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节气在江南》 袁瑾 萧放 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
【著书者说】
“花木知时令，鸟鸣报四时。”大自然中，动物的蛰眠、复苏、始鸣、繁殖、迁徙，植物的萌芽、长叶、开花、结果、凋落，还有冰霜的凝结、消融等都随着时令而动，周而复始，于是它们本身也就成了季节轮换的标志，被称为“物候”。
在漫长的原始社会，以物候确定时间的方法被广泛地运用于渔猎和早期农业生产中。古人将自己长期对植物、鸟兽、昆虫以及天气现象观察的经验纳入二十四节气体系，用以补充标记节气的物候征象。每个节气都有明显的物候标志特征，细分为“三候”，七十二“候应”。二十四节气与七十二候应是季节气候变化时段性的标志，其开始和结束的时间则在这一套时间认知序列中确立了精确的节点。
人间芳菲最应季
物候是自然的语言，节气物候将复杂的气候变化、线性的时间概念转化为生动可感的生活现象，令节气呈现别具一格的自然之美与精神气质。
比如惊蛰到来，大地回暖，雷声起，惊醒了土里蛰伏的昆虫，自然的生命力破土而出。惊蛰三候为“一候桃始华，二候鸧鹒鸣，三候鹰化为鸠”。不仅虫蚁醒来、黄莺鸣叫，也催开了烂漫的桃花。桃是春的使者，《诗经·国风》“桃之夭夭，灼灼其华”的诗句被吟咏千年，“人面桃花”的爱情传奇至今仍被津津乐道。及至春分，绿色铺满郊外乡间的田野，各色野菜都冒出了头，一棵挨着一棵，细嫩鲜绿，招引得踏青的人们忍不住剜上一兜。此时，人在自然中，步子是轻盈的、内心是舒畅的。
清代时，江南地区还流传着一首《春字歌》，通俗亲切、朗朗上口，歌词为：“春日春风动，春江春水流。春人饮春酒，春官鞭春牛。”连续八个“春”字，音韵流转之间，颇有春之灵动。
人间芳菲最是应季，于是便有了“二十四番花信风”的说法。一番风来，吹开了应季的花朵，人们从中挑选花期最准确的一种作为这一节候的代表，称为“花信风”，意即带来了花开的讯息。古人以五日为一番，三番为一节气。每年从小寒起至来年谷雨终，八个节气，便是“二十四番花信风”。梅花为首，楝花为终，各季缤纷，颜色不同。其中小寒花信为梅花、山茶与水仙，梅花虬枝回旋、姿态高洁；山茶叶翠花艳、生机盎然；水仙花香浓郁、风姿绰约。三九寒天，风至而花有信，为萧索的天地添上色彩。
生活旨趣渐次生
二十四节气是古代先民在观察天文、物候，感知自身变化，记录农事生产、社会生活过程中建立起来的一套独特的时间制度，是天文、物候、人事活动共生共融的综合性知识体系。在传统农耕社会中，它被视为可以依赖的时间框架，某种特色花卉植物的出现、天气的变化以及虫鱼鸟兽的迁徙等被认为是相应节气点上“理所当然”出现的事实。由此，物候与人们生活生产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并成为一种有意味的形式存在，在社会运行的律动中被赋予了生活之美。
这一生活性的审美体验，是在历史上形成的生活习俗中蕴含的趣味与情感认同，是生活世界内部孕育的生命力。人们从自然中获取资源，同时也将细腻的情感、质朴的生活企盼与愿景融入其中。
每年立秋前后，农人们忙起来“晒秋”，在屋前房后、屋顶平台择一处空地，陆陆续续晾晒田间收获的菜蔬谷物。彼时，红色的辣椒、金色的皇菊、黄色的玉米、酱色的干菜、绿色的油茶果等等，被铺在晒匾里，晾晒于阳光下，从各家各户绵延开去，仿佛一幅幅油画，色彩浓郁得化不开，好年成的喜悦如水波般地荡漾开来。同时在草木之美的基础上，生活的情趣也渐渐生长起来。
再如江南的小暑“三白”——栀子花、白兰花与茉莉花。花朵被沿街叫卖的阿婆细细地摆在篮子里，又香又白，仿佛祖母幽深厅堂中飘出的气息。女孩子们用麦草编了寸把长的小灯笼，将茉莉花置于其中，或装成小花篮，挂于闺阁之中，得枕席生香、氤氲伴梦。于是时间不再是单调的数字，而是一段段有情节的时间故事，帮助人们协调着与自然的关系，生活亦充满了欢愉与旨趣。
