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张扬郭锡良先生在编写《汉字古音手册》《汉字古音表稿》时凸显出的精品意识和精益求精的做法，目的是想给真正为发展我国文化事业的人提供借鉴，希望我国文化建设有更多的精品出现，以无愧于我们的先辈、我们的时代、我们的子孙后代。
郭锡良先生于2022年12月30日（腊八节）凌晨溘然长逝，享年93岁。我一遍遍把摸先师晚年心心念念的两部名作《汉字古音手册》《汉字古音表稿》（以下简称《手册》《表稿》），泫然泪下。
《手册》和《表稿》是两种不同的工具书，前一种供研究古代汉语、汉语史、汉语音韵、文字学、训诂学、文学史、古代史和汉藏诸语言比较等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的学者查阅，后一种为研究上古音而作。先师治学深受古代大儒和王力先生影响，精品意识浓烈，要有传世之作留世的文化创造理念萦绕心头，《手册》和《表稿》的写作和修订反映了先师的这种追求目标。
极有价值的选题
《手册》和《表稿》的内容比较专门，里面用到“古音”一词，有特殊的所指。
研究古音的过程颇似自然科学，缺乏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那种趣味，因此能入此门的学者少之又少。古音的声、韵系统的汉字表述也颇像自然科学，基本上连不成具有趣味性的语句，缺少形象思维的意趣，因此这项研究只具有类似自然科学的那种研究乐趣，生僻的概念、术语不少，要求做这门学问的人特别能耐得住寂寞，同时不要出错。一般人想进入这门学科，往往需要传帮带，不然的话，就会误入歧途。因此中文系的大部分学生望而生畏，认为古音学枯燥无味，学习起来头大，有不少大学中文系还开不出这门课。能真正进入它的人，非常少见。
但古音学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例如要想阅读古代典籍，就必须懂得并利用先秦古音。大家都知道，读文言文有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通假字，不少通假字是先秦沿用下来的。有些语文老师，由于不懂古音，讲古音通假时常常绕道走，甚至糊弄学生。《诗经·魏风·硕鼠》：“三岁贯女，莫我肯顾。”教材注释说：“女，通汝。”这个“女”要读成“汝”字的音。喜欢刨根问底的学生会问：读音相同、相近才可以通假，可是“女、汝”不太相近，老师为什么说它们音近呢？ 老师回答：今天读音不近，但上古是相近的。学生追问：您怎么知道“女、汝”上古读音相近？ 很多老师就答不上来，不能使学生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失去了开发学生智力的一个机会。
读古书，不光通假字离不开古音，还有一个重要方面，文言文教学时更是不敢碰：先秦语言中，单音节词丰富，双音节词造词方法造的词有限，当时的语言中经常要在原来单音词的基础上造一些新的单音节词。甘草上古叫“苷”，是单音词。但它为什么叫“苷”？ 其实是来自甘甜的“甘”，甘草是一种带甜味的益草，“甘、苷”古音相同，字义上有密切的关系。语音会变，“甘、苷”今天同音，不能证明上古同音。怎么知道上古造“苷”这个词时，它跟“甘”同音？ 需要古音来帮忙。像“甘、苷”这种音同音近、意义上相近或者有引申关系的一组一组的词，人们给它们起了一个名儿，叫“同源词”。我们读古书，会碰到有的字义很生，不易理解，同源词能帮助我们理解这些字义。《诗经·周南·麟之趾》：“麟之定，振振公姓。”“定”指额头。这是很罕见的字义。从同源词的角度说，很容易理解，它跟“题、颠、巅、天、顶”等是同源词，这些词都指额头，如果懂古音，就知道它们的古音相同或相近，因此“定”作“额头”讲没什么难以理解。
