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中国古代历史理论》“人民文库”版出版之际
《中国古代历史理论》（上、中、下），瞿林东主编，人民出版社2022年3月第一版，369.00元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之际，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人民文库”第二辑。三卷本《中国古代历史理论》（安徽人民出版社2011年初版）有幸收入其中，并于近日面世（人民出版社2022年3月版）。我作为此书的主编，尤为感动，深受鼓舞！ 由衷之言，不吐不快，深感守护和发展中国古代史学的理论遗产，步履蹒跚，走进历史理论任重道远。
一、如此丰富的史学遗产，怎能没有理论？
20世纪八十年代，西方史学理论著作被引入中国，在史学界、理论界广为传播，主要有卡尔的《历史是什么？》、克罗齐的《历史学的理论和历史》、柯林武德的《历史的观念》，以及巴勒克拉夫的《当代史学发展趋势》等等。这是改革开放带来的新气象，中国史学界能够广泛地接触西方史学理论的各种观念，由此激发起大家的思考。这是好的方面。但当时也出现一些负面的影响，一些出国留学归来的青年朋友误认为，中国史学“没有理论”，是“记述史学”。1986年在武汉举办的一个青年史学工作者研讨会上，青年朋友就向我表明这样的观点。作为应邀参会的中年学者之一，我只是表明：中国史学有如此丰富的史学遗产，不能没有理论！ 一些宏伟的历史著作如《史记》《通典》《资治通鉴》等，没有理论支撑，如何建构起来！ 但这个理论是什么，我说不清楚，这是史学史研究者的责任。在会上，我也讲到中国史学上有五次反思，每次反思都产生了理论上的代表性著作，但讲得浅显，而且都是关于史学理论方面，未能深及历史理论方面。面对这种情况，作为中国史学史研究者，我深感困惑，也深为愧疚。中国史学史本是一门年轻的学科，与中国哲学史、中国文学史研究相比，进展都要迟缓一些。尽管白寿彝先生在1962年发表了《谈史学遗产》一文（载《学步集》），其中重点谈到了有关“历史观点”研究的问题，但因十年动乱的阻隔，有关问题未能继续深入讨论。直到1981年，白寿彝先生再次谈到研究历史上的史学家历史观点的重要性，这才引起中国史学史研究者对历史观点、历史理论研究的重视，但在西方“历史理论热”的学术氛围之下，前者的声音还是太微弱了。
值得注意的是，1983年，《历史研究》编辑部编辑、出版了《建国以来若干史学理论问题讨论举要》一书，涉及的理论问题有：中国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分期问题、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分期问题、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汉民族形成问题、中国农民战争史问题、历史人物评价问题，等等。而后，齐鲁书社还出版了苏双碧主编的《建国以来中国近代史若干问题讨论举要》。应当承认，这两本书都与中国史学上的理论有所关联。
更主要的是，白寿彝先生在20世纪六十年代初发表的《谈史学遗产》的名作，首先就提出了中国史学遗产中有关历史观点的，所举出的大多与历史理论密切相关。1981年，白先生发表《谈史学遗产答客问》，进一步提出历史观点研究的问题，他指出：“关于这个问题，多年以来我们有个看法，认为马克思主义以前，历史观点都是历史唯心论，好像是一无可取。……二十四史，固然给我们留下了大量的历史资料，还给我们留下了不少的思想资料，留下了观察历史的方法，留下了写历史的方法，留下了许多专门知识。从历史观点来说，在二十四史里，在别的很多史书里，在不少有关史事论述的书里，都还是有进步的观点、正确的观点，可以供我们参考、吸取和发扬的。”（白寿彝：《史学遗产六讲》，北京出版社2004年版，第38-39页）白先生说的“历史观点”是一个十分广泛的概念，依我的肤浅理解，它可能是指历史理论的滥觞，可能是指历史理论的某一部分，或者就是指的历史理论而言。记得我曾向白先生请教有关杜佑《通典》自序所论从“食货”到“边防”之逻辑关系的那段论述，是史学家关于封建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对社会结构的认识呢，还是史学家对封建社会国家职能的认识呢？ 讨论的结果是二者都说得通，都属于理论上的认识。同时，我也想到阅读柳宗元的历史论文《封建论》，认识到其中包含对国家产生的朦胧意识以及国家政治制度之优劣的认识，等等。这些阅读、学习、讨论所得，都实实在在地感觉到中国古代史学中历史理论的存在，但终因没有进行深入的、系统的研究，无法清晰地表达出来。因此，面对“中国史学没有理论”的说法，愧疚与激励同在，心情很是复杂。
二、历史理论是深刻的，但它并不神秘
2002年，我申请了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的一个重大项目“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研究”，并邀请我的几位已经毕业的博士研究生与已经结业的访问学者作为项目组成员。这样做有两个益处，一是课题组学术思想比较接近，有共同的学术旨趣和学术目标；二是课题组成员年轻化，有活力。我和课题组成员经过反复讨论，从中国古代史学中抽绎出九个方面的历史理论问题。这九个方面的问题是：天人关系；人在历史中的中心位置；古今之变与历史运动轨迹；地理条件与历史发展的关系；民族和民族观；国家观念与政治大一统思想；历代兴亡之辩与历史借鉴思想；关于君主论；评价历史人物的理论和方法等。这九个方面的问题，不可能包括中国古代史学中所有的历史理论问题，而是我们课题组成员感到很有兴趣的、而且也是比较重要的几个问题。
在研究和撰述中，我们逐渐得到了两点认识。第一点认识是，历史理论是深刻的，但它并无神秘感。看来历史理论并不是高深莫测、难以企及的，它也不具有任何神秘之处，它就存在于历代历史著作或其他著作中。就以天人关系为例，随着历史的发展，人们对“天”的认识在不断变化，所以对天人关系的认识也在发生变化，进而从唯心主义思想体系转变为唯物主义思想体系；这个变化的积极成果，是人看到了自身在社会历史中的作用，使罩在历史变动之上的神秘面纱被彻底揭去了。古今关系也有特殊的意义，因为任何时代的人们，都有他们所面临的古今关系，怎样看待和处理古今联系，从正确处理古今联系中，人们可以获得什么经验和智慧，进而致力于当今历史运动。其中的理论认识，也可能是一个永恒的课题。他如地理条件和社会历史发展的关系，也是如此。