还有清明，此节在春分后第十五天，阳春三月，天地明净，人们游冶踏青，奔向野外，上坟祭祖、挖春笋、采野菜、放风筝，自然万物与人都萌发出勃勃的生机。
人与物候的紧密联系，还集中体现在其危机预警功能上。农人传统“测天占候”，以为物候异常可以用于警示某种自然灾害，以便做一些防范措施，由此产生了不少农谚。比如“水淋春牛头，农夫百日愁”，意指立春日举行“鞭春牛”仪式时若是下雨，这年会发生春旱。还有“立夏雷唱歌，早稻害虫多”等等。此时，节气不仅仅是单纯的时间关口，物候亦不单单是自然的物象，而是承载着人们基于生活直观感受而产生的情感投射。
文化哲思缘此来
作为节气形态符号的物候，其内涵在人们周而复始的生活中不断得以强化与拓展，并逐渐脱离具体的自然场景，成为心灵化的文化符号，融于各种习俗、传说、仪式、游艺中，代代传承。
譬如记载中，梧桐被视为秋的报信者。明人张岱在《夜航船·秋》中认为此种说法源于古诗“梧桐一叶落，天下尽知秋”。“梧桐报秋”曾经是一种宫廷仪式。《梦粱录》卷四记载，当时都城临安皇宫内种植了梧桐树，立秋日，太史官身着华服，手持朝笏，到了立秋交节的时辰，抑扬顿挫地高声奏报“秋来了！”，在震荡的声波中，“其时梧叶应声飞落一二片”，甚是应景。南宋布衣诗人刘翰久居临安，写下《立秋》一首，其中有句云：“睡起秋声无觅处，满阶梧叶月明中。”梧桐有灵性，能“悟秋”并知时令。
还有一种冬至唱“数九歌”的游戏，将隆冬到阳春各种物候现象尽归其中。这种游戏指的是，各地从冬至开始进入最寒冷的一段日子，从此日数起，“至九九八十一天而寒尽”，称为“数九”，俗称“连冬起九”。“数九歌”多录当地民众惯习之物候气象，以记寒暑，因此各地唱词内容也不尽相同。《清嘉录》记载苏州一地歌云：“一九二九，相唤弗出手。三九廿七，篱头吹觱篥。四九三十六，夜眠如露宿……八九七十二，猫狗躺渹地。九九八十一，穷汉受罪毕。刚要伸脚眠，蚊虫獦蚤出。”《数九歌》朗朗上口，亲切自然，“九”是至阳之数，自带“一阳贺冬”的寓意，歌谣与“九”相连，即为吉祥，便取此意。音韵流转之间，严冬至阳春自然变化的图景徐徐展开。
带有民间意蕴的物候符号也受到作家的喜爱，是传统诗词歌赋、话本小说创作的重要资源。在作家个体创作意识与集体情感共振的过程中，节气的物候审美感被提升到新的高度，成为高度凝练的文化审美符号。比如霜降一过，漫山的枫叶便如火焰一般点燃了深秋的绚烂，应了杜牧“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的感叹。
古人观察自然，从天象、物象中获得智慧，将草木、鸟虫等物候符号应用于耕耘稼穑和日常生活，成为二十四节气时间制度的重要内容。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与文化传承中不断演变、凝聚、升华，进一步转为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成为中国人特有的民族文化符号、审美对象以及地方传统，在一代一代人的生命时间过程中发展为重要的精神财富。
即便在喧嚣的今天，其中蕴含的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观念依然十分重要。因为无论过去、现在亦或未来，人始终生活在宇宙和自然的节律之中。当下，节令趣味与物候之美的传承，即是要在新的文化环境中，汲取传统文化资源，重塑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回应人们文化认同、归属感缺失的焦虑，从而生成新的生活文化、审美文化，由此转变为文化自信与人生福祉。
（作者：袁瑾，系杭州师范大学文化传播与文化创意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