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孔庙祭孔礼仪研究》一书，从汉唐曲阜孔庙祭孔释奠，到元明清北京孔庙祭孔祀典，紧紧抓住每一个历史节点；从释奠礼的迎神、初献、亚献、终献、彻馔、送神、望燎，到乐舞、服饰、释奠规格，详细描述每一处仪程枝节，洋洋洒洒45万字，道尽北京孔庙七百余年公祭孔子的历史沧桑。
孔子是中国的至圣先师，是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象征。每逢9月28日孔子诞辰日，全球华人都会在各地孔庙举行祭孔释奠礼。最早的国家祭孔祀典，可追溯至西汉时期。汉高祖十二年（前195年），汉高祖刘邦在曲阜用太牢之礼祭祀孔子，封孔子第九代孙孔腾为“奉祀君”，专门主持孔子祀事。曲阜孔庙成为祭孔祀典的专有场所。东汉汉明帝永平二年（59年），诏令太学及郡县学皆祭祀孔子，从此祀孔成为全国性重要活动。元大德十年（1306年），北京孔庙建成，这处庙学一体的古建筑群，承载起历代皇帝祭祀孔子的重要功能。元、明、清时期，北京孔庙的国家祭孔祀典持续不断，这里巍然屹立的绿瓦红墙、苍槐古柏都是鲜活的历史见证。
新中国成立后，祭孔仪式一度沉寂。恢复祭孔活动，成为北京孔庙工作的重中之重。2009年，刚参加工作的常会营博士，跟随北京孔庙的吴志友馆长和其他同仁全身心投入到这项工作中。常博士先后在北京师范大学周桂钿先生、张奇伟先生门下攻读硕士、博士学位，基本功扎实，曾经做过元、明、清释奠礼方面的研究。北京孔庙欲参照的是明代嘉靖释奠仪程，常博士便将所学运用到实践中，与同仁整理编写释奠仪程，以及指导排练悬乐佾舞。在多方努力下，2010年孔子诞辰日，恢弘的祭孔大典重现北京孔庙，成为当时京城的一大盛事。其后，常博士历时十年，将前期祭孔史料积累，和亲身参与祭孔大典的经历相结合，著成《北京孔庙祭孔礼仪研究》一书。本书的内容从汉唐曲阜孔庙祭孔释奠，到元明清北京孔庙祭孔祀典，紧紧抓住每一个历史节点；从释奠礼的迎神、初献、亚献、终献、彻馔、送神、望燎，到乐舞、服饰、释奠规格，详细描述每一处仪程枝节，洋洋洒洒45万字，道尽北京孔庙七百余年公祭孔子的历史沧桑。
本书采用国家祭孔通史与断代史（北京孔庙元明清祭孔礼仪）相结合的方式，针对三个方面的问题展开研究：
首先，对先秦至明清时期的国家祭孔释奠礼进行历史溯源。《礼记·祭统》：“礼有五经，莫重于祭。”礼有吉、凶、军、宾、嘉五礼。吉礼即祭礼，包括祭天神、祭地祇、祭人鬼三种，意在祈神、求福、报功，是国之首等大事。故《左传》言：“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荀子·礼论》云：“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尊崇先圣先师，是治理国家的根本。祭祀先祖、君师，属于祭祀人鬼之列。本书指出，“祭孔，因为孔子是人，所以基本等同于祭祀人鬼。”
释奠礼，乃祭奠先圣先师的礼仪。古代天子出师之时，先祭天，事告上帝；其次祭祖，受命于祖；有功而返回时释奠太学，告祭先圣先师。根据孔颖达《礼记正义》记载，“国无先圣先师，则所释奠者当与邻国合也。”意思是说，如果一个诸侯国没有先圣先师，当与邻国合并祭祀。因鲁国有孔子，以孔子为先圣先师祭奠之，这是“祭孔释奠礼”的由来。孔子去世，鲁哀公祭奠孔子，诔文曰：“旻天不吊，不慭遗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茕茕余在疚。呜呼哀哉！ 尼父，无自律。”（《左传·哀公十六年》）因鲁哀公为一国诸侯，并非天子，所以不能称为国家祭祀。