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本中诗集笺注》(全4册)，祝尚书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11月第一版，298.00元
吕本中（1084-1145）是宋诗发展中的重要人物，其所撰《江西诗社宗派图》直接促成了“江西诗派”概念的诞生，他高举“活法”与“悟入”的旗帜，发展和完善了“江西”一脉的诗学理论。吕本中存诗近一千三百首，是江西诗派中存诗数量仅次于黄庭坚的诗人，代表了江西诗派后期发展的新高度，扩大、丰富了江西诗派的影响。然而，江西诗派“一祖三宗”的“三宗”（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诗集，在宋代都出现了注本，均是“宋人注宋诗”的名作。而吕本中诗歌虽然数量巨大，成就斐然，其待遇却远逊“三宗”，迟迟未有注本出现，这与吕氏的地位和成就是不相称的。直至近年，市面上才出现校注之作。吕本中活跃于南北宋之交，一生漂泊辗转，交接诗坛人物众多，尤其与南方地域诗坛杰出诗人多有过从，与禅林诗人屡相接洽，生平事迹颇须详考；他学养深厚，出入经史，杂取百家，兼摄理学和禅宗，又能自加损益变化，思想内涵且待发覆；他的诗歌创作不同时期各有所精，对江西诗派“夺胎换骨”“点铁成金”之法多有运用，句法考究，律调婉雅，波澜宏富，情思绵密，诗艺造诣尤应阐明。这就对笺注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但要精熟宋史、宋制，还要颇通宋诗用事下字、点化锻炼之法。古注阙如，无复依傍，注好吕诗，诚非易事。
四川大学祝尚书先生在宋代文献与文学研究领域建树卓著，所撰《宋人别集叙录》《宋人总集叙录》已是学术经典，又曾校笺过卢思道、卢照邻、杨炯诗文集，精于笺注之学。新撰《吕本中诗集笺注》（以下简称《笺注》），爬罗剔抉，惨淡经营，精校文本，详作笺释，为我们理解吕本中及南北宋之交的诗坛提供了重要参考。如所周知，诗集整理校注之目的，一为提供准确可信的诗歌文本，二为扫除阅读诗歌之障碍，这就包括史实背景、职官地理、人物交际、典故词藻等内容的笺释，若能在此基础上适当揭示用事下字之源头、艺术手法之取资，则更臻佳境。祝先生此著庶几近之。
吕氏诗集现存两个宋刊本，目前市面所行诸本均以之为底本，但在参校本和异文的选择上则各有所取。对异文的校勘与选择，最能体现整理者的学术眼光，而非停留在简单罗列而已。《笺注》在校勘上，或列异文，或作判断，或据校改，皆得其宜。如卷一《用前韵寄商老》“双鬓共期他日白”，底本“共”作“只”，不但与前一联“只今江西二三子”重复，诗意也不甚通畅，更无“共”字所表达的吕氏与李彭（商老）之间的情感共鸣，故据《瀛奎律髓》所引校改，颇切意脉。又如卷二十一《郴州谒义帝陵》“墙颓雨带烟悲塚”，“颓”底本作“头”，与下句“炉冷”不对，以四库本“颓”字为胜，亦据改。而卷十八《教授郑国材挽诗》“暮霭千山重”，四库本“山”作“万”，校勘记言“似是”，则只作倾向性表达，不改原文，态度谨慎。诸如此类，所校多是。祝先生对待四库本的态度也值得赞许。他一方面判定四库本“阙漏错讹极多，加之以时忌大量改换字句，是十足的劣本”，同时也认识到“四库馆臣的校理成果”仍有参考价值。故而《笺注》对库本异文多有采纳，而对那些因违碍而被馆臣篡改的文字，则一律不列入异文，以免徒增篇幅。
在文本可信的基础上，《笺注》对疑难字词、所涉人物、诗歌句法都做了准确、精到的笺释，许多阅读中的难题得到了解答。如卷一《寄前镇西杨法曹》乃赞誉杨道孚“文章老更新”，特别是诗歌精于音律，所谓“双声叠韵俱难敌”者。至尾联“解道连蜷能几人”，“连蜷”何意？ 有注家引《楚辞·九歌》“灵连蜷兮既留”来笺释，将“连蜷”解为委婉曲折，诗意未畅，差之远矣。祝注引沈约《郊居赋》“雌霓连蜷”，王筠读“霓”为“五激反”而非“无鸡反”，以此笺注此句实谓几人能解杨道孚诗歌声律奥秘之意。一词之释，全诗意脉豁然贯通，洵为允当。又如《又寄无逸信民》“记取浮杯无剩语”之句，若将“浮杯”解作喝酒，则不免离题万里。祝注引《五灯会元》浮杯和尚事，“浮杯无剩语”才有了着落，精彩切当，真得其髓。诸如此类字词解释，非常切近文本意脉，绝非泛泛引证可比，尤非“字典注释派”“百度注释家”所能及，显现出作者极强的文本阐释工夫。
