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今千里赖通波——沿着大运河触摸文明史
编者按
隋代开始开凿的大运河，迄今已有2500多年历史。可以说，大运河是举世瞩目的东方奇迹，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一定意义上说，它不仅是一条河，而且是一个涉及交通、水利、地理、历史和生态等诸多方面的文化长廊。直到今天，大运河仍与民生国运须臾不可分离。在中国大地上流淌着的大运河，是促进国家统一与民族融合的大动脉。在白居易、欧阳修、孟浩然等唐宋元明清诗人的心中，大运河又是一条诗歌之河。新近出版的《大运河漂来紫禁城》《大运河古诗词三百首》《唐宋帝国与运河》，不约而同地聚焦绵延3000多公里的大运河。本期光明悦读以大运河为主题，对话作者和学者以解读这条生命线的古今悠长。
《大运河漂来紫禁城》单霁翔 著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单霁翔 中国文物学会会长、故宫博物院故宫学院院长
光明悦读：众所周知，您曾做了多年的故宫“守门人”。对于故宫内的一砖一瓦，您了如指掌。时值故宫营建600年之际，您出版了《大运河漂来紫禁城》一书。请问，为什么说“紫禁城是大运河上漂来的”呢？
单霁翔：两千余年来，大运河以其沟通南北、漕运货物的强大功用，孕育了沿岸各城市文化。对于终点北京、对于紫禁城来说，尤其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建造紫禁城的许多建筑材料，都是通过运河运到北京的。此外，大量的南方工匠参与到紫禁城的建设中，例如主持筹建的匠师蔡信、陆祥等，以及正式开工后，主持工程的蒯祥，都是江苏人。建成后，南方的珍宝、粮食、物资、人才，甚至文化娱乐、审美情趣，都是从富庶的南方沿着运河源源不断输入京城。
中国的传统建筑主要以夯土墙、砖石墙和木结构为主体，因此砖瓦与木料用量极多。《天工开物·陶埏》记载，建造紫禁城所用的砖大多来自山东临清。临清是京杭大运河凿通之后运河航运的枢纽之一，运输便利，而且当地土质尤其适合制砖，当时临清砖官窑都分布在运河沿岸，绵延30余公里。
坊间有“紫禁城的地都是用金砖墁”的传言。今天当我们走进故宫，可以看到铺设的“金砖”仍然完整无损。追溯“金砖”的“来时路”，不能不让人想起在中国大地上默默流淌了2500多年的大运河。当年产自苏州、松江等地的这些质地坚细、敲之若金属般铿然有声的“金砖”，正是顺着大运河“北漂”到了紫禁城。
除了砖石木料，南方还有不计其数的珍宝通过大运河源源不断地“北漂”到了京城。从香米、鲥鱼到昆腔、苏绣，再到吴门画派的书画作品、苏式黄花梨家具，从衣食住行到文化娱乐，物质的、非物质的文化创意，顺着大运河来到了紫禁城。所以我常说，紫禁城是大运河上漂来的。
光明悦读：您数年为大运河保护、申遗多方奔走。源于何故坚定您要将“活态的”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坚持不懈做下去？
单霁翔：我在《大运河漂来紫禁城》前言中介绍了杂交水稻田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前因后果。袁隆平院士为人类作出的贡献、为中华民族作出的贡献，有目共睹。他解决了我们的粮食问题。但是一位哲人说过一句话：当人们吃不饱肚子的时候，他只有一个烦恼；吃饱肚子以后，他会产生无数的烦恼。生活中方方面面的复杂问题，靠什么来解决呢？我认为是文化。通过杂交水稻田成功列入保护项目，我们得到了重要的启示，即不但要保护“静态的”文化遗产，还应该关注那些“活态的”文化遗产。
大运河是一个线性文化遗产，但它绝不是一个孤立的文化现象。在保护行动开展之初，我们关注的还仅是京杭大运河，并将其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开始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时候，又把隋唐大运河纳入。隋唐大运河的起点是洛阳，同时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丝绸之路，其起点也是洛阳，这样就把丝绸之路和大运河在洛阳这个节点上联系起来了。之后随着认识不断深入，又把浙东运河列入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范围，绍兴、宁波等城市也随之加入运河沿岸城市中，这又将大运河与海上丝绸之路联系起来。由此，这些文化遗产资源形成了横贯中国东西，西连沙漠绿洲丝绸之路，东连海上丝绸之路的巨大的民族迁徙、商品贸易和文化交流的通道，就有了今天重新布局的线性和网状的文化遗产资源分布。如此气势磅礴的文化遗产保护格局，在世界范围内史无前例。这样，结合文化遗产保护的实践思考，我们的文化遗产保护理念逐渐进步，也使大运河保护的内涵更加深刻，保护的外延更加丰富。
现在的大运河，尽管仍然具有重要的运输功能，在江南地区仍然是社会经济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从更宽广的视角看，大运河最重要的意义就是文化上的意义。这条纵贯中华大地的人工河流，哺育了两岸人民，是亿万民众共同的精神家园。
如果说长城是中华民族坚挺的脊梁，大运河就是我们民族流动的血脉。在这一撇一捺大写“人”字的两侧，西侧有陆地丝绸古道，东侧则有海上丝绸之路，像腰间的彩带飘展开去。正是这样一个脊梁坚挺、血脉流畅、交流开放的“人”，生动地体现出中华民族进步与发展、交流与对话的文明历史。
光明悦读：大运河保护和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给中国文化遗产事业带来了哪些变化？
单霁翔：2014年，中国大运河项目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大运河申遗的成功，对于大运河文化遗产的保护起到了重要作用。现在人们对于大运河文化遗产的认识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大运河沿线的许多城市都陆续把运河遗产当成宝贵的文化资源，予以研究、保护和利用。运河两岸的城市经济活跃，文化底蕴深厚，是中华民族值得珍惜的一个城市群落，我个人对大运河文化遗产的未来充满信心。
大运河是一个涉及千千万万家庭、涉及广大地域的巨型线性文化遗产。所以，大运河的保护理念就是要重视全民的参与，它应该是一项世代传承、公众参与的文化事业。正当大运河保护和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起步之时，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设立了“中国文化遗产日”（后改为“文化和自然遗产日”），营造出文化遗产保护的良好氛围和广大民众广泛参与的社会环境。在大运河的保护理念、保护范围方面，我们逐渐形成了新的认识，从更高层面意识到大运河是由文化要素与自然要素相互作用而形成的“文化景观”，是静态与动态共同构成的“活着的、流动着的文化遗产”，是由点、线、面共同构成的“线性文化遗产”。大家从思想深处对大运河是由古代遗址、近代史迹和当代遗产共同构成的“文化遗产廊道”以及大运河是由物质要素与非物质要素结合而形成的“文化空间”等达成共识。
光明悦读：从事多年的大运河保护实践，您觉得文化遗产保护应该实现哪些目标？
单霁翔：文化遗产保护不仅要求我们尽职尽责、死看硬守、屡败屡战，而且要求我们要有更大的追求。什么样的追求呢？第一，要使我们保护的对象，每一件或每一处可以移动和不可移动的文化遗产都有尊严；第二，文化遗产保护要成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力量；第三，文化遗产保护成果要惠及广大民众。
全世界没有哪个国家年年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更没有哪个国家年年申报成功，中国在这方面取得了成功，成为名副其实的拥有世界遗产最多的国家。我们需要冷静地考虑每一处世界文化遗产申报成功以后的持续行动，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成功，不是最终的目标，而是更艰巨的保护行动的开始。
（本报记者刘彬采访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