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之有千唐志斋，是书法圈中众所周知的。章太炎先生更为之篆额曰“千唐志斋”，并有题曰“新安张伯英，得唐人墓志千片，因以名斋，属章炳麟书之”，已经简要地勾画出此斋的来龙去脉了。
今千唐志斋博物馆要组织整理馆藏之庞大墓志资料，成《千唐志斋碑铭全集》（朝华出版社2022年10月）巨册，前岁启动之初，花容学弟来问计于予。予大赞之。以为其有功史艺者多矣！《千唐志斋碑铭全集》以唐志为根基，从魏晋到中华民国，共收录全部碑铭、名家遗墨近两千幅，对每片均加文献考释，并作影印以求存真。这样原汁原味的、集大成的唐代墓志铭出版，在近年来还是第一次。即使是早已走红的北魏墓志，也没有这样恢宏阔大的全景鸟瞰式的大作为。
千唐志斋的主人是一员武将，是国民党第二十路军总指挥张钫，字伯英。武人惯取刀枪剑戟杀伐决断，竟至喜好金石收藏，甚为罕见。驻军洛水，有缘收集洛阳邙山出土墓志石刻达千余方，可谓唐墓志书法之集大成者。有誉其为“石刻唐书”，谅非虚言。
念自三国曹操禁碑以来，墓志之风大兴。地上竖碑既属侈汰过甚而必禁之，于是转入地下。盖山野之丰碑、巨碣、摩崖、记铭，遭风雨侵蚀、野火燹烬、牧牛剞劂、车驾冲撞，各种残缺漫漶、脱皮露筋，在所难免。但墓志久沉地下，一当发掘，其品相眉眼若新，点画字口崭然，有如新刻。这使墓志书法虽与碑版同为石刻，却在真切上高于碑碣、摩崖、造像记。与碑版、摩崖、造像记诸石刻类型相比，墓志书法在石刻中是最接近手书墨迹的。
这样来看千唐志斋的千余墓志石刻，就会掂出它的分量来了。这千件唐志，也应该是在唐人欧、虞、褚、薛、颜、柳之外，最具墨迹相的，亦即最“书法”的。
“石刻唐书”的比喻赋予千唐志斋的是另一个文史领域中无可取代的价值。一部唐史，无论是《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以及大量的唐宋笔记，告诉我们的是历史上发生过的大事。而关于人物，上至帝王将相，下至贩夫走卒，三教九流不胜枚举。一部史书从《史记》开始，帝王本纪、将相列传，是约定俗成的定例。过去我们批评古代史是帝王将相史，新史学提倡理想化的“平民史”“口述史”，这作为史学新观念当然十分可取，但一到人物的取弃，还要立一些标准。这标准中当然有立高不溺下、取优不淫劣的立场，若不然，面对海量文字，根本无法成史。而这样的立场，仍然不得不遵循原有的史学传统价值观。
正是基于此，“石刻唐书”就有了非凡的价值：
其一，史料全覆盖。千唐志斋的千品唐墓志收藏，在数量上占了今日唐墓志已经发掘、发现的三分之一以上，从初唐武德、贞观开始，历盛唐、中唐至晚唐。甚至还包括武则天改元和安禄山僭号等。
千余件唐墓志的志主（即文字内容涉及的中心人物），有将相大吏、皇亲贵戚、藩镇节度、州郡刺守、参曹尉簿、名士词客、寺观洞主，乃至宫娥秀女、平民庶众、三教九流，如果说当时在刻置墓志时，本来并无社会阶层高下的制度忌讳，那么只要有相应财力，无论贫富，当然谁都可以为之。但当时即使已入“中产”，其事迹也断然无法进入作为为一朝一代宏观撰述的史籍。更加之，每一墓主的生平，衣食住行、出处行藏、妻儿老小、亲朋至交，又会带出多少人物线索来？
其二，自然生成。千余件唐墓志的文字记载，又都是出于当时人之手，子孙为父祖所立。切时、切地、切家族、切承袭，都是实录。
原始史料文字，未经后世史家编纂时筛选删改，使得墓志石刻文字比史籍文献文字有着更大的可靠性。于是，正订谬失，比勘异同，新探资料，旧验史实；对于个人、性情、制度、官职、地域、谱系、家族、人望、功业、著述等等，都可以进行复按、验证、订讹。它们牵涉到整个社会史、官制史、文化史、民俗史、生活史与物质技术史。艺术家可能会茫然，而历史学家必沉湎于其中津津乐道。
考史证事，自是历史学家的拿手好戏；但推究书风、书技的艺术命题，从墓志中寻找依据，也构成了一个很广阔的艺术史学、书法史学的探究空间。千唐志斋千余件唐墓志的结集面世，其实是给了我们一个极好的机会。过去看千唐志斋博物馆，是一个收藏机构，没有太系统的整理、公布和发表，传播不远。当然许多有价值的学术史料和艺术材料，深藏闺中无法被研究利用。所以，目前已有的、尚未公开发表的千唐志斋的千余件唐志，还不具有像20世纪60年代王兴之墓志和最近出土的冯师英墓志这样广泛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但随着《千唐志斋碑铭全集》的隆重推出，其中一些具有书法史含量的墓志铭书法作品，一定会引起学者们的关注，披沙拣金、去粗取精，一经在学术上被充分提取、演绎、深化，安知此中会没有类似王兴之墓志、冯师英墓志之典范乎？
对于这部《千唐志斋碑铭全集》，书法家应该寄予什么样的厚望呢？
自古以来，墓志铭上的书法，因专注于记事，都是在中小楷之间。唐代墓志的中楷、小楷，与我们习惯上的六朝隋唐写经、晋唐小楷相比，无论是笔法、字法、章法都要丰富得多。
这一方面是因为唐代小楷是著名书家或书写高度熟练的写手所为，一技既成终身沿用，万变不离其宗，而墓志则上至达官贵人下至平头百姓，其书写者并不限于高手名家数人而已，而是善行者众，万流归海，地域如燕赵河洛、秦楚齐鲁，更兼庙堂里巷、乡儒塾师，皆可一逞书技，因此风格极其丰富多彩。
另一方面则是仰仗石刻、刀切、斧凿的技术展现，在书丹与刻石两道工序中的技术“空隙”，或正是孕育书法风格、技法千变万化的一个十分难得的“温床”。这种取法兼刀与笔、拓展空间巨大的墓志书法类型，将会促成或激发我们对楷书艺术的新时代新解读，甚至会逐渐形成唯今天才有的一代中小楷法之新样式。
期待《千唐志斋碑铭全集》的出版，能为今天的书法创作实践，吹来新风，带来新气象！
（作者为浙江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