真正的国家祭孔释奠礼，自西汉起。西汉以后的历代皇帝，都将孔子奉为先圣先师来祭祀，汉平帝追封孔子为“褒成宣尼公”，隋文帝尊“先师尼父”，唐太宗尊“宣父”，唐玄宗加封“文宣王”，宋真宗加封“至圣文宣王”，元成宗加封“大成至圣文宣王”，明世宗尊“至圣先师”，清世祖加尊“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又改称“至圣先师”。本书指出，“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就上升为一种国家统治思想，称为经学。从汉代开始，一直到魏晋、隋唐、宋元明清，祭孔基本上是一种国家祭祀，皇帝亲自祭祀，或者派遣国家重要官员来祭祀。这里面有很强的政治教化色彩。古代孔庙祭孔是‘儒学经学化’‘儒学制度化’的重要内容及体现。而现在，这方面可能就弱化许多，其意义更多是一种对先圣先贤的敬仰。”
其次，对北京孔庙元、明、清时期的祭孔祀典进行比较研究。根据《钦定国子监志》记载，元、明、清三代一共有十九位皇帝参加过祭孔释奠，释奠次数达到四十三次之多。就释奠人数来说，明代最多，几乎每位皇帝都参加过祭孔释奠；就释奠次数来说，清代最多，其中乾隆帝十一次、嘉庆帝六次、雍正帝四次。可以看出，元明清三代对先师孔子及其儒家思想是非常重视和推崇的。明代以后，礼数日渐加隆。《大明会典·朝仪》规定，拜见君上行五拜礼，百官见太子行四拜礼，见父母行四拜礼。永乐四年（1406年），永乐帝参加祭孔释奠，服皮弁，行四拜礼。明成化帝时，祭孔乐舞由六佾，增为八佾。《春秋谷梁传·隐公五年》：“天子八佾，诸公六佾，诸侯四佾。”明代祭孔，达到了最高规格。
目前，北京孔庙的祭孔大典、韩国的孔子释奠大祭均依照明制，尊行“三献”“四拜礼”，采用“八佾舞”。然而，孔子生前为大夫身份，有些人对祭孔采用天子规格的“八佾舞”存有争议。本书认为，“虽然孔子生前位仅从大夫，但其卒后却经过历代皇帝的追封，已非大夫之身份，从‘文宣王’到‘至圣文宣王’，再到‘至圣先师’，特别是在清代光绪年间其祭祀规格被升为大祀，则已经达到皇家规制。所以，笾豆各十二，乐舞用八佾，亦不能简单称之为‘僭越’”。除本书观点，另有理由可以辅之。《礼记· 礼器》有言：“礼，时为大。”现代社会注重身份平等，无高低贵贱之分，古代时平民不许着黄衣紫袍，现在人人皆可穿，同样，“八佾舞”在今天已经失去了政治含义，只是一种文化艺术表现形式，所以不必纠结“八佾舞”是否符合孔子身份，与时俱进即是合理的。《礼记·檀弓上》又言：“祭礼，与其敬不足而礼有余也，不若礼不足而敬有余也。”这是孔子说过的话，他认为在行祭礼时，敬意第一，礼仪第二。今人采用“八佾舞”祭祀孔子，重在表达对先师孔子的最高敬意，这是可以理解的。
最后，对祭孔的时代价值进行辨析。对于现行的祭孔大典，社会上存在一些看法和问题。一方面，有些人质疑如今的祭孔大典完全照搬封建王朝的祭孔模式，是否适合新的时代？ 本书的立场是：“后代皆因于前代，传统可以连绵延续。我们现在之所以能对古人的思想和礼仪制度进行研究，正是这种延续传统的体现。”另一方面，有些人将祭孔大典视为一场简单的古代乐舞表演，而不知其深层的文化意义。本书指出：“举行祭孔释奠大典，可以起到敬仰圣贤、报本反初、崇德报功的教化作用，同时也有利于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文化向心力，增强国人的文化自尊、文化自强和文化自信。”当然，除此之外，祭孔还存在更多方面的时代价值，最重要的是彰显中华文化中的人文主义精神。儒家思想以人的价值为核心，讲求在礼仪生活中实现人的尊严，获得尊敬，培养丰富的道德情感，达到社会的和谐稳定。通过祭礼，我们可以深刻体会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也能深切感受慎终追远的人文主义精神。
