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勘学大纲》（倪其心著）面世35年了，并且有了第三版。岁月荏苒，学术日新，《校勘学大纲》在北大古文献“校勘学”课堂上的“雷打不动”，似乎成了带有几分特异的景象。校勘学概论性著作的常规范式，是通过知识和现象让学习者了解古书中的问题及其由来、何种材料可助解决及如何获取，陈垣先生《校勘学释例》、程千帆先生《校雠广义·校勘编》、王叔岷先生《斠雠学》均是如此。而《校勘学大纲》则将相关知识纳入一个建立在科学逻辑基础上的理论框架，理论本身并不深奥，但借助这种基本逻辑，可以实现以简驭繁，面对纷繁复杂的分歧与混乱时抓住问题关键、深入探索、妥善解决的方法和路径。
在“校勘”的名义之下，有意或无意地以今律古、以己度人，替古人出修订本，是校勘之大忌，也是从古至今最难解决的问题。而它与科学校勘之间的界限，也最难划清，不仅波及古今校勘实践，甚至学术名家的探讨中亦可见淆乱，时下新的教材和概论性著作同样不能尽免。这不仅让初学者易生困惑，就学术本身的发展而言，也不无恶性循环的风险。
《校勘学大纲》（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开篇即明确指出，校勘“不可替古人修改文章”，强调“校勘古籍的目的和任务是存真复原，努力恢复古籍的原来面貌，提供接近原稿的善本”。它解决的是且只能是古籍流传中的讹误和变形。这一概念也成为全书所有理论、方法的根基。
《校勘学大纲》以方法论为核心建构理论框架，让抽象理论成为可把握、可操作的原则。不仅有“从方法论而言，校勘的一般方法的实质就是比较分析和科学考证”这样高度抽象的总结，更重要的是，其整个体系梳理了用怎样的材料和理论知识来比较、分析、考证，也着重回答了对于比较、分析所得，如何识别其价值意义，怎样才算科学考证。
“古籍重叠构成”的理论，是《校勘学大纲》最具特色的理论创新。阐述这一理论的第三章“古籍的基本构成和校勘的基本原则”，即其理论架构之核心。作为这一理论起始点的“古籍的基本构成”同样值得关注。《校勘学大纲》采取了类似于建模的方式，将书籍的本质清晰解构，为认识其初始状态提供了一个可触摸的原点，使建立可供观测的坐标系成为可能。
立足于此，校勘工作的对象、界限变得具体而清晰。以此为基础，《校勘学大纲》论述了什么才是真正的“存真复原”，如何有效地实现古籍校勘“存真复原”的宗旨和原则。“存真复原”不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可执行的理论与直观且具有可操作性的方法。“替古人修改文章”的校勘误区，不攻自破。
书中在分析介绍“陈垣的四种校勘方法”，梳理“校勘考证的理论依据”“校勘考证的材料依据”之外，特别从“校勘考证必须有科学的依据”的角度加以论述，就校勘考证的方法与依据，做出了独具特色的审视。不仅以“查考取证的材料必须审核可信”“查考取证的理论必须正确无误”对“科学依据”作出界定，更强调指出“校勘的目的和任务是存真复原，恢复古籍的本来面貌”。并将“内外证”概念引入校勘学，用于审视不同来源、不同性质的校勘材料，以解决如何看待比较所得、怎样才算科学考证这一关键问题。将区分哪些是古书曾经有过的面貌、哪些仅是后人的意见；哪些是作者时代可能对文本和内容发生的影响，哪些是古书走过的路上飘落的灰尘或雕琢的花朵，作为“去伪存真”的第一步，也具有为学习和实践开启一条明确可循之有效门径的实际效果。
相较于独有的理论创新，“校勘学史”“校勘通例”两部分是所有校勘学概论性著作的共有内容，但在前述理论架构之下，《校勘学大纲》依然特色鲜明。其“史”的动态眼光，包括对不同时期历史信息存留方式、不同类型史料的特质、不同校勘主体及整理目的与校勘面貌的关系，时代学术对古籍整理的实际影响诸方面冷静而科学的审视，以及综合的立体分析，从细节上捕捉学术演进的蛛丝马迹，将古代校勘与校勘学发展融入中国古代思想学术演变的宏大背景，让“史”的叙述不再是机械的知识堆累，有助于学生从更高层面认识中国古代的校勘传统与传世古籍的曲折历程，在前人功过得失之间了解校勘之学的内在规律，同时也为初学者掌握“古籍重叠构成”理论观点提供了直接的知识基础。
在“校勘通例”方面，《校勘学大纲》继承了王氏父子以降古今学者的相关探讨，又不停留于从知识层面对讹误现象、讹变规律进行梳理和呈现，而是将其置于“存真复原”原则之下，作出深层解读。其内容组织的内在理路是在默认学习者具备相应类推能力的前提下，将古籍致误原因与讹误现象之间近于排列组合的情形，进行了前详后略、减少重复的处理。既便于提高教学效率，也利于学生将注意力更多地放在古籍讹误的来龙去脉与分析方法、考证思路，不至于过多地耽于现象的迷宫。
将对受众思维特点、学习能力的评估，及在有限时间内最大限度实现教学效果的需求纳入考虑范围，亦是《校勘学大纲》重要特点之一。相较于中文系其他专业，古文献专业的同学在思维方式上往往更侧重于务实、求真，有重思辨、肯钻研、喜欢寻根究底、不惮挑战复杂疑难的显著特点。《校勘学大纲》偏重科学逻辑的探索考证的眼光和分析考辨的思路，则可与他们原有的问题意识、科学精神轻松接轨，从而最大限度地激发其探索欲望，并将之导入古文献学这一对他们而言还十分新鲜的领域。
作育英才，亦因材施教，也是这部教材始终不衰之重要原因。
客观而言，三十五年前的《校勘学大纲》在材料与信息上存在滞后，是无法回避的问题，甚至不可避免会影响其中的部分观点。桥本秀美《日文版前言》中已有清晰叙述。从教学的角度说，补充知识、丰富例证并非难事，新鲜生动的来自出土文献和早期善本的例子现在俯拾即是；完善、强化教材中的理论细节，并引导后续思考，亦属教师本分。加之“校勘学”的很多问题，至少到目前为止本身仍是“开放的”，这也正是《大纲》的优势所在。
本次再版的《校勘学大纲》最大限度地保留倪其心原著的面貌，借清人之言可谓之“以倪还倪”——以纪念这位底蕴深厚、诚于学术、思想颇具锋芒、正直磊落、谦冲包容的学者。也记录那个传统学术与新思维、旧文本与新发现不断交汇碰撞的、将学术推向勃兴的时代。
无疑，在今天和未来新一代学者手中，在日益丰富的实践与后出转精的探讨中，校勘学的理论方法、体系建构将会不断被完善、突破和超越。《校勘学大纲》亦终将完成它承前启后的使命，而它所承载和投射的一代学人的学术底蕴与思想智慧，也会成为学术史长河之中一道曾经的、也是永恒的风景，它值得我们致以最大的敬意。
（作者为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