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都和文化》史念海 著 重庆出版社
古都研究，是近代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中国古都学”。史学名家史念海先生，将此学科定义为“研究中国古都的形成、发展、萧条或至于消失，或经过改革成为新的城市的科学。”在此领域中，大家辈出，著述繁巨。不止二三子可称巨擘，而笔者认为，史念海先生仍可称翘楚。
先生及弟子门人，名声赫然者众，在地理历史研究领域，卓识洞见，声闻海内。先生所倡之古都学研究，亦已渐成显学，于今城市经济文化发展诸方面，起着重要的辅助作用。
史念海先生说：“在我国的悠久历史时期，曾经有过许多王朝或政权兴起和灭亡。每一个王朝或政权都各有其都城，有的还不止一处。这些都城的存废都可反映出各自的王朝或政权的若干面貌，诸如政治的隆窳、经济的荣枯、社会的变化，以至国运的盛衰。这是因为都城为一代的中枢所在，五方杂处，从这里可以了解到全国的情况。了解和研究都城，有助于我们对历史的研究。”
诚如其言，其畅行二十余年之大作《中国古都和文化》一书，堪称此领域的入门秘籍，此次由重庆出版集团再次出版，或为学界幸事。
史先生的贡献之一，是不但钩沉了历代古都之创建缘由和毁灭肇因，还将上古至民国诸种政权所据之地，都一一做了罗列。比如，陈胜所建张楚之都，位于今河南淮阳，虽6月而亡，却史册赫然。楚怀王之孙熊心所建楚都盱台，位于今天的江苏盱眙县东北，政权仅存3月，但既然曾有都名，也在史念海先生的著作中，留下了一笔。
在史念海先生的著作中，各类性质的都，全部囊括在内，几乎毫无遗漏，农民起义建立的临时政权所设之都，亦一视同仁。难能可贵的是，周边各族所建的都城，也都一一在册。都名、建都时间，都较为详尽地做了陈述。
自周始，都城根据统治的需要，就形成了双都制，副贰者为陪都。史念海先生也专列一节，详为铺陈。
不唯如此，史念海先生对多如牛毛的大小都城，都做了年代考辨，比如，西安为都，经千余年；北京至民国上溯，为都时间也将近千年。
史念海先生的这部著作，有繁有简、繁简得当，其简述条理清晰，其繁说则面面俱到，对古都进行了较多面向的研究。
比如，对于唐代里坊制，就落墨较多、专成一章。其中《唐代长安外郭城街道及里坊的变迁》一节，对唐长安外郭的状况，进行了全景式扫描。“里坊中杂有官署、寺观、邸第、园囿，编户亦错居其中。”史念海先生不仅根据文献提出观念，如“为了易于维护，每坊四周都有围墙，这和京城周围有郭城一样。这样的围墙，通称坊墙。《唐会要》卷八六《街巷》，载有贞元四年二月的敕文，就曾提到京城内庄宅使界诸街的坊墙。也有称为里垣的，白行简所撰的《李娃传》，就曾道及安邑坊东门之北的里垣。”为了证实其观点，还引用了唐城发掘队的当代考古研究，“证明了里坊确实是有坊墙的。”史先生做学问扎实，当然清楚在古代社会任何规定都有僭越者，因此，也援引相关资料，证明确有不法人家自开坊门，“当时虽然规定非三品以上及坊内三绝人家不许随便自开坊门，可是未能遵守这样成规的人还是不少，因而引起有关司事者的注意，甚至惊动了王室”。自开坊门，意味着里坊制的管制铁板，被私自打开了缺口。正是对自由的渴望，对约束的冲击，才有了若干这样的知法犯法者。这样的尝试，也激励了宋代冲破居住空间的管制束缚，营造相对自由的坊市格局。
史念海先生指出：“这些都城在演变的过程中是有一定的规律的。中国古都学不仅研究这些古都演变的过程和现象，而且研究其中演变的规律，研究出这些规律以为当前建设的参考。尤其是在古都的旧址上现代城市的改建和扩建，其间还有一层因袭和革新的关系。”
前人开山，后人修路。中国古都学虽然已经取得瞩目成就，但为后来者留下的研究空间，仍然巨大。
在早期的帝国空间构建中，城市是体现着生产力发展和文明发展的显性标志，就早期中国的情况来看，“都”是与宗教意识紧密相关的宇宙想象，随着宗教观以及政治权力与统治模式的演化，其内涵与外延也都发生着改变。
比如，春秋时，“都”还只是一个非常狭义的城市名词，君所居之地曰国，大夫所居之地曰都。在宗教及文化层面，“都”的内涵还包括大夫及贵族所居所葬之地。据春秋时的墓葬研究，大夫们死后是葬在城内的，很可能离生前的居所不远。离开了这一宗教观的其他形式的“城”，可能都不能称之为“都”。
到了战国，“都”的内涵及外延继续衍化，从祖宗所居之所，到宗庙所在之地，直到战国晚期的秦，才成了天子所居之城。《左传》给“都”的定义是：都者，有宗庙先君之主之谓都。
以秦为例，不断迁都，至雍城，其建筑形态，也随着秦的不断发展壮大，呈现出从“重宗庙之仪”到“重天子之威”的转折，从城市空间的布局上，已经展现出从宗庙中心制向宫殿中心制的过渡。到了嬴政建都咸阳时，为突出天子之威，皇宫成了国都中心，而宗庙已经降至次要地位，置于南郊。
汉代以后，人们不得不给“都”以新的命名：都者，国君所居，人所都会也。直到汉惠帝的时候，才在长安城为汉高祖修建了一座祖庙，修建了市场和藏冰室，然后又修了内墙，把宫殿、太庙和市场都环护起来。
因此，从词源学的角度，把“都”的概念向前回溯，我们还是存有疑问：西周与商，天子所居之地，是否可称之为“都”。而到了汉魏以及辽金，“都”的政治、军事、文化功能与战国时又有不同。以辽之五京为例，除上京是政治中心外，其余四京只是方便控扼一方，徒有京名、而无都实。
那么，所谓的古都学的研究对象，到底是天子所居之所，还是拱卫京师、分权而治之城，都需要进一步明确概念，深入深究。“都”虽然被广泛使用，但有时此都非彼都，有些“都”只是城的不同叫法而已。
在《中国古都和文化》一书中，史念海先生说，“都城之中，人事繁杂，林林总总，未能尽归一律。”其言甚善。古都研究，也正如先生所言，期待后继者披沙沥金、详加考证、分门别类、以便时人。
关于史念海先生在此领域之贡献，王社教先生所评，与笔者心有戚戚，先生“发起和创立了中国古都学会,形成了一支稳定的学术队伍;创建了中国古都学,奠定了中国古都学研究的理论基础；坚持‘为世所用’的治学理念,指明了中国古都学研究的目的和方向；总结和勾画出了中国古都发展的基本面貌和规律,推动了中国古都学研究的发展”。
冀望后来者以史念海先生为帜，借由古都研究而至文明研究，总结出一套“中国经验”，则每一处断壁残垣所蕴藏的价值，都可堪夸耀、光辉永存。
（作者：孙晓飞，系古都研究学者，著有《繁盛与衰败：帝国三千年都城变迁史》等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