王力先生当年主编《古代汉语》，在通论部分专门设置古音的内容，列有《上古韵部及常用字归部表》《上古声母及常用字归类表》，就是考虑到古音对于阅读古书的重要性。后来人编《古代汉语》教材，都沿袭这种做法，也基于同样的考虑。
不光是读古书需要古音学，其他很多问题的研究，都离不开它。这就是历史上研究古音绵延不绝的深刻原因。因此，锡良师编写《手册》《表稿》是极有价值的选题。
强烈的精品意识
我们从郭锡良先生如何步入古音学的殿堂说起。他于1954年由武汉大学保送到北大读研究生，师从王力先生。读研究生时，王力先生两次讲授《汉语史》课程，专门为研究生开设《我是怎样写汉语史讲义》课程，锡良师开始接触古音学。王力先生上课时，有时随意说出几个字，抽查研究生，让他们说出其中每一个字的上古、中古的声母、韵部。锡良师回忆说，向熹老师背得最熟，他本人背得“也过得去”，得到王力先生的肯定。
1955年上学期，锡良师还听了周达甫的《汉语音韵学概要》。周达甫（1914-1989），也作达夫、达辅，曾向黄侃、钱玄同、赵元任、罗常培、李方桂等先生问学，一生命运坎坷。他是湖南善化（今属长沙市）人，对音韵学、语言学、印度学和佛学等都有研究，于1939年至上世纪40年代初赴印度留学、工作多年，学习了梵语，1945年在印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1946年，他成为王力先生在中山大学所创建的语言学系的教师。中山大学语言学系并入北大后，周达甫在北大中文系汉语教研室任教，上世纪60年代初，调到中央民族学院任教。1956年，陆志韦给北大中文系的学生讲授瑞典高本汉（Klas Bernhard Jo⁃hannes Karlgren，1889-1978） 于1954年出版的《中古及上古汉语语音学简编》（Compendium of Pho⁃netics in Ancient and Archaic Chinese，这是周达甫的译法，聂鸿音翻译为《中上古汉语音韵纲要》），周达甫将高本汉的这本书翻译成中文，由陆志韦校注，1957年油印给学生，北大中文系资料室至今还藏有这个油印本。
这些课程都围绕着古音学，由不同的名师传授，客观上使锡良师既能以王力先生的古音系统为主，不至于泛滥无归，又能转益多师。这是千载难逢的高强度的古音学训练，是锡良师接受系统的古音学训练的重要途径，使得他接受了当时最好的古音学训练，大踏步迈进古音学殿堂，很快进入古音学前沿，看出其中的门道，避免陷入“外行看热闹”“无知者无畏”的窘境。
锡良师读研其间，对古音学的重要著作大都曾经涉猎，既增加了他对上古音研究的兴趣，也为他后来研究古音学打下了良好基础，上世纪50年代，他还从北京王府井的旧书摊上购置了刘赜的《声韵学表解》一书。刘先生是他在武汉大学中文系读本科时该系的著名教授。
苏轼《题西林壁》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转益多师的难得际遇，以及对大量古音学经典著作的阅读，扩宽了锡良师的眼界。古音学家们大多各有自己的古音学系统，也多有各自微观处理具体研究材料的绝活。在王力先生指引下，博观约取，善于比较，训练了锡良师古音学的研究能力、学术领悟、判断力。顾炎武以来研究古音的严谨求实、反复修改研究成果的治学方式、态度、过程以及如何处理科学与师承关系等治学的方方面面都能使锡良师潜移默化。顾炎武一辈子写了好多本书，今可考见者达数十种，《音学五书》可算是顾氏最为呕心沥血之作。《音学五书后叙》开头就说：“余纂辑此书三十余年，所过山川亭鄣，无日不以自随，凡五易稿，而手书者三矣。然久客荒壤，于古人之书多所未见，日西方莫，遂以付之梓人，故已登版而刊改者犹至数四。又得张君弨为之考《说文》，参群书，增辩证，酌时宜而手书之。二子叶增、叶箕分书小字，鸠工淮上，不远数千里累书往复，必归于是。其著书之难而成之之不易如此……盖尝四顾歭，几欲分之、几欲合之久之，然后胪而为五矣。”古音学开山祖师顾炎武这种极为强烈的精品意识无疑给锡良师的古音研究带来深刻影响，一部经典之成为经典，绝非浅鄙之徒所可企及。
