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年都有可观的近代学者论著与资料出版，今年见书的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八卷本《钟泰著作集》与复旦大学出版社的十二卷本《王蘧常文集》我已做过介绍，这里再记三种（两种去年岁末的，一种近日刚出的）。
《东轩翰墨》（全三册，许全胜纂，止观书局出品，浙江大学出版社2022年10月）
作为一代通人，沈曾植先生（1850-1922）的学术成就受到王国维、陈寅恪等的一致推崇。许全胜教授自多年前出版《沈曾植年谱长编》后，一直孜孜不倦，正在整理包括沈氏书信等在内的所有遗著，而他又曾就职于上海图书馆多年，本书就是他整理的上图所藏的沈氏三百二十一通 书札。全书按京官时期（1880-1897）、两湖书院时期（1898-1900）、南洋公学、回京复职时期（1901-1902）、简放外任时期（1903-1910）、遗老时期（1911-1922）五章，这些自是他在著《年谱》时就摸过的材料，人物自然了如指掌。但沈氏的手札往往并不标明时间，全胜教授著《年谱长编》时已将可以精确到日的一一揭出，但这次则更进一步，把未标明日期者经细致考察，也落实到年与月的层次——这可能是今世除了他没有第二人愿做与能做的工作。
沈翰长短不一，论学论政，时有见道隽语。论学如1913年致罗振玉：“来教谓欧人东方学业尚在幼稚时代，此正鄙人所持论旨，乃谓闻之目为怪论，何相待之浅耶？ 虽然，后生可畏，我辈不可不豫夙夜待问之资，如公历载所为及王君之哲理乐学，皆是为欧人先导之质，所谓质鬼神，俟百世。东人方堕落不足言，吾国沦于饿鬼道中，更无望其能通吾书通吾意也。”论政如1914年致罗振玉，称“世岂有出世于未乱之先者，乃入世于大乱之后耶？轻薄朝官，断不容天地间有独醒独清之士”。片言可宝，何况皇皇巨编。而井谷夜坐，讽石遗诗，赋小词答之，调寄鹧鸪天：“老去随缘宽故心，电光石火未消沉。何年亭角陈居士，来日扁舟李翰林。嘲齁睡，罢闲吟。四更山月照披襟。谁将识浪掀言海，政尔喧嘲有寂音。”既可见前辈交谊，亦可窥沈氏性情。至于印制优良，页页精神，足见一代书家风采，犹其余事。今年3月中华书局还出版了全胜教授整理的《沈曾植著作集》中的《海日楼题跋集》，而《沈曾植全集》也已列入2021-2035年国家古籍工作规划，值得我们期待。
《王献唐往来书信集》（全六册，张书学、李勇慧辑注，凤凰出版社2021年12月）
王献唐先生（1896-1960）为老辈古文献与考古学家，所著《炎黄氏族文化考》《山东古国考》《中国古代货币通考》等久已享誉士林。十余年前由其后人整理、由杜泽逊教授编校的《王献唐师友书札》曾由青岛出版社刊印。本书则汇录了王氏“往函”与师友的“来函”共1208通，涉及人物包括罗振玉、傅增湘、丁福保、柳诒徵、马衡、黄侃、容庚、商承祚、徐旭生、傅斯年、董作宾、李济、王重民、赵万里、陈梦家、顾廷龙等，大都影印原件，附以释文，再加注释交代相关背景。辑注者既参与了《王献唐文集》的编校，又曾著《王献唐年谱长编》，广罗资料，成此巨编，杜泽逊教授序称其“诚为治二十世纪学术史、文化史所必资”，是不夸张的。
前辈忠于学术，一丝不苟，如1958年3月4日致南京博物院院长曾昭燏，既表扬其文“词意温文，取证缜密”，又指出“《尔雅》已见《汉书艺文志》，《志》又出于《七略》，两汉早有此书，大作一叶‘最迟不晚于东汉’一语，似可再酌”，而“大作五叶‘见今本全陈文卷十’，当指严可均书，如此引法，可否再酌？ 以严书无所谓‘今本’，‘全陈文亦非全书之名也’”。
而又时见学林掌故。如上世纪50年代后曾任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代所长、“中央图书馆”馆长的著名学者屈万里院士曾回忆二十四岁入职山东省立图书馆，时任馆长的王氏教导他“治事期如银行之整饬不紊，治学期如学校之师友讲习”。书中14通王氏的信，具见谆谆教诲关怀备至。如30年代后期，以其“品粹学优”而“恃为左右手”，为他有更好的发展，当屈氏拟谋职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时，王氏不仅致书所长傅斯年力荐，复对屈氏积极鼓励，1942年9月29日函：“孟真求贤爱才之意甚殷，此种精神，今人岂易得哉！ 仆反复思之，弟仍是到孟真处好。孟真为人热肠，又无陡人习气，为学问,为交友，此机会不可失也。”这才为屈氏后来成为台湾一代经学、古文字学与版本学宗师的地位奠定了基础。
《夏承焘日记全编》（全十二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21年11月）
夏承焘先生（1900-1986）为一代词学宗师，他的词学论著从词人年谱到词乐考证，造诣精深，但对外行读者，不免望而生畏（他曾在日记中自劾“从前琐琐词学考证，皆脱离人生之死文字”），倒是以前《夏承焘集》中一百七十万言的《天风阁学词日记》引起学者的广泛兴趣。今浙江古籍出版社重编《夏承焘全集》，乃将近五千万言的日记全据稿本整理出版，令人喜出望外。
日记起1916年，讫1985年，主编吴蓓研究员在前言中说，其内容“除了记载日记主人与其词学家、教育家本职密切相关的治学教学经历、诗词创作、朋辈过从、函札往还之外，还反映了作者评议时政、伤时忧世的情怀，博览群书、品鉴人物的内修外化，更涉及衣食住行、健康医疗、家庭婚姻、山水游踪、休闲消费、习俗因革等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从民国跨越而来的夏氏“一生治学授业生涯和其日常生活的完整呈现”，其言不虚。
夏氏的日记自然不是写给别人看的，但从他30年代自己专门选抄日记以备检，到80年代在北京把天风阁词学日记稿付门人带回杭州梓行，对日记自然是珍视的。他长寿而能坚持，广交游，勤治学，不同的读者大概都可以找到自己感兴趣的内容。至于众多古今书籍中外影剧的直截了当的读后感与观后感，更是触处皆是。日记中对1952年学校的思想改造运动颇有记录，涉及中文系王驾吾、胡士莹、孙席珍、王西彦、任铭善、蒋礼鸿、刘操南、蒋祖怡诸先生及外系陈立、陈乐素诸先生。经过洗脑，旧学湛深的训诂名家蒋礼鸿先生表态“五年不读线装书”；而他自己则跟任铭善先生说：教文学史、韵文选，对学生创作无多影响。而任先生不以为然，“以吃饭与饮牛乳为喻”。而在日记里我们还可以看到他的慨叹：“今日自晨八时至夕十时连开三会，坚坐十小时，疲倦不堪，思想改造，真辛苦事也。”“思想改造近三个月来，甚辛劳矣！”而他当时拿了日记自我反省：“阅旧日记，解放前反动字眼、狂妄言论甚多，自慰今日不无进步。”这些自然都是可贵的当代学术史料。（作者系浙江大学马一浮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