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成为古代“东南第一州”和现代“东方品质之城”的深层原因，在于它具备了中华文明产生和延续的典型条件，秉承了中华文明的丰富内涵和聪明才智，代表了中华文化的优秀品质和经典遗存，保存并活化着中华文化的精神特质和生活方式。“杭州优秀传统文化丛书”（杭州出版社），经过国内各方专家作家们三年多的努力，108本全部面世。丛书图文并茂，分为城史文化、景观文化、遗迹文化、辞章文化、艺术文化、工艺文化、起居文化、风俗文化、名人文化和思想文化十个系列。
南宋在临安立足后，诸多历史条件集合，促使杭州成为中国文化转型的孵化地和加速器，“宋韵文化”的独特风采成为代表中国文化发展的高峰，对后世影响深远：宋代经济、政治、文化、科技和社会综合发展的崇高地位，包括南宋临安城（今杭州）的繁荣发展，使其成为世界重要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之一，为后世南北融合、中外交流提供了路径依赖；宋代体现在哲学、艺术、文学、工艺、科技、建筑、碑刻中的创造活力、生活情趣和审美品味，成为后世传颂、借鉴和不断追攀的目标；受宋代治国理政思想及典章制度影响，此后历代封建藩王几乎再无对中央政权构成威胁；宋代君臣、官民和官商关系中流行的仁义精神、平民意识和重商理念，成为后人称道、传承的理想价值；宋代建立的覆盖鳏寡、孤独、残疾、乞丐、弃婴和贫困人口等的官民合作的福利救济体系，对中国后世慈善思想和公益实践影响颇深。
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杭州传统文化起到了塑造筋骨、凝聚精神、催人勤勉、教人生活的引领作用。
“天人合一”体现为亲近山水的生活情趣。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的思想，建立在天象与人事彼此对应相互感应的认知基础上。古代杭州人生活在自然天成的山水美景之间，风调雨顺带来了富庶生活，勤于劳作又得以“有闲”，杭州人较早对自然生态有了独特的敬畏和珍爱态度：爱惜“自然之力”，长于提高效率的轮作，以让生产资料休养生息；珍惜“生态之力”，享受自然天成的生活状态，在烹饪、茶饮、中医、养生等方面做到了天人相通；怜惜“劳作之力”，善于边劳动，边休闲娱乐和进行民俗、艺术创作，做到了生产和生活和谐统一。如果说“天人合一”是古代思想家们的哲学信仰，“亲近山水，讲求品赏”，则是古代杭州人把“天人合一”理念转化为影响后世今生的生活实践。
“知行合一”体现为理性平和的生活态度。“知行”是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范畴。王阳明一生多次在杭州天真、万松、两峰和虎林书院讲学，他首倡的“知行合一”成为中国文化中强调知中有行、行中有知、知始行成、知行统一的经典理念。与杭州古来山川秀美、交通发达、工商繁盛、物阜民丰相关联，古代杭州人相对见多识广，具有理智冷静、守矩尊规、处事平顺、待人平和的思维习惯。待人接物时，善于理性客观地把己与人、人与物、家与国的关系处理得较为得体。不重虚名，习惯埋头做事；不怕独行，遇难敢作敢当。杭州人这种思维特征和做事风格，为中华“知行合一”理念的落地生根，给出了一种既“不温不火”又“风风火火”的联接路径。
“和而不同”体现为包容开放的城市风尚。“和而不同”这种求同存异思维方式的形成，既源于古代中国倡导的理想处世方式，也是黄河流域的华夏文明，在与少数民族南北交融、海陆并举的中外经贸和文化交往中逐渐强化的。这种南北融合与中外交往，在杭州体现得十分充分。杭州历史上经历了“永嘉之乱，衣冠南渡”、“安史之乱，流民南移”，特别是“靖康之变，宋廷南迁”三次北方人口大迁移；而随着隋唐以后杭州造船技术的提高，以及北方少数民族的崛起，海路贸易逐步取代陆路成为中外交往的主通道，两宋时期杭州成为中国对外通商的重要港口，与外国政府间的交聘、朝贡、互访，与商人、僧侣之间丝绸、茶叶、瓷器贸易及互访非常频繁。频繁交往培养了杭州人善于交流、宽松包容的性格，“和而不同”的中国古训，在杭州具体化为“精致和谐，大气开放”的集体性格。
“刚健有为”体现为“杭铁头”的社会性格。中华文化中“刚健有为”的思想，强调“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同时重视“刚毅”和“有为”的结合，所谓“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在长期与大自然的搏击中，也因为多次人口大迁移带来北方尚武之气，本来富庶自信的杭州人性格中，渗入了一种被称作“杭铁头”的精神特质。在杭州民间传说和历史典籍中，关于抗击海潮、筑堤镇潮、疏浚西湖、抵御侵略、执着做事、勤勉钻研的历史人物举不胜举。而这种“刚毅自强”，又是和“崇文温厚”的人文性格是联系在一起的，这使得杭州人的刚健有为，明显表现出当止则止、不走极端的的特征。
“仁义至上”体现为敬上接下的社会关系。仁义，是中华传统道德的最高准则，与“礼、智、信”合称为做人道德准则“五常”。仁注重的是待人，内涵是爱别人；义注重的是求己，法则在正自身。古代杭州人长期生活在崇文重道的人文环境中，养成了重视与他人和谐相处、友善合作的性格。这些行为习惯，可以概括为“崇文重道，敬上接下”的集体性格。“敬上”即杭州人善于调适人类最难处理的“上下关系”，官府相对亲民，做事认真，民众真诚信赖，真心服从；既有“上对下”的宽厚慈爱，也有“下对上”的理性尊从。延伸为“接下”，杭州人不仅善于处理与“朝廷”“家庭”的关系，还乐于关照“两廷（庭）”之外广阔的公共空间，遇到路人、弱者、有难者等，自觉伸出援手，习惯助人为乐。中国的慈善思想、荒政学说和最早的民间慈善联合体，在杭州都有丰富实践。
“无为而治”体现为民众自发的社会参与。杭州在古代中国较早出现了相对独立的市民意识和社会群体，从事工商业及相关行业的人员规模渐大，结构丰富。南宋时城市平民已多由商人、手工业者、饮服人员、演艺人员、士人及进城地主和近郊农民等身份组成；世俗性文化和市民消费主体较早出现，宋时在杭州的勾栏瓦舍、酒楼茶肆之间，反映民间喜怒哀乐、生活情趣的俗文艺创作极为繁荣；市民自助意识和自我管理能力较早得到发展，南宋临安有南北猪行、海鲜行、纸扇行等414行，每个行业的行会组织对业内履行规范行为、协调价格、保证服务、引导竞争的职责；产生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慈善家丁丙和最大的慈善组织杭州善举联合体，成为晚清城市社会治理的主体之一；市民阶层与官僚阶层的互动空间相对较大，杭州历史上官民、官商关系比较宽松和谐，这些都带有明显的东方文化色彩。
杭州的传统文化与中华文明血脉相连，这座闻名于世的宋代故都，曾是欧洲了解中国的标杆城市。这套“杭州优秀传统文化丛书”，无疑是重温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的一扇明亮“窗口”。
（作者为杭州市委党校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