编写新的《手册》《表稿》
1961年，锡良师跟着王力先生编写《古代汉语》教材。教材音韵学通论《诗经的用韵》《双声叠韵和古音通假》和附录《上古韵部及常用字归部表》《上古声母及常用字归类表》由锡良师撰写。附录部分的这两张表各收先秦出现的汉字2000多个，是据王力先生《汉语史稿》所收字整理出来的。1981年修订《古代汉语》教材，两张表收先秦出现的字增到5000多，反映了锡良师一直在关注、研究上古音的收字问题。
因为一般人难以窥其门径，无从下手，所以需要有识之士将这门学科的科学结论严谨地总结出来，方便大家利用。1975年，锡良师主持编写《古代汉语》教材，已萌生编写《汉字古音手册》的想法，开始逐字编写卡片，做了大量的前期准备工作。丁声树于1958年出版过供人查阅中古音的《古今字音对照手册》，学界称善，这也是触发锡良师编写《手册》的一个原因。
这项工作难度极大，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是前沿性的尖端研究。要编好《手册》《表稿》，需全局在胸，有极强的驾驭古音系统构架的能力。更细致的工作是：上古文献中出现的所有的字，加起来成千上万；古书中出现的字是否在上古文献中出现，古书本身并没有预先告诉人们，需要写书的人一一爬剔出来，耗时耗力，还要详细搜集上古的内部证据，对这些字的归部拿出铁证，使之一一归到各部，这需要多方面精密的传统小学素养，严谨求实的科学精神，细密的求真辨伪的研究功夫。这些工作不是等闲之辈可以蒇工的。
当时在大陆能见到的全面反映上古音研究成果的工具书有刘赜的《声韵学表解》，董同龢的《上古音韵表稿》，周法高的《上古音韵表》，各有千秋。这些书都为释读先秦两汉的古书立下了汗马功劳，但缺陷很明显，编写新的《手册》《表稿》一类的工具书势在必行了。
精益求精
《手册》的写作始于上世纪70年代末，当时已积累了5000多张卡片，师母徐寒玉女士帮助做了大量的资料搜集工作。锡良师有一次对我说，《手册》的编著者应加上师母的大名。时国家经历十几年的文化浩劫，刚开始复兴。编写《手册》，得书不易。很多人连董同龢的《上古音韵表稿》都难以见到，更不用说复印了。锡良师从王力先生处借来董先生的书作参考。但王力先生借给锡良师时，特地叮嘱：董同龢的《上古音韵表稿》，我只能借给你看一个星期，我经常要用到它。因此，撰写《手册》时，锡良师无法充分吸收董先生书中的成果。《手册》1982年完稿，1986年11月由北大出版社出版。
《手册》由北大出版社印出清样后，锡良师做了密密麻麻的修改。1986年，我在职考上湖北大学汉语史专业硕士研究生，锡良师是导师组成员之一，他和唐作藩师时任湖北大学兼职教授。1986年开始，锡良师就住在湖北大学招待所集中授课，他开了《马氏文通研读》《说文解字研读》两门课。授课之余，他还在修改《手册》的清样，里头的校订之处甚多。我曾应约在《时代之子：湖北大学中文系新三届文集》卷四《回忆录》中写过《忆武师中文系兼职教授郭锡良先生在武师的几件事》，谈起锡良师当时对清样的修改，说是“斑斓满纸”，这是我观察到的实情。《手册》出版后，迅速在学术界产生重要影响。但锡良师不为好评如潮而停止自己的思考，随着客观条件的变化以及他自己研究的深入，他产生了修订该手册的想法。
先秦两汉古书中共出现多少个字，凭锡良师一己之力遍查当时文献，必有相当多遗漏。由于没有现成的统计材料告诉人们，哪些字、字义是汉末前出现的，因此《手册》遗漏汉字、字音不少。
