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法与诗境：汉诗艺术之破析》，[美]蔡宗齐著，中华书局2021年10月出版，78.00元
蔡宗齐先生最近在中华书局出版著作《语法与诗境：汉诗艺术之破析》，值得中国诗歌研究爱好者关注。在该书导言第5页，蔡先生写道：“本书的句法研究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传统句法（即古代批评家对诗句语序关系的讨论）进行梳理分析。二是运用以时空-逻辑框架为坐标所建立的现代句法理论，分析汉诗不同诗体中两大类句子的使用，一类是时空-逻辑关系明显清晰的主谓句，另一类是时空-逻辑关系有严重断裂，呈现非主谓关系的句子。这类汉语中特有的非主谓句被赵元任等汉语语言学家称为topic+comment sentences，在汉语语法书籍中通常译作‘话题句’，本文将之译作‘题评句’，以强调这类句型由‘题语’和‘评语’两部分构成，而两者之间逻辑及时空上的裂缝正是诗人抒发情感，唤起读者想象与参与的空间。”
笔者拜读蔡先生大作，认为此书核心观点正在于题评句研究。在此想从三方面分析该蔡先生题评句研究的独特价值。
第一方面，是题评句研究的诗学研究价值。题评句是蔡先生研究中国古代诗歌的一个重要切入点，由此可看出他对前人研究的补充与开拓。因为诗学话语与文化语境的转变，中国古代的论诗方式与现代论诗方式发生了极大变化。古代崇尚感悟，故而古人谈论诗歌句法多是从感悟的角度着眼，作为一个文化范围内对话非常充分的诗人或诗评家之间不必解释太多，自然心领神会，能体会其中妙处。清代学者吴乔著作《围炉诗话》中，有关比兴与虚实的讨论就是一个体会妙用的具体例子。书中提及的文人们心里极为清楚，赋比兴有何差异，其中活句虚句有何功能。然而，在我们进入现代学术研究体系以后，就要去分析这些修辞手法的异同之处。以前学界的诗歌研究，大多从音律角度入手分析，比如说《汉语诗律学》《诗词格律》，谈平仄，谈粘对，谈对仗，谈起承转合，实际更加关注节奏和音律方面的因素。
因此，许多学者在开展诗歌研究时，可能会觉得技法是技法，格律是格律，但是与诗境诗味，依然还是隔着一层。蔡先生用题评句着手研究诗歌，就把诗法和诗境直接相通，而尤其重视着力分析语义层面，从而找到打通诗歌技法与诗歌意境的有效途径，把音律和意义内涵，意境的构造，特别是把空间概念引入学术讨论当中，这种研究进路，极大地拓展了学者论诗的视野，也补充了现有的诗歌研究。前人研究多数关注体式体貌，分析得极为充分，似乎已无更多发挥拓展余地。例如，许学夷在《诗源辨体》中把每种诗体的典型体貌做出极为充分的概括，但他并未有分析其中缘由。蔡先生在此部著作中采用题评句作为切入点，进行具体的语义分析，就有效解答了“为什么”的问题。这种方法，有利于对于诗歌的整体，以及它构成整体的每一个部分的关系开展分析，从而辨明其中意义，从而达到古人和前人研究未能达到的深度。
第二方面，是将题评句研究用于对古代诗歌研究的原创价值。蔡先生此书对古代诗歌的研究进行了一种原理性的总结。实际上，中国古代诗论著作中真正能够被称为原理性诗论并不多。严羽的《沧浪诗话》包含有很多技法成分，而叶燮的《原诗》大概可以算作是原理性诗论。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在于原理性总结都具有极高的概括性和抽象性，难以涵盖不同朝代的诗体变化。题评句研究的难度之大，一方面在于其研究范畴覆盖了所有的中国诗体，从四言诗一直到小令，另一方面在于通过题评句这个一以贯之的核心要素，能够理清整个诗体变化的过程。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这个抽象理论化的过程中，难免会有一些例子无法被概括在一般规律之中。这种例外，其实是学术研究中常常存在的现象，从而也表明题评句的研究学术空间很大，需要进一步进行细致充分的探索和论述。
但是，笔者认为，能够对于一个范围极广的研究对象，抽象概括出相应的原理性，这实际上体现了学者研究的高度，极为难得。当年程千帆先生曾经有此说法，认为古代文论有两种研究。第一种是古代文学理论的研究，探讨的是古代人所讨论的文学理论，换言之，是古代人的诗文批评与诗文理论。第二种研究，则被程先生称为古代文学的理论研究，从古代文学当中直接概括出我们所发现的理论，这个理论不是古人的，是近现代学者所发现的，比如程先生的著名论文《论“一”与“多”的关系》，就是他本人从大量的古代诗歌文本分析中概括归纳出来的，是典型的今人对古代诗歌的理论研究。在我看来，蔡先生对题评句的研究，就是程先生所说的第二种理论，具体而言是对古代诗歌的理论研究。当然，正如蔡先生在其导言中所表明，题评句是赵元任先生首先发明和使用的。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赵元任先生作为一位语言学家，并没有把题评句推广到诗歌研究中去。可见，蔡先生的这个研究依然具有原创性。
题评句研究第三方面的价值，在于对学术研究不同领域的跨越性。在笔者看来，题评句的研究，还有主谓句的研究，实际上都是话语转换的重要尝试，体现了学术研究的水平。在面对不同时空的读者群体时，如果无法成功转换学术话语，对古人的解释也并无效用。蔡先生受过扎实的比较文学学术训练，在美国任教数十载，面对大量英语世界的读者和学生，因此必须采用这样一种话语转换和翻译的方式。这部研究也表明，话语转换和翻译不仅对不同语种之间的读者听众而言不可或缺，对于跨越古今的汉语阅读而言，也是极为重要的，否则也难以理解接受古代文学和古代文化。更重要的是，话语转换不仅仅是一个表层的语言问题，还牵涉到更为深入的学术概念与表述方式的问题。可见，在关注中西之间的跨文化跨语言差异之外，我们也要特别注意跨时代的中国文化古今差异问题。（作者系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