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水照访谈录》，王水照/口述，侯体健/整理，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年7月第一版，68.00元
初识王水照先生，大概是在1998年5月袁行霈先生主持的北大香山国际汉学大会期间，其为学与为人风格的反差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读其文犀利敏锐，谒其人浑厚谦和，似乎应了简文帝所谓的“立身之道与文章异”。二十多年来虽有数面之缘，总是学术会议上的来去匆匆，未能从容受教，至今常以为憾。得到《王水照访谈录》的出版信息，遂立刻购买，并一气读完，大有闻君一夕话、胜读十年书之感。
此书由十二次访谈结集而成，时间跨度从2008到2020，是王先生年在桑榆的口述。范围大致有三：一是忆往事，二是思故人，三是论学术，但主题实际上只有学术。他进入学术之门的时间，如果从1955年考入北大中文系算起，经历了中国现代史上种种正常的、异常的、反常的事件，一个学者如何在异常、反常的环境中尽量保持正常，虽然王先生未多谈及，且出语平和，但还是可以给人以启示和帮助。我很欣赏克莱夫·詹姆斯的一句话：“如果不能记住所有的事情，我们至少应该知道自己忘记了什么。”（《文化失忆》）读此书，可以帮助我们抵抗遗忘，并让自己和一段段逝去的岁月重新建立联系，从而更好地面对当下。
六年前，周勋初师出版了《艰辛与欢乐相随：周勋初治学经验谈》一书，我曾经组织门下生学习讨论。当时就有学生说，读此书与读程千帆先生《桑榆忆往》的感觉大为不同。如果从后学者步趋前辈的角度来说，勋初师接受的教育属于现代教育，与先师千帆先生曾在“有恒斋”接受过传统教育的路径不同，所以，如果有意“复制”前贤的成功道路，那么，前者可复制，后者则难以复制。六年后的今天读到王先生的书，我想说，这又一次提供了可供复制的学术道路。虽然各人的资质不同，复制出的产品也会有不同色彩和不同质量，但只要愿意，就有复制的可能。王先生说到他与上一辈如钱锺书先生的差别：“老先生的童子功是十三经等古代经典……他们学问的底子就是从大量的、经典的文本着手，量非常大……我们的学术起点就是大学教学，真正的入门就是文学史。”（第40-41页）反忖自己，我的学术起点也只能从进入大学开始，虽然晚了王先生二十二年，讲授文学史划分的段落也还是一样的：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现代。毕业留校工作，忝为人师，也仍然这样讲文学史课。可惜只讲过前三段，所以文学史知识就不够均衡。我总是觉得，因为教育体制、学术体制的关系，向勋初师、王先生这一辈学者学习，其直接效用要优于向更老一辈学者学习，更不用说向古人学习。几年前南大古代文学专业博士生开题，有好几位同学以宋代文章为研究对象，其中一位提出：不知道该怎样研究古人文章。老友本栋教授脱口而出：“读书百遍其义自见。”从那位同学一脸茫然的样子观察，估计还是不得要领。这虽然是一句古人常说的话，却未必是一句普遍有用的话，尤其是对于“自中人以还”者。此话出自《三国志》中的董遇，后面跟着这样两句实录：“诸生少从遇学，无传其朱墨者。”可见其效果欠佳。在现代教育中，如何指导博士生撰写文章学论文，王先生就强调“带着一些比较宏观的理论观照去做这些具体的研究”，并且指示以朱刚的同类文章为参照（第206页）。既有方法又有样板，堪称循循善诱。
在对社科院文学所前辈学人的回忆中，本书集中在两位——何其芳和钱锺书，根据王先生的自述：“文学所对我影响最大的两位老师，一位是钱锺书先生，一位是何其芳先生。在具体写作能力的培养和锻炼上，我还是受何其芳先生的影响大一些。”（第45页）老友蒋寅教授曾经有个比喻，他说文学所高手云集，就像国家乒乓球队。用来对照王先生所在的文学所状况，倒是相当贴切。尽管如此，对他影响最大的就是这两位。而从能够“复制”的角度看，何先生的实际作用更大。何先生的特点是什么呢？ 主要就是“强调文学研究工作中理论、历史、现状的结合”（第10页），他“每年对新进所的同志都要讲话，都要讲研究方法，每年他都要强调‘三基’——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但每年讲法不一样，用的例子不一样”，并且总结道：“他这个方法对我们比较合适，我们不可能像钱先生那样，原来的学术积累深厚无比。”（第46-47页）我可以很负责任地说，任何一位称得上成绩卓著的学者，没有一个是不重视理论和方法的。钱先生、何先生是如此，王先生也是如此，虽然各自的理论资源未必相同。如果让我举出王先生受钱、何影响最重要的一点，我想说的就是这一点。