《手册》出版的同时或稍后，我国的辞书建设有新进展：1979年至1983年，专收古汉语词汇、“以语文为主，百科为副”的旨在帮助阅读古书的《辞源》第二版出齐；1986年至1990年，大型汉语字典《汉语大字典》出齐；2000年，《王力古汉语字典》出版。这些大型工具书，每一个字的每一个义项都重视最早的用例始见于哪本书，《汉语大字典》基本上将东汉末前文献中的汉字都反映出来了。据这些语文工具书归纳哪个字汉末前出现，哪个字义汉末前出现，就有相当可靠的依据。锡良师敏锐地注意及此，看出《手册》收字、收音有不少遗漏，这也使锡良师知道修订《手册》的好时机来了。
《手册》出版后，锡良师对《手册》收字的原则有新的意见。《手册》收了一些上古没有出现而魏晋以后才出现的字。例如“花”字是魏晋以后才出现的，《手册》收了。锡良师当时的考虑是，他想重视从语言的角度收字。“花”这个字尽管产生得晚，但作为词，《诗经》已出现了。锡良师忽视了，文献中的“花”既是词，同时也是字。“花”字是魏晋以后见诸载籍，它只能是在魏晋以后的音系基础上产生的，因此“花”不能收进上古音。
锡良师反复琢磨，感到《手册》有些字归部、归类不当，须加以改进。我在撰写博士学位论文《汉语变调构词研究》时，注意到有些字的音义配合上古已经出现，而《汉字古音手册》对其中的一些音义配合收录得不够。他当时对我说，《手册》对音义配合注意得不够，今后修订时要加强，上古出现的音义配合要收进修订本中。
修订《汉字古音手册》，是一项浩大的工程，锡良师意气风发，希望通过全方位的修订，做出名山事业来。2001年退休后他开始修订，身在海外时也未尝懈怠。不久，锡良师发起了汉语音韵学国际性学术大讨论，影响了修订进度。就我的观察来看，这场讨论促使他对于上古音问题的思考更加清晰。后来锡良师在海口购置一处过冬房，除了常去海边游泳，剩下的时间就是修订《手册》。
他借助《汉语大字典》《辞源（第二版）》《王力古汉语字典》，将东汉末以前文献中出现的汉字一一提取出来。例如《论衡》成书于东汉，有的字是其他上古文献中没有的，《手册》也没有收，他就补充进去；《广雅》是曹魏时的作品，有的字是上古文献中没有的，《手册》收了，他就剔除出去。《手册》原来收8000多字，到修订时，收字达到11600至11700个，增加了数千上古出现的字。《手册》要全面展示每一个汉字在上古的声韵关系，包括开口合口等，收字的增多不仅意味着对具体字的微观归部要做细致的考证，同时也意味着要对上古声韵的配合格局做出新分析，以适应材料昭示的事实。
对于这11000多字，必须尽量找到上古的内部证据，一一归到各个韵部。这是极其繁杂、细致而又不能出任何差错的工作。例如有些字的归部，由于有相当多的押韵材料，归部问题就好解决。有很多字在上古韵文中没有押上韵，但汉字多形声字，许多形声字跟押韵的字具有相同的声旁，清代学者已看出，如果一个字做另一个字的声旁，那么这两个字上古往往同韵部，“波、颇、陂、披”都用“皮”做声旁，“皮”是歌部，那么这些字也是歌部。遇到象形字、指事字、会意字，没有上古的内部证据帮助归部，就只能详细研究上古音跟中古音的各种复杂的对应关系，进行归部工作。中古音系是一种已知条件，它跟上古音有系统而严整的对应关系，可以帮助上古音归部。
锡良师经常向我谈起有些字不容易归部，尽管是具体字的处理，但涉及材料的处理、押韵材料跟形声字声旁的龃龉等重大原则问题，主动征求我的意见。他还常常问起我对《手册》的一些具体意见，有些他采纳了，例如“等”字，《手册》原来归蒸部，可是从顾炎武《唐韵正》所提供的相当多上古材料可以看出，它应归之部，《手册》增订本采纳了。有些字的归部对我的意见他持保留意见，没有采纳，例如“二”字，我提出可以归质部，锡良师坚持归脂部。