字词之外，对诗歌所涉人物的准确考订，是该书的又一大亮点。卷一《访晁进道归》注晁进道为晁损之，并进一步指明李朝军《宋代晁氏家族文学研究》和张剑《晁说之研究》相关研究成果可支撑，若将之解为晁说之则误；卷三《张袆秀才乞诗》据《研北杂志》详述张袆行履，又引李之仪集以补充；卷四《寄蔡伯世赵才仲》将蔡伯世行迹简要勾勒，并采用杨经华考订成果；卷十五《别后寄珪粹中》注据朱刚考订，解为释士珪；卷十七《赠人四首》注谓此四首所赠当为一人，并疑应吕稽中或吕坚中。这些人物考订在充分吸收学界最新成果的同时，又能贴近文本笺释，对准确理解吕诗及其交际网络非常有益。
《笺注》对吕诗的艺术手法也能有所揭示，这一点对于吕本中这样的诗人来说，非常必要。如卷三《寄颍昌诸叔》“旧游可数终难又，恶况虽多不厌曾”，笺注点出：“两句以副词‘又’、‘曾’置于句末，以求造句之新。”要言不烦。这样的句法，在江西诗派之前是很少见的，颇能显示出吕诗艺术的新追求。钱锺书先生在《谈艺录》中提及清代钱载“春好已知春老又，画人何不画花兼”一联，即是宋诗此类句法的回响。诗艺渊源的笺释，多注重对前朝经典诗人的溯源，这自然也是《笺注》用力最多的地方，如广引《诗经》《楚辞》《文选》以及唐人诗作以见吕诗下字用词源头，为理解吕诗提供了参照系。但诚如钱锺书先生在《谈艺录》中所言：“仅注字句来历，固宜征之作者以前著述。然倘前载无得而征，则同时或后人语自可引为参印。若虽求得词之来历，而词意仍不明了，须合观同时及后人语，方能解会，则亦不宜沟而外之。”对于颇喜唱酬，并互相激励影响的江西诗人来说，同时代诗人的作品也是其非常重要的艺术取资。《笺注》很重视吕诗与江西诸家诗作的印证，以见诗法趣味。如卷一《杨道孚墨竹歌》“十年笔意闭黄壤”注引黄庭坚“四君德音闭黄壤”，卷三《观张李二君酒》“张侯好诗如好色”注引李彭“鄙夫好诗如好色”，卷七《早至天宁寺即赵州受业院也》“谬传无字印”注引饶节诗“好与刻成无字印”，卷十三《次韵折仲古见赠》“江湖自称嵇康懒”注引黄庭坚“造物生成嵇叔懒”等等，都揭出了江西诸家诗法诗味的趋同性。有时也引后来诗人作品予以参读，兼显吕诗影响。如卷一《寄璧公道友》“酒肉如山放手空”注引陆游“春日春山放手空”，卷八《海陵夜作》“抚剑虽长酒杯窄”注引韩淲“但恐酒杯窄”，等等，均有助于理解吕诗意蕴及其流风余绪。
《笺注》还有一大附加价值，即为我们展示了南北宋之交诗坛生态的重要一隅。以吕本中为中心的诗人网络，在频繁的酬酢之中互相学习，彼此鼓励，诗风交互影响，并构成了大小不一、持续时间或长或短的地域性诗人群体，这些群体为吕本中撰写《江西诗社宗派图》提供了宝贵的实感经验，成为“江西诗派”概念诞生的触媒。比如学者关注过的大观年间“东”字韵唱和（参伍晓蔓《江西宗派研究》第三章第三节）即是显例。而《笺注》对这些酬唱之作，多能广引和作，详加勾稽，内在地呈现出南北宋之交生动的诗坛图景。
当然，《笺注》并非完美之作，就个人的阅读感受来说，有些注释尚可商榷。如卷一《春日即事二首》“强来庭下探花期”，注谓“此所谓花，指梅”，似无根据；卷三《张袆秀才乞诗》中“向吴亭”，据《瀛奎律髓》改“向”为“勾”，但检陆龟蒙七律《润州送人往长洲》“秋来频上向吴亭”，如取“勾”字，诗句则是三平调，不合律矣。又《唐音癸签》引《孔氏杂说》断“勾吴亭”为误。如此，则此字尚有争议，不妨一仍底本之旧。卷五《初夏即事》“多病日参篐桶话”，“日”字底本作“且”，句意通畅，对仗亦可，而据四库本改作“日”则与前联“晴阶仰日卧红药”重复，似不必。最后还有一点小小的建议，钱锺书先生的《容安馆札记》曾对吕本中诗歌有所评骘，有几首诗钱先生指出了吕诗艺术取资，如能吸纳，可益读者。如卷十《秋日即事》“世间那有自由人”仿陈师道“勤苦著书如作吏，世间枉是最闲人”，卷十二《连州阳山归路》“儿女不知来避地，强言风物胜江南”可参观陈与义“避寇烦三老，那知是胜游”等。这些线索提示，对更深刻地理解吕本中及“江西诗派”的影响关系，不无助益。
学界公认上海古籍出版社的“中国古典文学丛书”是“金字招牌”，《笺注》荣列其间，这块“金字招牌”又增加了含金量。《笺注》的出版必将进一步促推宋诗特别是“江西诗派”研究的深入。（作者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