在访谈中，王先生多次对宋代文学研究的前景作出展望，并且对“理论”的重要言之再三：“如果说对文学史或者对于某一段文学的研究，我们没有大的理论观照，那么我们的文学研究整体水平就很难提高。”（第15页）“我一直在考虑，宋代文学研究应该要有‘理论性建构’，如果我们的研究完全是琐碎的‘创新’，陶醉在‘碎片化’的研究中，毫无重要的理论关怀，那是没有出路的。”（第163-164页）“我虽然年纪大了，但对新的学问非常向往，希望能够从新的视角，用新的思维推进相关研究。”（第200页）这是一位八十岁的老学者讲的话，但这种意气风发、充满进取的精神状态，说是一个青春的状态，也完全可以。
在今天，见惯了而立之龄的“躺平”者，我们更有理由说，青春不是仅以年龄来衡量的。说这句话的时候，我会想起先师千帆先生，其学术青春的“爆发”正是在65岁之后的二十年中。访谈录中也曾提到先师：“你们南大不是流传一句话么，说只要是程先生指出的地方，挖下去就有金矿。”（第257页）很惭愧，我虽然人在南大，却从未听过这句流传的类似“胡人识宝”的话，但先师“识宝”则是事实。其招收的硕士生、博士生中，就有好几篇学位论文题目是他给定的，如《唐代妇女生活与诗》（徐有富）、《黄庭坚诗研究》（莫砺锋）、《宋诗宋注纂例》（张三夕 ）、《宋元之际作家的心灵活动》（张宏生，以上硕士论文）、《江西诗派研究》（莫砺锋）、《大历诗风》（蒋寅）、《江湖诗派研究》（张宏生）、《北宋党争与文学》（巩本栋，以上博士论文）等，都取得了丰硕的收获，即为明证。王先生对先师很尊重，说“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南京大学的程千帆先生”，并且强调“他的理论素养深厚，所以他看问题就很深入”（第257页）。
他也关注学界新进的研究，即便不予苟同，语气也非常谦和，正如《诗·大雅》所谓“尚有典刑”。他还留意到南大两古专业的后辈学者如徐雁平、金程宇的论著，且不吝夸赞（第199、205页）。作为南大退休在即的老叟，我为王先生的这番学术公心而感动。
王先生重视理论在研究工作中举足轻重的作用，但也非常强调文献基础。他说：“‘大判断’必须从实证开始，从‘小结裹’开始。”（第17页）又说：“我在思考、探寻学理性建构的‘大判断’时，也始终强调文献整理是研究的前提和基础。”（第21页）其皇皇巨编《历代文话》的编纂就是一例。但即便是文献的收罗整理，王先生也有明确的编纂理念，而非重复“谢客集诗，逢诗辄取；张隲《文士》，逢文即书”（借用钟嵘《诗品序》语）的呆板思路，崇尚“应有尽有，应无尽无”的标准，这是一则文献整理工作中较为高超的标准。做文献工作的学者，广搜博取是其长，细大不捐就未必是长。王先生的这一编纂理念，想必受到钱锺书先生的影响，他在接受有关《历代文话》编纂的访谈时，曾引用钱先生给他信笺中的话：“学问有非资料详备不可者，也有不必待资料详备而已可立说悟理，以后资料加添不过是弟所谓‘有除不尽的小数多添几位’者。”所以在从事这项工作的时候，他“时常告诫自己，不要贪多，要体现出选者眼光”（第220-221页）。这样的“告诫”，在今天互联网发达、资料容易入手的情形下，是尤其值得我们引以为惕的。
鲁迅曾说：“学说所以启人思，文学所以增人感。”（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一部好书实在可以将“启人思”与“增人感”融为一炉，读此书就常能获得这种快乐。作为钱锺书先生的学生，王先生对钱先生非常敬重，前年专门出版了一部《钱锺书的学术人生》，访谈中也有两篇是专谈钱先生的，其他访谈也有涉及。在我看来，钱先生是当代世界学术史上伟大的天才，“事修而谤兴，德高而毁来”（韩愈《原毁》）是一件无可奈何之事。所以，钱先生既得到不虞之誉，也遭遇求全之毁，就属无法避免。王先生在访谈中对一些非议或误解有所澄清，既感人情怀，又能引人深思。