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府续集》（宋辽金元卷，全八册），郭丽、吴相洲编撰，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11月第一版，1113.00元
世上新学问之起，固然有很多是由于新材料的发现，但也有一部分并不依赖新材料，而是以现代学术眼光重新审视已有材料，从理论上归纳提升，从而成为一门新学问。乐府学就是如此。这门学问的学术基础，是宋人郭茂倩编撰的《乐府诗集》。该书是宋前乐府学研究最重要的文献，但其收诗止于五代，这让此后的乐府学研究受到极大限制。《乐府续集》（宋辽金元卷）的出版突破了这个限制，该书辑集宋辽金元乐府诗，以接续《乐府诗集》，全书共8册，三百余万字，皇皇巨著，规模空前。约而言之，其创撰之功有四：
一、搜辑之难，而能竭泽渔猎，臻于齐全
此书编撰的首要任务，即其《前言》所说的“搜聚篇什”。乐府文献，古来极多，正史（政书）乐志及其他乐府学典籍固然为一大宗，但别集、总集、类书、地志、子部杂纂、域外汉籍、敦煌文献等，所在多有。今人虽有电子检索之便，而乐府文献极具复杂性，又不是仅依检索即可成事的，非得下实实在在的考辨功夫不可，这也是本书编撰绵历岁月的主要原因。本书辑诗及引书甚众，是迄今为止最为完备的唐后乐府诗总集。要做到搜辑完备，除了依靠资料积累，扩大搜辑范围外，还与对乐府诗的理解大有关系。
首先，乐府内涵丰富，乐府诗的认定有难度。唐后乐府内涵不断丰富，宋词、元曲均名乐府，这无疑大大增加了认定难度。要认定乐府诗，就要明确乐府在宋元时期的具体内涵，否则就谈不上理想的认定。本书对此界定极为分明，书中只录齐言诗作，宋词、元曲均不在收录范围之列。但若《乐府诗集》已收乐府诗本为杂言，则宋元诗词中的同题长短句亦予收录。此外，乐府诗既有古题，又有新题。相较而言，古题易辨，新题难认。在新题之中，何者为乐府，何者不是，极难判断。比如唐人的乐府新题，对于宋人而言已是古题，宋代又有本朝自创的新题。有鉴于此，宋代的新题就既包括对唐人新题的拟作，也包括宋人自创的新题。对此，本书编撰者都做了细致分辨，且为宋辽金元新乐府辞各自制定了收录标准，充分考虑到了新乐府辞认定方方面面的可能性。这样就使得新乐府辞的收录有据可依，而通过这种科学依据认定的乐府诗无疑是可靠的。
其次，乐府文献形态复杂，乐府诗的搜集有难度。今人想要辑集乐府诗，如果不事先对乐府文献存在形态的复杂性有足够认识，也谈不上理想的辑录，想要广泛搜辑而无遗漏，更会沦为空言。宋元古籍中名为乐府而实非乐府、不名乐府而实为乐府或名为古乐府而实为新乐府者，比比皆是。这种情况，大大增加了辑录的难度，所以就得事先对乐府文献的复杂情况有深入了解和辨析，才能准确划定收录范围。本书在这方面是做得比较好的，编撰者除检阅《全宋诗》《全元诗》等总集外，对宋元时期书名为乐府或书中类名为乐府的古籍都有甄辨，查阅古籍多达千余种，同时对每个乐府曲调的使用情况及其衍生、变体也有梳理，这样就大大提高了辑录的准确性，辑录的结果也每每出人意表。如苏轼《东坡乐府》、元好问《中州乐府》虽均名乐府，但实为词集。宋人徐积《莫望草》，《乐府诗集》无此题，但诗人自序称之为乐府，当为宋代新题，故而收入宋代新乐府辞。杨维桢《铁崖古乐府》有《鸿门会》，此诗虽在古乐府集中，但实为元代新题，因此收入元代新乐府辞。再如宋人《促刺词》《促刺行》，首句均云“促刺复促刺”，与《乐府诗集·新乐府辞》中王建《促促词》首句完全相同，显然是由此衍生而来，故予收录。凡此种种，皆需经过严格考辨方可确认。
可以说，在作品搜集上，本书真正做到了竭泽而渔、收录齐全。书中搜集到的乐府诗数量之多、品类之众、用途之广，足以令人耳目一新，眼界大开，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改变今人对唐后乐府的忽视和误解。
二、编次之难，而能体例科学，便于查检
乐府诗散在诸书，想要汇总，只能依靠文献辑佚，而文献辑佚又是文献重编的一种，所以本书实为文献重编。对于以辑佚和考辨为基本功的文献重编来说，其科学性主要体现在体例和编次上，而这又都有赖于对乐府诗的科学分类和有序排列。分类不合理，排列不恰当，也就谈不上科学性。
编次科学性的首要表现是分类合理、体例完备。本书分类和体例一仍《乐府诗集》，将宋辽金元四代乐府诗各分十二大类。辽金乐府散佚严重，并非每类都有歌辞留存，即使有的类别歌辞不存，编撰者也列出此类并作说明，这样的处理显示出编撰者的严谨态度，也保证了辽金乐府完整面貌的呈现。此外，各大类有叙论，各小类有小序，各题下有解题，它们与十二类作品一起构成了全书的完整体例。全书以时代为纲，类别为目，纲举目张，无论何种诗题，都能各有皈依。所以尽管全书网罗宏富，却能不失统绪，自成体系。
