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青铜潮》 许宏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访谈人：许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光明悦读：您能否简要介绍《东亚青铜潮》是一本怎样的书？它如何以青铜冶铸技术的源流为主线，勾勒出东亚大陆千年变局的经纬？
许宏：《东亚青铜潮》是一本梳理龙山时代晚期到商代前期的考古材料，为读者讲述青铜如何在中国被发现，并对后世礼乐中国产生影响的书籍。
提起这本书，有必要梳理一下此前我已出版的几部作品：《最早的中国：二里头文明的崛起》，从一个遗址的微观角度出发，梳理中华文明早期的特征。《何以中国：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图景》，是从中观视角，通过陶寺的兴衰、嵩山地区文化的兴起、新砦遗址的崛起再到二里头遗址——中国最早广域王权国家“夏”王朝的诞生这一时间线的梳理，对最早的“中国”如何产生展开追问。《大都无城：中国古都的动态解读》则是从更为宏观的视角，通过对西汉长安、秦都咸阳、鲁都曲阜、齐都临淄等一系列都城的梳理，对中国古代都邑发展的阶段性特质进行归纳和提炼。这本新出的《东亚青铜潮》，观察视角是更为广泛的“东亚”，之所以从“中国”变成了“东亚”，是从全球文明史的角度，将中国放在更广阔的时空范围来考量。青铜技术并非凭空诞生，而是人类文明不停传播和交融的结果，是一个横贯欧亚大陆的大潮。目前绘制出的欧亚大陆冶铜技术传播示意图表明，金属文明源自人类出非洲之后的第一个大十字路口，欧洲距此更近，因此欧洲比东亚更早接触青铜。就东亚大陆而言，有四个考古学文化最早进入青铜时代，分别是四坝文化、齐家文化晚期、夏家店下层文化和二里头文化。
值得一提的是，承认冶铜技术自西向东的传播路径，并非一种文化上的退让，而是一种更为宏阔的视野，是为世界学术界了解中国、构建更为完整的全球文明史而努力，是更为坚定的学术自信。
光明悦读：您在书中引述德国汉学家雷德侯的话指出，中国人发明了包括青铜器铸造在内的“以标准化的零件组装物品的生产体系”，“模件化生产以多种方式塑造了中国社会的结构”。那么，您认为，青铜生产如何影响中国社会与中国文化的发展？
许宏：这一段话是在评价司母戊方鼎时所引用的，佐证它拥有高超的技巧和复杂的工序。我曾在学术讲座上说过一句话：“青铜催生中国。”青铜技术在中原地区的出现，恰好和广域王权国家在中国的出现具有共时性。作为一种重要的技术，青铜在生产方式、社会组织方式等方面，都促使中原文明发生了变化。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文明的传播并非是完全复刻的过程，它的传播更像是基因复制，在过程中会与一个地域的文化习俗、意识形态、精神信仰、生产生活方式等产生关联，从而产生一个地域的特质。以礼器为例，青铜在传入我国新疆、甘肃等地时，仍保持着中亚地区以“权杖”为主的特色，传入中原后，和当地祭祀文化相结合，就产生了“鼎”，需要更复杂的技术才能完成。“高大上”（高科技、大体量、优质上品）的鼎，完全可以屹立于世界青铜文明之林，这就产生了中国独具特色的青铜文明，这是中国文化一个重要的自变。
光明悦读：在书中，您对中国青铜文明作了哪些比较重要的梳理？
许宏：较为重要的，我认为是书中在用文字梳理完一段时期各地用铜情况之后，形成的一些表格。例如，全书行文完成之后，得出的总表格——“东亚大陆使用铜器的考古学文化一览（公元前3000—前1200年）”，在这个表格中，中国各地在什么时间、于何种考古文化中使用了青铜的情况一目了然。薄薄的一两页纸，背后需要大量的时间来梳理文献，因为要做到尽可能准确。我不能以己之昏昏，使人以昭昭。
还有一部分我认为较为重要的是“‘重器’纵览”，以图片的形式列举各区域、各时期体量较大的铜器，以此来展示青铜在我国由弱渐强的磅礴之势。在这个部分，读者可以观览中原殷墟文化出土的司母戊方鼎、妇好三联甗，西北至北方李家崖文化出土的实心圆雕马、四坝文化出土的四羊首权杖头、夏家店下层文化出土的连柄戈，南方宁乡铜器群文化出土的四羊方尊、三星堆文化出土的大型神树。
光明悦读：您在书中引述了童恩正教授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及国外学者的“中国弧”概念——在“中国弧”的西侧，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步伐和整个欧亚大陆中心地区同步；在“中国弧”的东侧，古代中国则是另一种独特的面貌，其社会与物质系统很早就呈现出“中国特色”。然而，这个半月形文化带，恰好是“生成新的社会体系的源泉所在”。在早期，它是中国的边缘地带，后来成了多元大中华的重要组成部分。以青铜在这个区域传播与交融潮流为例，您认为，中华文明具有怎样的特质？
许宏：从自然地理的视角来看，这是一条年平均温度8℃线、年平均降水量400—600毫米线，它由青海的祁连山脉、宁夏的贺兰山脉、内蒙古的阴山山脉、辽宁和吉林的大兴安岭以及西南的横断山脉及山脉附近的高地组成，它环绕着祖国的腹地——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在文化上，它们各有其特色，但最终都融入了中华文明的大潮。
我认为，中华文明的特质是兼容并蓄。以青铜为例，我们既不能说技术全是外来的，也不能说我们所有的器物都来自本土。中国古代文明就是在交流和激荡中，逐渐生发出自身的面貌。
（访谈由本报记者韩寒采访整理，图片由相关出版社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