比如对于恶劣政治环境下学者的操守，王先生举出了带有“私密性”意味的《钱锺书手稿集·中文笔记》中对章士钊《柳文指要》的批评：“此书与郭沫若《李白与杜甫》同意相类，均为逢迎主意之作。”（第143页）如果再结合其《管锥编》论“文德”所谓“竟陵王子良、梁武帝笃信轮回，而范缜无鬼，不改神灭之论；昭明太子、简文帝特赏陶潜，而刘勰、钟嵘谈艺，未尝异目相视；皆‘不赂贵人之权势’，可谓‘文德’”；又《容安馆札记》比较纪昀《眼镜》之用典工切，钱曾《秋夜宿破山寺绝句》中“莫取琉璃笼眼界，举头争忍见山河”之家国破碎，感叹“诗人不可无怀抱也”；以及对“约束整齐，俾才皆就范，思不出位，乃曰开诗书之禁，广言论之路，冀熊鱼之兼得，昧矛盾之相攻，充其量只是Die geordnete Meinungsfreiheit（案：译为中文即‘守秩序之言论自由’）耳”的讥刺，就更能看清其立场。
至于在学术上是否有体系，是否下大判断，学术界的误解就更甚。王先生在访谈中已经作了一些澄清（第16，294-295页），因为这还牵涉到宋代文学研究中“唐宋变革论”的“大判断”，所以我再谈些自己的想法。钱先生自己多次说过不追求理论体系，多谈具体问题，但他的话实在很难处处作死于句下的理解。他曾在给周振甫的一封信中说：“读拙著如‘鳖厮踢’，则参禅之死句矣。故拙著不易读者，非全由‘援引之繁，文词之古’，而半由弟之滑稽游戏贯穿潜伏耳。”所谓“鳖厮踢”，见载于《苏长公外纪》，苏东坡与司马光开玩笑，后者不明戏语，死于句下，东坡乃云“是之谓鳖厮踢”。不追求理论体系，未见得没有内在体系；好谈具体作品，未见得没有大判断。“唐宋变革论”是历史学界的“大判断”，对于文学研究不能说无用，却未必贴切。恰恰在这一方面，钱先生是有“大判断”的。《谈艺录》第一则“诗分唐宋”条云：“唐诗、宋诗，亦非仅朝代之别，乃体格性分之殊。”就是一则“大判断”，而这一“大判断”，乃立足于“就诗论诗，正当本体裁以划时期，不必尽与朝政国事之治乱盛衰吻合”。“体格性分”是传统术语，用现代文学理论的说法近似风格。为什么是唐宋而不是其他什么朝代？ 这需要一大判断；为什么根据“体格性分”为别，而不是以朝代区分，又涉及文学与时代的关系，也需要一大判断。如果结合钱先生《中国文学小史序论》《旁观者》等文，就可以看到他曾经反复宣扬这种“大判断”。又如关于文体嬗变，《谈艺录》说：“文章之革故鼎新，道无它，曰以不文为文，以文为诗而已……谓为诗文境域之扩充，可也；谓为不入诗文名物之侵入，亦可也。”再如其根本的文化观念，就是《谈艺录序》中揭橥的“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其说虽出自宋儒，但在文学/文化批评的实践中，国人视西方为一团，东西各有其文化本位；西人视中国作家为一律，全然失却其本来面目。所以钱先生一方面打通东西，从“异”中见“同”（因为讲“异”的人太多）；一方面辨析古代诗人作品，从“同”中见“异”（因为看不出“异”的人太多）。上述感想容或与王先生稍有异同，但也都是从其访谈中激发出来的“启人思”的结果，若幸而不以为谬，也要归功于其书。
王先生的这部访谈录精彩处甚多，有时只言片语，也能一语中的。比如在谈到《四库全书》的时候说，“收录的书籍在未涉及民族问题、国家问题的时候，它选用的本子都是当时最精善的本子，特别是在‘诗文评’这一类文献中”（第27页）。这是他编《历代文话》的体会，绝非信口开合。我在这里可以再进一例，赵与虤的《娱书堂诗话》二卷收在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中，广为人知。郭绍虞根据书目著录，另有四卷本和一卷本，他说“今传二卷本亦非足本矣，惜不得四卷本一证之也”（《宋诗话考》卷上），颇以为憾。十五年前，我看到了一明抄本，正为四卷，但与《四库全书》一卷本对校，则内容完全一致，所谓“一卷”实则未分卷，较《历代诗话续编》多出将近一半内容。今年凤凰出版社约我重新增订《稀见本宋人诗话四种》，《娱书堂诗话》也在增收之列，就拟以明抄四卷本为底本，以《四库》本参校。由此可见，《四库全书》“诗文评类”的版本，乃善本而非劣本，证明王先生之说坚卓不可移。
我读《王水照访谈录》，收获甚多，感想甚多，惟见仁见智，恐生误解。疫情未息，病毒多变，无法东游沪上，面聆雅教。爰草成小文，聊表敬意。（作者系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