编次科学性的另一表现是归类得当、排列有序。在作品归类上，本书将各代乐府诗根据《乐府诗集》已有题名和各类收录标准，分归十二大类。但编撰者对于具体问题又能做到具体对待，某题归入某类，还会综合考虑多重因素，不全以古为是。如卷一六《宋杂曲歌辞一二》首列《古意》，此题不见于《乐府诗集》，但《乐府诗集·杂曲歌辞》有《淫思古意》一题；《通志·乐略一》于《淫思古意》前，别列《古意》；卢照邻《长安古意》，《文苑英华》列入乐府；宋薛季宣《浪语集》置此题于乐府类。据此数证，将《古意》收归杂曲歌辞，又因宋人并无《淫思古意》的同题拟作，故而将《古意》置于《淫思古意》所在位置。这样的归类，理据分明，信而有征。在作品排列上，各题作品均按作者时代先后排列，同题诗作一律以诗人生年为准。诗题照录原题，原诗无题者方为代拟。凡衍生及变异之题，均排在原题之后。这样一题之下，诸格毕备，前后承袭演化之迹，创变之功，历历可见。所以全书作者作品虽多，却井然有序，极便查检。
三、考辨之难，而能严格鉴别，区分伦类，去伪存真
本书并非简单辑录乐府诗，而是贯穿着严格缜密的考辨。本书考辨的对象有两类：一类是作品重出、误归其他作者名下或作者不可考的；一类是《乐府诗集》所无而他书载为乐府曲名或乐府诗的。对于前一类，根据学术通则，编撰者做了科学处理。凡重出作品，均只录一次并作说明，因诗人跨越不同朝代而诗作两存者一律据生年归于前代；凡误入他人名下者，一律找到真正作者，归入其名下；凡未题作者且不能确考者，则不标姓名。对于一部大型总集来说，这些处理是得当的。对于后一类，编撰者针对所涉曲调的具体情况分别确定收录标准，严格审查，仔细甄辨，即该著《后记》所云“味《乐府》以严绳尺，审诗题而属鳞次”，并自始至终很好地贯彻执行。这样的标准和方法，为本书的质量提供了保证。
本书在考辨中不仅勾连各类古籍记载，而且充分吸收今人研究成果。如《仓前村民输麦行》，《全宋诗》卷一一八七作张耒诗，同卷又作吕本中诗，题辞皆同，显系重出，而《竹坡诗话》《宋诗纪事》均作张耒诗，故本书归于张耒名下。再如宋代相和歌辞中的《永熙挽词》，宋敏求《春明退朝录》作李南阳诗，《全宋诗》据此收在李南阳名下。而据胡可先《〈全宋诗〉琐考》，李南阳当为李兑，该诗当并入《全宋诗》卷一七八李兑名下,故本书亦录于李兑名下。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本书辑录的乐府诗极为丰富，除《乐府诗集》的同题之作外，还辑录出大量见于他书的乐府曲名和乐府诗。如宋代郊庙歌辞和燕射歌辞，为朝廷祭祀、宴享礼仪用乐，多为本朝新制，题名与前代不同，编撰者根据《宋史·乐志》的记载予以收录。再如《鹦鹉杯》一题，见于唐崔令钦《教坊记》，《乐府诗集》未录，宋元同题诗作本书予以收录。
可以看出，这些乐府诗的收录都不是可以简单直接辑录的，而需经过翔实的查证考辨，才能判断是否适合辑录，从而安排其归属。通过本书，我们可以了解到大量唐后乐府诗的学术信息，开展多样的研究。例如，从其品类的多少，数量的分布，即可看出当时乐府的发展趋势、各种曲调的施用实况及文人在歌辞创作上的前后差异，若是对其缘由作追溯深挖，即可写出好文章。
四、叙录之难，而能存古目录之体，辨章学术，考镜源流
根据余嘉锡《目录学发微》，吾国古目录之体制，有篇目、叙录、小序、版本序跋四种，篇目用于考一书之源流，叙录用于考一人之源流，小序用于考一家之源流。前三者本书都已用到，这项工作即本书《前言》所说的“绎解卷题”。在本书所做的辑录、编次、考辨、叙录四项工作中，以此项难度最大却最有价值，也最能体现本书的水平和成就。
本书实际上有两种叙录：第一种是每个朝代各大类的叙论；第二种是各小类的小序和各题名的解题。前一种的叙论是每个大类的总纲，扼要阐述各代各类乐府的起源、类别特征、创作情况、体制流变、选录理据、收录标准等，并清理该类乐府涉及的学术问题。后一种中的小序是对大类之下小类的概述，简要说明该小类乐府的基本情况；解题旨在说明每个具体题名的来源、含义、表演、流变等。
鉴于宋代各卷担负着发凡起例的任务，故本书于宋代各卷“发茂倩之深衷，纠前人之偏见，明取舍之准的，叙之较详。宋后各卷，叙论则简”（《前言》）。如卷三八《宋鼓吹曲辞一》，其下撰有一段千余字之叙论，论述此类乐府与汉唐同类乐府之关系，分别从音乐与文学两个角度详细说明两宋间此类乐府的行用情况。同时又为该大类下之小类《汉铙歌》单独撰一小序，再为小类下《艾如张》《上之回》《巫山高》等题，各作解题。每个乐府题名，首见之时均设解题。像这样，就是校雠、目录、辑佚、考辨四种功夫的有机结合。本书因此也是这四种功夫的结合体。
总之，本书是迄今为止最为完备的宋辽金元乐府诗总集，为唐后乐府诗研究提供了可靠文本，也为乐府学研究设立了新起点，对描述宋元诗歌史亦有重要意义。其价值不亚于《乐府诗集》，作为《乐府诗集》之续集，可无愧色。本书的出版，足证乐府学研究之方兴未艾，我们期待着以本书为依托的进一步的学术研究。
（作者为湖南科技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