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作为一个开埠早、兼有海洋性文化特征的特大型城市，在西风东渐的历史条件下，成为我国近代以来最著名的文化大埠。以海纳百川为主要特征的城市文化也参与并影响着中国现代文学的创建，上海由此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重镇。
个性鲜明的“海派文学”，是一种以上海为书写对象的现代都市美学建构，它也是中国现代文学中“现代”一词的解码器。上海学术界相信，编撰一套反映海派文学特点，系统汇集各家各类作品及相关资料的“海派文学大系”，不仅对更加深入扎实地推进海派文学的研究不可或缺，而且对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来说也极具意义。
日前，“海派文学大系（1872—1949）”正式启动。它是“十四五”时期国家重点图书出版专项规划项目之一，由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文科资深教授陈思和，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陈子善主持，并聘请上海图书馆研究馆员张伟，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郜元宝、段怀清、栾梅健组成编委班子。全书规模预计为50卷，约2500万字，是海派文学乃至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填补空白的基础性项目，将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第一套有关“海派文学”的大型丛书，既包含历史文献作品，也包含当代学界的海派文学的研究成果。
1月25日，“海派文学大系（1872—1949）” 项目发布仪式暨专家研讨会在复旦大学出版社举行，与会专家会就该项目收录范围、分卷内容、编撰体例等具体事项展开了充分研讨。
在陈思和的印象里，自从鲁迅于1930年代对“京派”“海派”有酷评以后，“海派”一词基本含有贬义；到了1980年代初，“海派文学”一说依然少有人提及，学界多以“现代都市文学”或“新感觉派”这样的具体名词指代，但难以全面表达上海于百年历史中形成的文化氛围；进入1990年代，上海经济有了魔术一样的飞跃发展，这首先带来了人们对上海未来的想象，而想象需要参照系，于是参照系变成一种怀旧，“海派文学”开始出现于这股怀旧风里，“那时候张爱玲也开始出来了，百乐门也开始出来了，上海三四十年代各种各样的繁华景象都开始进入人们的记忆。这时 ‘海派’开始渐渐有了一点正面的意义。”
而今，“红色文化、海派文化、江南文化”的归纳与梳理也为“海派”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需要对 ‘海派’进行重新定义、重新理解、重新阐释。”陈思和表示，“历史发展到今天，上海原来一些相对光荣的历史越来越呈现出正面的意义，‘海派文学大系’的研究和出版会对今天上海的新时代文化建设产生很好的借鉴作用。至于 ‘海派’的内涵怎么界定？如何在这套书里注入新海派的解释？如何通过以往文学的梳理和呈现对今天有所指导？这也是我们编这套书需要做的工作。”
“《海派文学大系》虽然是对‘海派文学史’的较全面的回顾，同时也努力使读者意识到这样以更宽广的眼光重新打量‘海派文学’具有新的现实意义和参考价值。”陈子善说。
在“海派文学大系（1872—1949）” 之前，陈思和与陈子善也从事过各种各样的“海派”相关研究出版工作。他们合作策划过一套“海派小说长廊”，包含了《刘呐鸥小说全编》《叶灵凤小说全编(上下)》《滕固小说全编》《穆时英小说全编》几种，封面还印上了老式月份牌，非常精美。还有一套由上海作协组织编撰的《海上文学百家文库》，以120多卷的规模，精选19世纪初期至20世纪中叶在上海地区出现的230多位作家的约5000万字代表作品。
“《海上文学百家文库》编写的出发点主要还不是‘海派’这个角度，而是从近代以来上海广义文学层面来讨论，包括今天说的红色文化。所以那套大书不仅有海派作家，还有左翼作家及其他作家的作品。”陈子善说，“我们以前或多或少做过一些这方面的整理与介绍工作，但比较全面地体现当下对‘海派文学’这段历史的认知或者把握的，应该还没有。”
他表示，整个编委团队想通过“海派文学大系”，一方面把大家公认的海派文学作品选进来，另外也努力发掘仍然被忽视的甚至被淹没的有代表性的海派文学作品，包括各个时期的旧体诗。以此，让读者感受丰富多彩的海派文学。
据悉，“海派文学大系（1872—1949）”计划由文学理论卷、通俗小说卷、新文学小说卷、近代散文卷、现代散文卷、旧体诗卷、新诗卷、翻译卷、史料卷等组成。其中，旧体诗、包括非虚构在内的散文、翻译文学等被纳入颇具新意。对于旧体诗，编委会提出海派旧体诗的文学样式是传统的，但题材是新的，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状，是了解当时社会和文化的重要渠道。又比如翻译文学，在海派文学中是极为突出且地位重要的组成部分，海派翻译文学以小说为主，在诗歌、散文、戏剧等方面均有涉及，上世纪30年代发端的左翼文学的翻译与出版亦成为海派文学的一个重要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