所谓“经礼三百，曲礼三千”。中国素有“礼仪之邦”之称，古礼系统繁杂精密，“礼，有大有小，有显有微。大者不可损，小者不可益，显者不可掩，微者不可大也”。（《礼记·礼器》）儒家之礼，大者可分为礼义、礼仪、礼乐、礼俗、礼制、礼教，小者可分为服饰、容貌、方位、步趋、揖拜、称谓，文字难以尽述。对于祭礼中的容貌，值得一提，可以作为本书的细节补充。周代有保氏一职，专门负责用礼仪匡正君王、教育贵族子弟。《周礼·地官司徒第二》：“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乃教之六仪：一曰祭祀之容，二曰宾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丧纪之容，五曰军旅之容，六曰车马之容。”学习祭祀之容，是贵族子弟的必修课之一。《礼记·玉藻》：“凡祭，容貌颜色，如见所祭者。”《论语·八佾》：“祭如在，祭神如神在。”综上可见，参加祭祀的人，所表现出的容貌颜色要像是真正看到了所祭祀的对象一样，持感恩诚敬之心，不可虚与委蛇。
祭礼的精神和要义，在于表达祭祀者对天地神灵的感恩诚敬之心。《礼记·祭统》：“天子、诸侯非莫耕也，王后、夫人非莫蚕也，身致其诚信，诚信之谓尽，尽之谓敬，敬尽然后可以事神明。此祭之道也。”天子、诸侯不是因为没有粮食吃才去耕种，王后、夫人不是因为没有衣穿才去养蚕；天子、诸侯亲自耕田主持祭田礼，王后、夫人亲自采桑喂蚕主持先蚕礼，这是为了表达对天地赐予衣食的感恩诚敬之心。同样，祭孔释奠礼是为了表达对先师孔子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修春秋，开创中华文脉的感恩诚敬之心。《礼记·学记》：“大学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古代大学开学时，要举行释菜礼，届时天子、诸侯或官员身着皮弁礼服，将水芹水藻放置在孔子牌位前祭祀，以引导学生践行尊师重道的优良传统。
从汉代至今，祭孔释奠礼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祭孔大典之博大恢弘，让我们忍不住赞叹古礼之尽善，以及礼乐相和之尽美。《礼记·少仪》言：“祭祀之美，齐齐皇皇。”祭祀之美,在于礼仪威严端庄,令人心生向往。周公制礼作乐，就是注意到人心容易受到外界事物的影响，而产生喜怒哀乐之情，所以制礼来引导人们的意志，作乐来调和人们的性情。祭祀所用的八佾舞，按照八行八列排序，六十四位舞者，手持翟龠，调节八音之声（金、石、丝、竹、革、木、匏、土），应和八方之风（东方谷风、东南清明风、南方凯风、西南凉风、西方阊阖风、西北不周风、北方广莫风、东北融风），将人带入“天人合一”之境。齐齐皇皇的祭祀乐舞，不是为了满足人们一时的耳目之欲，而是要引导人们走向身心平和、回归正道。《礼记·礼器》言：“礼交动乎上，乐交应乎下，和之至也。”《论语·学而》言：“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无论是古之礼乐，还是今之祭孔，大美尽在“和”之中。
（作者单位为山东社会科学院国际儒学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