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中国哲学家中，庄子是被当代中国美学研究引用最多的，离开了庄子，讲中国美学、讲中国艺术都会产生“失语症”。晋人殷仲堪说：“三日不读《道德经》，便觉舌本间强。”此话借用于当代中国美学研究，《道德经》则要更换为《庄子》。
现通行本《庄子》共33篇，分内篇（7篇）、外篇（15篇）、杂篇（11篇）。这个编排体例，是由西晋郭象确立的。魏晋以来讲庄子，普遍是将《庄子》内、外、杂三篇混为一谈，都归之于“庄子之说”。但是，苏轼早在宋代即指杂篇中《盗趾》《渔父》《让王》《说剑》四篇“皆浅陋不入于道”，是后世“昩者勦之以入”（《庄子祠堂记》）；明清之际，王夫之则确定内篇为庄子之书，外杂篇为学庄者之作。他说：“外篇文义虽相属，而多浮蔓卑隘之说；杂篇言虽不纯，而微至之语，较能发内篇未发之旨。”在认同苏轼所指《盗趾》等四篇为“浅陋勦入”之外，王夫之还指出《骈拇》《马蹄》《胠箧》《天道》《缮性》《至乐》诸篇“尤为悁劣”。（《庄子解》）苏王之外，明清还有多位学者指斥外、杂篇的“伪羼”和“悁劣”，及其与内篇义理的违逆。
20世纪50年代，钱穆以一系列关于老庄辨析的论文，谈《老子》和《庄子·内篇》中使用“道”“自然”“象”“真”“神”“妙”等概念的区别（比如，“象”“妙”在《老子》中多出，而且是具有专门意指的基本概念，而在《庄子·内篇》各仅一出，均无特指，是普通词汇）。钱穆认为，老子与庄子均立基于“道”，但老子主张“有常”“有复”，而庄子主张“无常”“物化”。“庄子特谓宇宙间根本无物，仅有此一化。”这是解析庄子至为深刻的洞见！20世纪80年代，刘笑敢在博士论文研究中，用现代统计学方法做先秦汉语史研究揭示：在《庄子》中，仅外杂篇使用道德、性命、精神三个复合词，正好应对了这三个复合词在先秦文献中在战国中期未出现、直到战国后期才出现的“客观的年代分界”。刘笑敢得出结论说“内篇基本上是庄子所作，而外杂篇只能是各派后学所作”（《庄子哲学及其演变（修订版）》）。
当代中国美学研究不仅未对《庄子》内、外、杂三篇的作者归属作区分，甚至引用苏轼、王夫之等前人明确证伪的篇章时，不加辨析和质疑。《渔父》：“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故强哭者虽悲不哀，强怒者虽严不威，强亲者虽笑不和。真悲无声而哀，真怒未发而威，真亲未笑而和。真在内者，神动于外，是所以贵真也。”这是被广泛引用作所谓“庄子真诚观”的段落。然而，这种以神统形、以形见神，即主张“形神一体”的形神观，是由汉魏时期以“察举”选拔官员而兴的人物识鉴的产物，其经典文献是刘邵的《人物志》。淮南王刘安论画说：“画西施之面，美而不可说。规孟贲之目，大而不可畏，君形者亡焉。”（《淮南子·说山训》）刘安此说，是与《渔父》所谓“真在于内，神动于外”之论同出一辙的。在《庄子·内篇》中，绝无这种“以神君形”的形神观，相反，《齐物论》《德充符》和《应帝王》中的许多论述和寓言故事可见，庄子所主张的正是形神不一、非形非神的形神观。在《应帝王》中，郑国神巫被传可相面测人命数，术高若神。列子引其给得道高人壶子相面，壶子四天分别示以四种神态，神巫无一相准，最终败走。庄子主张“万化无极”，形神统一和形神相分，皆无意义。郑国神巫相壶子之败，旨义在于此。
徐复观1965年出版的《中国艺术精神》，是20世纪后期将“庄子美学”主题化、系统化的一部代表作，对于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美学研究的“庄子热”具有不可替代的推动意义——至今书中论说庄子美学的基本观点，仍然为内地学者普遍援用。该书第二章《中国艺术精神主体之呈现——庄子的再发现》，就审美精神、创作心理、艺术鉴赏等诸方面对庄子美学做了系统阐述。徐复观在提出庄子哲学精神“以追求人生解放为目的”，落实为人生体验而得到觉悟，“这便是彻头彻尾的艺术精神”这个总命题下，还明确批出，“虚静的心灵，是庄子的心灵”，反映于在艺术作品中，则是“纯素的美”（“朴素的美”）的艺术风格。
