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中国的改革：王安石及其新政》，[美]刘子健著，张钰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1月第一版，59.00元
是三代以下之完人，还是古今第一小人？ 是高瞻远瞩的改革家，还是导致北宋灭亡的罪魁祸首？ 是勇猛无畏而功败垂成、令人惋惜同情的英雄，还是欺世盗名又刚愎自用、遭人痛恨的奸臣？ 他主持下的变法，是可以解决现实问题的良法，是超越时代的乌托邦，还是与民争利、祸国殃民的蠹政？ 一千年来，王安石其人其学其政，被贴上了种种标签，人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至今争论不已。
自20世纪初梁启超全面肯定王安石，开启重新评价的热潮以来，一百多年中，对于王安石其人其学及其所主持的变法的研究成果不计其数，从李华瑞教授《王安石变法研究史》（人民出版社，2004年）及其新作《近二十年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重新认识》（《史学月刊》2021年第11期）可见一斑。笔者翻译的刘子健先生《宋代中国的改革：王安石及其新政》一书，虽然居于近百年王安石研究史的中段，初版至今已超过六十年，却仍有其不可取代的学术价值和深刻的启发意义。
刘子健先生在书中并没有纠缠于变法的各项内容，因为哪怕是在本书撰成的20世纪50年代，对于很多人来说，王安石变法的主要内容也都是比较清晰的——当然，后来的研究在细节的深化方面取得了非常多的进展。作者从政治思想、政治行为、政府运作几个层面来分析王安石及其新政，建立了一种综合的“政治性参考框架”。
与通常大家所认为的王安石变法的目的是“富国强兵”不同，刘子健先生指出，作为一个儒家学者，王安石毫无疑问希望实现儒家的“至治之世”，也就是复兴“尧舜禹三代之治”。北宋中期以降，这可以说是“理念型”士大夫的共识。只是在具体的实现途径上，不同学术倾向的士大夫基于不同的政治理论而有不同的意见。王安石的方式，则是“坚持由一个专业上训练有素、行政上控制有序的官僚系统作为主要工具，以努力实现儒家道德社会的理想”。这被刘子健先生称为“官僚理想主义”。其基本任务有四项：“人材练，财用足，风俗变，政令行。”而“最为根本的，是通过由政府制定的法度改善风俗”。
虽然是一种“理想主义”，但王安石的这种理想主义带有浓厚的“官僚主义”色彩。无论是改革贡举考试制度、撰写新经义以作育新型士大夫，还是建立各项规章制度、以法度约束民众，都以官僚体制为枢纽。整顿官僚体制，居于整个变法的核心位置。这是王安石与同时代其他学派在复兴三代之治途径上的根本不同之处。
既然王安石理想如此高远，纲领如此宏大，为什么他的变法会被很多人视作只是为了富国强兵，为什么被指责为只重视理财呢？ 抛开后世从图强的角度去看待王安石变法的“偏见”，就宋代当时人的观感来说，也不乏对王安石重利而轻义的斥责。其原因或许在于，王安石变法的具体措施，确实以涉及“理财”即国家财政问题为最多，激起的反对声音也最大。那王安石为何会在具体实践中违背自己的初衷呢？
根源还在皇帝。就传统的政治体制来看，读书人想要治国平天下，少不了皇帝的支持。王安石也不能例外。而当时的皇帝宋神宗心心念念的，是祖宗面对北方辽与西北夏的军事失利，想要对外雪耻！ 所以，在他继位改元之后的第一年，三月，跟文彦博说：“当今理财最为急务，养兵备边，府库不可不丰，大臣共宜留意节用。”六月，命司马光、滕甫一起想办法节省国家开支。九月，下令削减对宗室的各种赏赐。而改革的第一项成果，就是在正常的体制之外，专门成立了一个以理财为核心任务的“制置三司条例司”，直接负责变法。在国家财政好转、财力膨胀之后，宋神宗也总是就军事问题提出讨论，甚至直接参与军事计划的制定。可以看到皇帝对于“富国强兵”的重视。王安石在变法初期无法获得官僚群体普遍认同的情况下，为了推行他的政策，只能依赖于获得皇帝的支持，就免不了要满足皇帝在“富国强兵”方面的愿望和要求。是“宋神宗给王安石施加了相当大的压力，迫使他主要关注国家财政这一迫切问题”。
在实际变法过程中，很多有关理财的措施大都是由吕惠卿、曾布等人主导，而非王安石自己。后来哲宗初苏辙攻击吕惠卿时曾说“自熙宁以来所为青苗、助役、市易、保甲、簿法，皆出于惠卿之手”。其后《东都事略》也称：“方是时，建青苖、助役、水利、均输之政，置提举官，行其法于天下谓之新法。一时奏请，皆惠卿发之。”“青苗、助役，皆布与吕惠卿建议。”虽然这些都是从攻击吕惠卿、反对新法的角度发论，却也可见各项政策大多不是王安石创立的。刘子健先生说，王安石“未能发展出具有可操作性的经济理论，以直接处理许多具体的经济活动。事实上，他经常依赖于那些更熟悉实际经济状况的盟友的意见”。
至于王安石自己的财政理念，理财其实是为其整个变法的目的服务的，“盖聚天下之人，不可以无财”，财用充足是建立法度、保证各项措施顺利推进的必要手段；另一方面，他所谓“理财”，根本目标在于“国家本身的财政安全”，将国家利益置于作为个体的普通民众之上。其结果，是“国家财政的改善或许远超过给人民带来的利益”。那么，“不论新政在实现其目标方面取得了多少进展，它都被加之于多数民众的重税大幅抵消了”。
“富国”压倒“致治”，手段与目的的倒错，现实与理想的背离，使王安石变法终究走向了自己的反面。
（作者为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