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书这件事，也像一场修行，随着遇见不同的作者，跟着他们在精神上旅行。
如果说作者是作书人，编辑就是做书人。编辑们频频为了用“作”还是用“做”而纠结，因为这两个字的用法随着语言规范文件的不断调整而不断变化，旧有的文章多习惯用“作”，而新有的规定多命令用“做”。而一书之内，旧文新章多有交替，如何统一，常令编辑抓狂。
作者是作书人，因为作者是书稿灵魂的始创和撰写人，他贡献的是精神和意义的价值。
编辑是做书人，因为编辑要考虑的是如何使书籍更严谨、准确，更精美、漂亮，更能抓住读者的心。编辑做的是边边角角、打磨上漆的匠人活儿。
虽说编辑做的是匠人一样的活儿，但必须得是个爱文化、喜精神探索的匠人，不能是个俗人。做书这件事，也像一场修行，随着遇见不同的作者，跟着他们在精神上旅行，窥得一些儿作者的行踪，编辑的水平是要不断提升的。早几年，我在中学语文编辑室做编辑，日常只对着语文教材和教学研究、琢磨。后来，我被调到社里的人文社科图书编辑室，面临的不再是语文教材和教学，而是如何策划、编辑一些人文社科类的优秀书籍，供大众尤其是青少年读者阅读。
聂震宁先生来我社做讲座，题目是《精品出版背后的故事》，讲了许多经典作品背后的故事，甚是惹人。比如人文社出版的《白鹿原》是编辑等待了二十年的稿件，最终陈忠实把书稿扔给编辑，和夫人说了一句：“此书成与不成，我都已经耗尽心血。”而编辑在返京的火车上便读完了稿子，回京后立刻告知陈忠实，准备出版，而且给予较高书稿报酬。董秀玉跟杨绛先生约《咱们仨》的稿子，拿到杨绛先生提供的家庭照片册，找到很多珍贵的照片，起初的设计师把此书设计成了精装画册一样的豪奢气派，董秀玉说：“坏了，坏了，这个方向不对。”最后是设计了淡淡的带着文人雅致气息的平装本。
我一边听着讲座，一边想，这些内容，如果不只是我们社的编辑能听到，能有更多的编辑能了解，该有多好。于是，讲座结束后，我便自报家门到了聂先生身边，要了他的联系方式，希望能跟他约稿。待到能与聂先生再见，已是两个月之后。他说《精品出版背后的故事》此前已经签约，不能给你们了。但是正在写《致青年编辑的十二封信》，现在刚写出第一封信，不知你们是否感兴趣。我向黄强社长汇报了此事，他说：“甚好！这也是我们要做的编辑素养丛书的关键一部，感谢聂先生对我们的信任。”
在等待聂先生的这十二封信的过程中，也是我更加看好这些信的价值和意义的过程。曾有一位名牌大学的研究生来我社实习做编辑，面试时他表示，非常想到我们这里来工作，他的文化功底也不错。可来实习后，只三个月，他便失去了热情，痛苦地跟我说：“张老师，没想到编辑工作是这样的。我承受不了啦，不能来了。”是啊，编辑工作，可不只是每天泡一杯清茶，看着美好的书稿，既享受了读书人的乐趣，又不耽误谋生养家。很多年轻人，对于编辑工作的琐碎、复杂、压力，真的是知之甚少。我们的一位年轻编辑，也曾因为被主编批评说“这些是编辑的责任，你查不到要核查的东西，是你水平不够”而委屈难过了好久。
聂先生的十二封信，恰恰就是从一些看似不起眼的事情着手，跟年轻人讲关于编辑的故事。比如去见作者，应该注意什么；与主编打交道，可能会遇到哪些问题；如何与设计、出版的同事沟通，如何听取前辈经验，如何策划，怎么控制成本，如何配合宣传、发行的工作，林林总总，都是要入编辑这行的必修“法门”。有了这些了解，听了聂先生讲述的自己经历过的很多故事，年轻编辑心里对编辑的行当有了了解，就不会对编辑产生不切实际的想象，在实践工作中能更有准备，也能以一颗修行的心，面对诸多困难和压力，不断提升自己的做书能力和做人品行。
初次跟先生谈稿酬合同事，很忐忑，按照社长应允提出一个版税数字后，聂先生回信说，我了解目前版税的情况，不用给我这么高，落下两个点来吧。请聂先生写“致青年的十二封信”的创意，正是中国新闻出版报业集团的马国仓董事长和出版周刊左志红主编的灵感，而我们黄社长听闻此事，评价说：“聂先生有资格写这十二封信，他经历丰富，于编辑界、出版界是位成功者。”
聂先生是工作很认真的人，其书稿行文流畅，有文学家的激情，又有编辑人的严谨，书稿非常整齐。我们在编辑的过程中，却以“越是大家的书，越是觉得没问题的书，越要以鸡蛋里挑骨头”的原则去审看稿子、编辑稿子。年轻的责编苏丹看着被我们圈划多处的书稿，有些胆怯，跟我说：“张老师，给聂老师提这些意见吗？他不会生气吧？”我说：“没关系，放心吧。聂先生是位好老师，有包容的大胸怀。有提的不得当的地方，他自会判断，咱们也学习；有该提而没提出的问题，则是我们的失职，这正是聂先生不希望看到的。”事后，聂先生的反应和我预测的一样，让人感动的是，他还专门写了短笺，特别表扬了我们编辑的认真和“锱铢必较”的较真劲儿。
（本文作者为人民教育出版社人文社科图书编辑室策划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