徐复观将庄子艺术精神指认为“纯素的美”的精神来源，显然不符合在《庄子·内篇》中庄子通过鲲鹏、神人、真人、畸人和奇树等系列意象所展示的自由想象和奇伟风格。《庄子·天下》篇说：“芴漠无形，变化无常，死与生与，天地并与，神明往与！ 芒乎何之，忽乎何适，万物毕罗，莫足以归，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庄周闻其风而悦之，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时恣纵而不傥，不以觭见之也。以天下为沈浊，不可与庄语，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其书虽瑰玮，而连犿无伤也。其辞虽参差，而諔诡可观。”这则评述，是至今哲学史学界公认的对庄子著述精神和风格最准确的概述。“芴漠无形，变化无常”“无端崖之辞，时恣纵而不傥”“諔诡可观”，怎么可能出于“虚静之心”，又怎么可能表现为“纯素的美”呢？ 徐氏之论，大冤庄子。
在《庄子》全书中，“虚静”一词，出现三次，均在外篇的《天道》篇中。“圣人之心静乎！ 天地之鉴也，万物之镜也。夫虚静恬淡寂漠无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故帝王圣人休焉……静而圣，动而王，无为也而尊，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因推崇“虚静”之道，《天道》篇亦推崇“朴素”之美。同属外篇的《刻意》篇与《天道》篇持同样的立场，推崇虚静之道和朴素之美。《刻意》篇说：“夫纯粹而不杂，静一而不变，惔而无为，动而以天行，此养神之道也。夫有干越之剑者，柙而藏之，不敢用也，宝之至也。”王夫之批评《天道》篇说：“此篇之说，有与庄子之旨迥不相侔者；特因老子守静之言而演之，亦未尽合于老子。”他评《刻意》篇说：“而此篇之指，则啬养精神为干越之剑，盖亦养生家之所谓‘炼己铸剑’，‘龙呑虎吸’鄙陋之教……因庄子所深鄙而不屑为者也。”（《庄子解》）
就思想根源而言，虚静之说源出于老子。他说：“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老子·十六章》）但老子是“虚”与“静”分言，没有使用“虚静”连词。“虚静”可能最早出现于《文子》一书。“夫道有无相生也，难易相成也。是以圣人执道，虚静微妙，以成其德。故有道即有德，有德即有功，有功即有名，有名即复归于道。”（《文子·道原》）《庄子·内篇》没有出现“静”字，庄子只讲“虚”，不讲“静”。“气也者，虚而待物。”（《人间世》）“体尽无穷，而游无朕；尽其所受乎天，而无见得，亦虚而已。”（《庄子·应帝王》）“虚”与“游”皆以“化”为根本和归宗。庄子之道，就是“万物之化也”。（《人间世》）以“化”为道，庄子是不可能主张老子与文子的虚静之道的。非常重要的是，以“虚静之心”和“纯素之美”解释中国艺术精神和艺术风格，只能是削足适履，必将排斥或歪曲庄子哲学滋养的嵇康、阮籍、陶渊明、李白、张旭、张璪、吴道子……这是一个可以囊括两千余年来中国最伟大的文学家和艺术家的名单。
“老庄混谈”不仅是截至今日中国学界的普遍现象，而且也主导了国际学界对庄子美学的研究和认知。比如，法国学者朱利安（F.Jullien）在他的以中西绘画美学比较为主题的《大象无形，或论绘画的非对象性》一书中，完全将《庄子》内篇和外杂篇混为一谈，统称“《庄子》说”。《庄子·天下》篇说：“关尹曰：‘在己无居，形物自著。其动若水，其静若镜，其应若响。芴乎若亡，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失。未尝先人而常随人。’”朱利安将《庄子》书中如此明确指明的非庄子之说，也归入庄子思想，以此表示“庄子”的虚静观念。（The Great Image Has No Form）
庄子哲学源于老子哲学，但庄子对老子的超越和突破是深刻而不容忽视的。从《庄子》内篇与外杂篇甄别庄子与老子的分殊，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在近数十年已有重要的推进和成果。中国美学研究亟需在积极吸取中国哲学史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庄子·内篇》为基准，以梳理老庄之别为着眼点，重新研讨和诠释庄子美学，还庄子美学一个真面目。这是庄子美学研究真正得以突破上世纪旧说的起点。（作者系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