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廷以（1904—1975），字量宇，河南舞阳人。他一生致力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筹措创办“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可谓“南港学派”开山宗师。学界关于郭廷以的论著不胜枚举，本文不揣浅陋，在略述先生生平学思的基础上，重点关注其与南高学人、学衡名家之关联。
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1904年1月12日），郭廷以出生于河南舞阳的一个小康之家。曾祖辈家道衰微，祖、父辈勤于农商。郭廷以四岁开蒙，又受教于新式蚕桑学堂，先后凡十年。
1918年，郭廷以投考开封二中，课业优秀，并开始接触胡适、梁启超的论著和《新青年》《每周评论》等刊物，积极响应五四运动。1920年，郭廷以负笈南下，就读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中学，英语、国文、数学和史地等科目成绩优异。1923年秋，郭廷以以第一名保送东南大学历史系，在平静的校园生活中，他受教于陈中凡、柳诒徵、刘伯明等学衡名师。1925年起，东大学 潮渐兴，郭廷以虽深受罗家伦之教诲，但在易长风潮的鼙鼓声中，于1927年初匆匆毕业，先后在国民革命军政治部、总司令部编译委员会、中央党务学校等机构中任职。
1928年，罗家伦转任清华大学校长，郭廷以随之北上。先任校长办公室主任秘书、兼文书科主任和出版部主任；又因历史系教员不足，与罗家伦合开中国近代史课程，常奔走于北平各大图书馆、古旧书店。期间，他结识并举荐蒋廷黻，并逐渐专注于教学研究。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郭廷以先后任教于河南大学、政治学校、军官学校。至1933年秋，正式转入国立中央大学，任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抗战前五年，郭廷以专精于学，开设近代史、太平天国史、中西交通史、西域史等课程，完成《近代中国史》《太平天国大事日志》等书稿。
抗战军兴，郭廷以随中央大学西迁，学术难以为继。1946年返宁后，郭廷以多次赴台执教，并曾短暂充任教育部边疆教育司司长。1949年初，郭廷以再次赴台，联络中大迁校事宜，因船票难得未能返回大陆。留台后，他执教于台湾师范大学史地系，兼任文学院院长。1955年2月，应朱家骅之邀，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筹备处主任。1965年4月，近代史研究所正式成立，郭廷以为首任所长。此后数十年间，郭廷以笔耕不辍，励精所治，奖掖后进。1968年，当选“中研院”第七届人文组院士，却难逃人事与政治的复杂漩涡。
1969年7月，身心俱疲的郭廷以请假赴美。1971年夏，正式辞去近史所所长等职。他虽处境困顿，仍专心著述讲学。1975年9月14日凌晨，郭廷以因心脏病在纽约圣路克医院逝世，两天前，他刚刚完成了集毕生心血的《近代中国史纲》一书。
郭廷以之史学思想，吕实强等南港学人早有专文详述。郭廷以一生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尤专精中外关系、太平天国、台湾史与边疆史等领域。概括而言，他整理史料的基础工作和对近代化问题的思考影响最大。
在原中央大学任教期间，郭廷以笃行“史事日志”的编写工作，先后出版《大平天国大事日记》《太平天国历法考订》《太平天国史事日志》等编年纪事体史料作品。赴台后，他又完成“姊妹篇”著作《近代中国史事日志》《中华民国史事日志》，旨在为学界提供“一部近代中国的综合纪录”和“近代中国史的工具书”。在其看来，“史事日志”之于历史研究甚为重要：“历史研究首须认清史事，方能了解它的意义。史事须以史时来联贯，史时失去正确，史事即因而紊乱，所有过程与前因后果即无从明白，相互关系更无从而知。如将史事按史时顺序排次，则全局悉入眼中。分条来看，容有支离破碎之感，综合参证，自有其脉络系统可寻。”（《近代中国史事日志》“编者说明”）在《太平天国史事日志》的凡例中，他亦曾提到：“本书性质为属于工具一类的史事记，编者个人只求为他人作预备工作，期能节省具有才识德学之史家之精力时间，于愿已足。”恰如其弟子王尔敏在《20世纪非主流史学与史家》一书中总结的那样：“郭廷以先生的史学学术功力，基本上是春秋家正宗学养，研治史事，重视年代学。”编年详尽，史料为先，无疑是郭廷以治史方法的核心要义。
