝其外将禹列入《夏本纪》。五帝系统是我国上古史的一个基本轮廓，这个系统或轮廓被公认为是中国古史的内在构成或中华文明史的核心部分。虽然这个系统受到过诸如宋代崔述、清代阎若璩、民国疑古派等的质疑，甚至抨击，但最终没有动摇它的地位。然而，这个系统给予我们的可信度，是建立在传统认识的基础上的，按照现代史学的要求，判断历史的真伪，尤其是上古史的真伪，须经考古学验证。
中国考古学起步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这一时期，于古史有三个特殊意义的事件：疑古思潮盛期，殷墟、西阴遗址发掘，王国维先生二重证据法提出。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前，中国考古学的发展表现在为古史研究提供了大量客观的史料。这之后，中国考古学最突出的成就是苏秉琦先生关于区、系类型理论的提出，经过长时期的实践、总结、提炼，最后将其阐发为三历程、三部曲、三模式。其中三部曲是指古国、方国、帝国，是国家发展顺序经历的三个形态。于古史而言，是一个庞大的理论体系。不仅如此，它的提出重新唤起了人们对古史研究的激情。无论是对“满天星斗”的认知也好，还是对“月朗星稀”的揭示也好，无不渗透着无数考古工作者的热情投入和艰辛探索。也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不仅要追问，经过七十余年的考古，利用二重证据法求证的古史，究竟是真？ 是假？ 本书作者正是在回答这个问题，并且在回答和诠释这个问题的过程中形成一个二重证据链，初成一个古史统系。作者从三方面进行论证：
其一，华夏世祖及彼时文化核心区问题。依考古学观察，仰韶文化前期，在中原大地活跃着三支考古学文化，即半坡、后岗一期、西阴文化。后岗一期同半坡文化原为一体，后来从半坡中独立出来，向东、向南发展。考古界认定仰韶文化是炎黄族群遗存，分布于甘、陕、晋、豫等黄河中游地区，关中、豫西、晋南是其核心区。仰韶时期的彩陶上绘制的是菊花、玫瑰花。从纹路上看，半坡是鱼纹，为炎帝遗存；西阴为鸟纹，为黄帝遗存；后岗一期尚龙，为蚩尤遗存。蚩尤、炎帝先后被打败，西阴文化或为强势文化，黄帝成为华夏始祖，并综合其他族群信仰为龙图腾。西阴文化好似一枝花，又像一面旗帜飘扬在中原大地。
其二，文化的辐射及族群的流迁。西阴及中原文化除其核心作用外，还有向周边的强劲辐射。作者引严文明先生语，好似一个巨大的重瓣花朵，中原文化是花心，花心以外，又有二层、三层花瓣环绕。如西阴文化向东至郑、洛，向北至内蒙古、河北，向西至陕西拓展，似可与黄帝二十五子之记载相印证。战败的蚩尤部有北上、南下的，如江汉地区的边畈文化，浙江的马家滨文化，重庆的大溪文化都同后岗一期文化有密切联系。炎帝残部也循蚩尤残部向南撤退，湖北的雕龙碑文化是其典型遗存。
其三，东夷崛起及上古文化新格局。少昊是次于太昊之后较早的东夷领袖，起于东海，又在东海育颛顼长大。其后颛顼代少昊为东夷族群领袖。少昊的遗存，应为北辛文化和早期大汶口文化，在山东汶、泗河流域，大汶口文化直承北辛而来。大汶口文化中期为颛顼活动时期。颛顼在位时，东夷势力发展到顶峰。其时，西阴文化呈衰败之象，中国大地出现文化新格局。如祝融氏秦王寨文化，共工部大司空文化，九黎族凌家滩文化，以及苗蛮族群的屈家岭文化，都显示出强有力的发展势头。帝喾代颛顼成为东夷首领后，形成晚期大汶口文化由淮河南下、良渚文化北上的对峙局面，此后，向龙山文化整体过渡。
二重证据法的要义在于互为参照，互为依据。大概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前，古史为主要参照，此后，考古则成为了主要参照。考古有很多功能，但根本的功能是考察人的活动，反映人类现象。如果考古只见物不见人，最终就不能成为人的历史。尤其是中国有五千年文明史，并且有关于五千年文明史发展的不间断记述，所以，至少在中国，二重结合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须的。
李琳之先生的著作是二重证史的一个成功尝试，无论从历史轮廓、历史的细节看，都有很高的可信度。
诚然，由于文本、书写、成书、流传等等情况，使传统古史蒙上了层层面纱，变得颇为复杂，如三皇和五帝究竟是什么关系？ 五帝究竟为哪五帝？ 再如旧石器、新石器关系如何？ 这些仍然是绕不开，需不断探索的问题。
（作者为原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