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年校刊的学生记者采访我，谈到学术研究对个人的意义，问我是不是以学术为生命，我说不，只是以学术为生活——“我们做学术研究，并不是把学术当做生命。学术研究就是一门工作，只不过我恰巧很喜欢这份工作。”我的确就是这么想的。
我很喜欢以学术研究为工作，它不仅能满足读书的兴趣，也满足了求知欲和创造欲。如果你觉得这个世界上的人很无趣，可以在书中看到有趣的人、有趣的想法；如果你有什么理想在现实中无法实现，可以在写作中施展身手。从这种意义上说，学术就是个人的乌托邦，当你受到现实的拘束时，学术研究恰似窗口的一方天空，可以凭眺宇宙的深邃，舒张思想的翅膀。
所以，学术适合那些永远怀有好奇心，不甘于重复平凡的工作，不能满足于缺乏新鲜感的日常琐事的人。学术如此，生活也是如此，好奇心是兴趣的导火索，兴趣是生活的动力，也是学术的生命力所在。一个在生活中缺乏好奇心，没什么兴趣的人，大概也不适合做学术研究，即使做也不会做得很好。说到底，学术也要有兴趣才行，求知欲的核心正是好奇心。
自2009年柏红秀来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做博士后以来，我认识她有十多年了。我眼中的柏红秀，正是不多见的兴趣广泛的年轻学人，性格开朗，喜欢运动，跑步、打羽毛球，更能打一手好乒乓球；有广泛的阅读兴趣，知识面甚宽，这使她能从容胜任传媒学院的电影课程，出版《世界经典电影文学导读》《闪光的人性——世界经典电影主题探析》《中国古典戏曲鉴赏》等教材；平时写诗写散文，运营公众号，总是充满活力的感觉。这种活力也洋溢在学术中，对自己感兴趣的问题，予以持久的钻研，付出勤奋的努力，在音乐和文学的跨学科研究中不断取得扎实的成果。出版《唐代宫廷音乐文艺研究》《音乐文化与唐代诗歌研究》《音乐文化与盛唐诗歌研究》三部专著，获评江苏省“青蓝工程”优秀青年骨干教师（2004年）、“青蓝工程”中青年学术带头人（2015），系列研究课题《音乐雅俗流变与中唐诗歌研究》（2014）、《音乐雅俗流变与唐代诗歌传播研究》（2021）两度获得国家社科基金立项，在同龄学人中表现突出。
柏红秀曾在李昌集教授指导下，以《唐代宫廷音乐文艺研究》获得博士学位；又从陈书录教授做博士后研究，出站报告题为《中晚唐音乐文化活动与文人歌辞研究》。昌集兄是我本科同年级学长，书录兄与我同出于程千帆先生门下，说来都有很近的学术渊源。柏红秀来文学所做博士后，以《音乐文化与唐代诗歌研究》作为出站报告，获得评审专家的一致好评。这些研究结成一条着力于探索音乐和文学关系的学术链环，搭建起唐代文学与音乐研究较完整的知识结构。这是吴瞿庵先生导源，任二北先生开辟的声诗研究在新时代的继承和光大。经过近二十年的努力，柏红秀以持之以恒的钻研，并借助于当今优渥的文献条件和近四十年学界丰厚的成果积累，终于在系统性、专门性和丰富性三个方面对唐代诗歌和音乐的关系做了较前贤更为深入的论述。尤其是在音乐文化的背景下，由乐人的视角考察唐诗和音乐的关系，研究唐诗的传播问题，开拓了唐代音乐和文学关系研究的一个新的层面。
最近柏红秀在社科基金课题成果的基础上完成了《音乐雅俗流变与中唐诗歌创作研究》一书，在唐代音乐雅俗消长的动态背景下考察中唐诗歌的新变，这是中唐诗研究的又一次拓展。中唐诗歌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逐渐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在唐宋转型的历史、文化视野下，学者们对中唐诗风变革的历史意义及与政治、思想、宗教、经学、科举等的关系做了较为深入的研究。相比之下，诗歌与音乐的关系则涉及较少，仅限于乐府诗涉及的问题。柏红秀从“安史之乱”对雅乐的破坏与肃宗朝对雅乐的复建入手，参照中唐时期南方音乐急速超过北方音乐、民间音乐全面超越宫廷音乐的现实，论述了诗歌在这一雅俗消长的流变中受到的浸染。尤其注意从宴乐之场音乐和诗歌的交集来分析当时诗歌的一些新变，包括乐器、乐舞、乐歌、乐人成为题材及由此带来的审美意识的变化。思路非常清楚，对资料的掌握和运用也很得当，整体上开拓了中唐诗的观照视野，让我们看到她多年来孜孜以求的勤奋和中唐诗研究切切实实的进步。
当然，学术总是在进步的，没有什么成果是完美的、终结性的。音乐史或文化史专家也许会从各自的角度提出不同的看法，但从唐诗研究的角度说，这部专著自有它知识积累和更新的意义。这也让我坚信，在知识积累和更新速度急遽加快的今天，随着国际间学术交流的日益频繁，研究条件和技术手段的不断提升，年轻一代的学术将超越前辈，是可以期待的。即使学问整体的深厚广博难以胜过前人，具体成果的专精是一定可以超越前贤的。为此，年轻学人在尊重、学习前辈之余，大可不必妄自菲薄，老耄学人也毋须感叹学问一代不如一代。否则学术还怎能进步呢？
柏红秀书稿授梓，以我忝为博士后合作教授，希望我写个序。我确实为她这些年学术的精进感到高兴，更为她生活得快乐而由衷地欣慰。希望这种快乐能伴随她长远。我要再说一遍，学术不是生命，只是生活，是学者生活的重要部分。而它之所以重要，就在于能给我们带来其他生活所没有的知性的、思想的快乐。在此我想用自己喜欢的顾炎武《日知录》自序的一段话来结束本文，并与柏红秀共勉：
盖天下之理无穷，而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达。故昔日之得不足以为矜，后日之成不容以自限。（作者系华南师范大学教授）
（《音乐雅俗流变与中唐诗歌创作研究》，柏红秀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即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