增订本清样出来以后，锡良师特地让我帮他校对一个星期，增订本最终于2010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出版后，锡良师感到仍有处理不妥之处，经反复研究，继续校遗误，补漏字，调整一些字的归部，于2019年出版增订重排本。《手册》是精益求精的结晶，对于传承我国古代文化功莫大焉。
都是从研究实践中得来
《手册》（增订本）基本上收录了汉末以前文献中出现的所有汉字，收字大大增加，韵母数必然增加，这意味着以前研究古音没有注意到的上古声韵调配合格局、上古音到中古音发展的脉络比人们以前的研究结果复杂得多。
我想到：如果以《手册》（增订本）所收字为基础，制成声韵调配合表，那无疑会大大增进人们对古音的认识，原来所认识的上古声韵调配合框架必将大幅度修正，这是发展古音学的具有里程碑式的契机。对比文字表述，系列性表格具有系统性、逻辑性、对比性、直观性强等优势，又简明、细致、清晰、准确，同时它能弥补记忆带来的多种局限，研究者通过系列性的直观图表，细细打磨，就有可能发现上古更多的声韵调配合规律。
于是我于2013年秋天在给北大中文系研究生开设的《上古音研究》的课堂上，谈了这个想法，希望有同学能够利用电脑做这项工作。雷瑭洵那时刚刚在邵永海先生门下读硕士，选修了这门课程。我说出这个想法不到半年，雷瑭洵就做出了这种声韵调配合表的初稿，此表反映了上古汉语有五个声调的新说。我看了后，对瑭洵说，为了方便研究，应该加上中古《广韵》《集韵》的反切注音。瑭洵很快加上了反切。我觉得这个表比较成熟了，于是我和永海、瑭洵三人一起去锡良师府上，将瑭洵做的这个表呈给他审阅，希望在他的指导下，完善此表，奉献给学林。
锡良师看到表格，非常高兴，马上翻箱倒柜，拿出他当年编写《手册》时所制作的部分韵部的声韵调配合表，我记得其中有幽觉、宵药四部。锡良师告诉我们：他早有编写《表稿》的打算，但没有时间，只做了部分韵部的表格。他已经八十多岁了，已入耄耋之年，一个人制作配合表有困难，于是让瑭洵协助他，根据他的设想在电脑上制表，瑭洵欣然采纳。锡良师带着瑭洵，利用几年时间，绘制出《表稿》。《表稿》继承了传统韵图的优良传统和现代汉语普通话声韵调配合表的制作经验，吸收了瑭洵原制表格反映五调、加注《广韵》《集韵》反切的做法，又据实际需要加进相当多的内容，功能齐全。我曾经写过《理想的声韵调配合表和汉语语音史研究》一文，谈到《表稿》的继承和创新，这里就不重复了。
《表稿》定稿于2018年春天，时值锡良师八八米寿。为表示祝贺，华学诚教授特地提出在他主编的《文献语言学》上作为《汉字古音表稿专辑》登出来。于是《文献语言学》第8辑《汉字古音表稿专辑》由中华书局出版，时间正好是2018年8月，在锡良师生日之前，《表稿》一登出来就产生重要影响。锡良师没有就此止步，他继续修订，质量进一步提升，修订后的《表稿》由中华书局于2020年出版单行本，从而更好地服务于海内外学术界，此时锡良师已步入90岁了。
在绘制《表稿》时，锡良师不但对《手册》中具体字的归部做小幅调整，而且在上古声韵调配合格局上发现既有的研究存在诸多问题，于是以专题研究的方式加以分析，使古音的声韵调配合框架更为合理，也更接近古音的事实。这些专题性理论研究，都是从研究实践中得来的，极具前沿性。
郭锡良先生一生中，花了大量的时间打造《手册》和《表稿》，一直到80岁之后至90岁高龄，还在打造《表稿》，用功可谓至勤，留下名作，泽被后世。
我们张扬郭锡良先生在编写《手册》《表稿》时凸显出的精品意识和精益求精的做法，目的是想给真正为发展我国文化事业的人提供借鉴，希望我国文化建设有更多的精品出现，以无愧于我们的先辈、我们的时代、我们的子孙后代。（作者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