我们的另一点认识是，如何揭示中国古代历史理论自身的特质和风格，并用简明的语言即可概说。显然，这是一个更艰难的思考过程。对此，我们获得的认识是：特点之一，是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多种存在形式，即历史著作全书之序及其中某篇（卷）之小序与后论；历史著作、文集及其他各种著作中的史论专篇，如贾谊的《过秦论》《陈政事疏》、柳宗元的《封建论》、欧阳修的《正统论》、顾炎武的《郡县论》等；史论专书，如虞世南的《帝王略论》、范祖禹的《唐鉴》、孙甫的《唐史论断》、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宋论》、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等。
特点之二，是在这几种形式的史论中，不乏名篇名作，显示出理论的魅力：或对某一历史事件经验教训的总结，或对某历史时期政治形势的分析，或对历史发展中某一历史观念之重要性的评论，或对历代政治制度实行中利害的判断，都使人从中受到教益。概括说来，这种理论魅力在关于天人、古今、时势、理道方面的论述，尤其发人深思，从而获得高屋建瓴、总揽全局之认识历史的启示和方法。
特点之三，这是中国古代历史理论最鲜明的特点，即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存在及其表述，是章学诚所总结的“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章学诚：《文史通义·易教上》，叶瑛校注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页）。这就是说，“事”和“理”是结合在一起的。元代史家胡三省曾批评“经以载道，史以记事”的说法，认为：“夫道无不在，散于事为之间”，“道”与“事”是结合在一起的。章学诚所作的这一结论，极为精辟，这同他治史学而关注于“史意”有极大的关系。有人把章学诚比作唐代史家刘知幾，章学诚断然表明：“刘言史法，吾言史意……截然两途，不相入也。”（章学诚：《章学诚遗书· 家书二》，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92页）章学诚认为：“史家著述之道，岂可不求义意所归乎！”（章学诚：《文史通义· 申郑》，叶瑛校注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64页）他甚至认为，史学家的历史撰述，其中“事”与“文”都是用来说明“义”的，表明它的“史意”观是受到了孔子、孟子所说的“事、文、义”三者关系的影响的。由此可知，章学诚关于“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一则反映出中国史家之理论表达的风格，再则也是指出了这一风格的历史渊源。从“义”到“道”，再到“意”和“理”，它们并不完全等同，但也不缺乏联系，由此构成了中国古代历史理论之“未尝离事而言理”的历史传统和自身的特色。
三、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现代价值
2011年，《中国古代历史理论》（上中下）在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后，受到同行师友的积极评价。张岂之、宁可、田居俭、施丁、邹兆辰、乔治忠、于沛、彭卫、李振宏、马宝珠等先生都对本书作者给予热情的鼓励，肯定本书在以下几个方面的贡献：一是冲击了一个认识误区，令人信服地证明了中国古代是有历史理论的；二是填补了一个学术空白，即第一次对中国古代历史理论作了系统的梳理；三是实施了一个理论对接，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和中国古代历史理论在书中有很好的融合。有的学者还强调说，实践证明，研究者们结合中国古代历史运动的实际，悉心考察，对先人们的历史观念和话语体系进行梳理和分析，发现提炼历史理论，总结出“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的特点。实践证明，研究者们一旦认识和把握了这个特点或传统，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光芒就会冲击认识上的误区，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研究也会随之走进柳暗花明的境地。还有学者从学科建设方面评论此书说，编著者把以往未论证的类似假设性的见解，变成了经过详细论证而被证明了的科学结论，为中国古代史学史研究树立了又一座丰碑。十一年前的这些热情勉励的话语，在我看来，这既是对我们过去工作的肯定，也是给我们未来工作指明的方向。感佩之情，难以忘怀。
《中国古代历史理论》（上中下）“人民文库”版的出版，使我再一次陷入回顾与前瞻的沉思之中：回顾过往艰辛的探索历程，前瞻未来应该怎样努力。过往的探索所得，固然加深了我们对中国史学认识的深度，或者说打开了一个新的窗口，进一步认识中国史学遗产的厚重。那么未来怎样努力呢？ 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想到一位学者在评论此书时提到的一个问题，即要使中国古代历史理论同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建设对接、融合。是的，这是我和本书课题组成员应当努力去做的工作。当下，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的同志们都在积极致力于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三大体系建设，为创造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而发挥各自的聪明才智。怎样使中国古代历史理论获得新的生命力，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拥有丰富的历史资源，应是我们努力的方向。首先，必须对理论遗产作出鉴别，看看哪些理论问题业已定格在历史的方位上，不再可能转化为当今史学之历史理论的一部分了；其次，面对那些可以并应当融入当今史学的历史理论的部分，则要认真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工作。这种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具体要求是：第一，要讲清某一观念或某一研究成果所产生的历史时代和社会环境；第二，要指出这一观念或研究成果在何种意义上可以融入当今历史学学科建设。这是实现当代中国历史学之继承性、民族性的关键环节。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出版，只是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研究总目标中的前期成果，后面还有更艰巨、更有意义的工作要做。常言道：学无止境。诚哉斯言！（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