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泽慧：译林出版社人文社科出版中心副主任，副编审。编辑作品有《中世纪之美》《思想史：从火到弗洛伊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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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戊戌变法失败，梁启超与康有为一同流亡日本，也在铩羽途中重新思考了自己的政治理念。舶来之制依靠什么才能栽培得活？文化的源头之水又在哪里？ 他在这一阶段转向传统与保守，虽依旧坚持改良，但是已经渐渐放弃“保皇”，而将目光投向了“新民”的培养。《德育鉴》便是他在这一时期取得的成果，从儒家传统文化的道德资源中汲取养分，重塑危难之际的国民修养，也为未来播撒下民智的种子。
刘东教授颇具慧眼，从梁启超的这一转型中，把握到他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中引申而出的关于传统的新见解，并以此为基础，围绕《德育鉴》展开了深层的解释与自由的发挥，焕发出这部百多年前德育手册之于我们当下的意义。
一、世俗世界的道德准则
梁启超所收录的儒家道德训诫，轻礼而重德。他略去了儒家传统中囿于时代条件的仪式性部分，更为注重接通普遍人性的德性修养内容，无疑在幽深处契合了当代西方伦理学中“德性伦理”路径，显现出儒家思想在当今世俗世界中历久弥新的价值。
《德育鉴》分为辨术、立志、知本、存养、省克、应用六篇，由言及行，由己及人，关注世俗处境下的人面对自我、志向、求知、修身、待人和行动等重大人生课题的德修要义，重新回应了孔子在轴心时代所阐发的根本人性处境：人们的居住环境由初级的农业社会向聚居性的城市环境转变，也由此使得人们进入了更为直接的世俗处境。
刘东敏锐地察觉到梁启超所拣取的这部分儒家思想的要义，它也是我们的传统文化直到今天仍旧拥有生机的奥秘：正是自我救度、充满主动精神的儒家思想，借助这一套教化伦理、提升人格的学术话语，激发和修养了社会成员的善良天性，保证了日常生活的道德判断，也维系住整个社会的纲常。它既是中国社会固有的黏合剂，也是一种至今有效的身份认同，其原因就在于，这种道德教育自身定位的是一种世俗化的处境。
二、文化交汇处的新出发点
梁启超之所谓“新民”，已然包含了他对于当时世界格局的体悟：这已经不再是一个可以闭关锁国的世界，所有文明都将在文化的交汇中得到重塑，并进而为这种交汇贡献自身的思想资源。
刘东在《德教释疑》中敏锐地捕捉到这一新气象。在他看来，《德育鉴》所汇编的儒家思想已经不再是简单的德育教条，而是包含了儒学在与佛学乃至西学的交汇中所生成的重叠意识。在这种重叠意识之中，我们看到了儒学的开放性，以及它对于文化交汇的包容性。它也为人生智慧的生长、人间社会的和谐留出了空间。对梁启超而言，它为当时处于深重危机中的中国文明开辟出一个“新民”生长的新原点；对刘东而言，这种重叠意识则构成了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交汇进一步深化之当下的一个新出发点。
传统文化的时读时新，既以原典的开阔意识为根本，也有赖后继阐释者基于自身时代所作的有益发挥。梁启超与刘东对于儒家道德的阐释与应用，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具有参考意义的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