主持近代史研究所的数十年间，郭廷以更着力于史料辑纂和保存工作。研究所成立之初，他多方奔走，收集海内外各类档案文献，带领所内年轻学人整编史料。郭廷以要求严苛，培养后学不遗余力。据李国祁回忆，编档时“先做提要目录，接着才是圈点”，而每一份提要目录，“郭先生每一个字都过，有不妥之处，郭先生就要我们修改。”（《郭廷以口述自传》，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6年版，第127页。）在此严谨学风下，至郭廷以离任时，《海防档（1861年至1911年）》九册、《矿务档（1865年至1911年）》七册、《中法越南交涉档（1875年至1911年）》八册、《中俄关系史料（1917年至1919年）》九册、《道光咸丰两朝筹办夷务始末补遗（1842年至1861年）》一册、《四国新档（1850年至1863年）》四册等书先后印行。离任后，郭廷以领衔主持的《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1864年至1911年）》十一册、《中俄关系史料（1920年）》三册、《中美关系史料（1805年至1874年）》三册、《近代中国对西方及列强认识资料汇编（1821年至1861年）》二册、《中俄关系史料（1921年）》三册、《教务档》（一至四辑，1860年至1886年）各三册等书亦付梓出版。数十载的工作，不仅为史学界提供了大量珍贵的研究材料，更培养了南港学人严谨的治史态度与方法。
依托近代史研究所的平台，郭廷以积极展开学术交流合作。1958年起，哈佛燕京学社在台设立东亚学术研究委员会，资助相关档案的整理出版。1962年起，福特基金会支持年轻学人赴美深造进修。1960至1963年间，近代史所与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开展口述历史合作，在郭廷以的筹划和参与下，累积访问六十余人，保存了丰硕的回忆文字。
郭廷以对史料的高度重视，却给自己和近史所带来不少非议，甚至有人对其治史水准提出质疑。然而，如若回到郭廷以的著述中，亦可见其研究之精深。这主要表现在他对“近代中国”的认知和“近代化”问题的思考。
1940至1941年出版的两册《近代中国史》，不仅以长编体例排比了大量史料，更阐述了郭廷以对“近代中国”的基本认知。他在书中指出：“从全部的中国历史来看，‘近代中国’是一个大转变时代。致成这个转变的力量虽颇复杂，而其主要或中心因素则为此期间的中西关系。无论是政治、军事、社会、经济、学术、思想，以及任何方面，近代的中国与往昔的中国均有显著的不同，而此种不同，实无一不直接或间接受此因素的支配或影响。所以我们研究近代中国史，绝不容忍略去‘中西关系’。”近代中国历史发展主线是中外关系，其转折点在于鸦片战争：“这个事件不只是具有浓厚的历史兴味，而且有深远的巨大影响，最少是对于此后整个的中国民族。中国之加入国际会社，感受生存威胁，与一种新文化相接触，新势力相激荡，终于改变了自己生活的方式；所有这些，均须溯源于此次冲突。”当然，传统与近代之断裂并非如此显明，鸦片战前的中西交往史实已暗含延续性。故而，《近代中国史》第一册以“中英鸦片战前之中西关系”为副题，详细追溯了十六世纪以来俄人东进、西方来华以及早期中英关系的历史背景，直至第二册才全面考察鸦片战争的过程及影响。郭廷以意识到鸦片战争之深远影响：“中国政府经受此次重大打击，弱点完全暴露，国威随之扫地，几百年来的天朝上国，竟为‘红毛逆夷’所屈服。”但他更深谙此影响之局限：“依照常情，吃亏学乖，理应获得不少教训。但实际上并不如此，仗是打败了，打败的原因，只知道是船炮不如人家的坚利，军士不如人家的勇敢，但是，终久不知道怎么样才能如人。和约是签订了，签订之后，初则心存顾虑，进而意有不甘，因之中外龃龉再生；这是后话。”遗憾的是，《近代中国史》仅完成两卷，其思想只能在《近代中国史纲》等著述中一窥其奥。
《近代中国史纲》亦从十六世纪以来中西交通的视角探寻“世变”之背景，近代中国的转折点在于“西力冲击”和“内部动乱”的共同作用。中国境遇的初变在于鸦片战争及《南京条约》的签订：“过去的中西关系，一切操之于中国，今后是几乎事事由人；过去是中国不以平等待人，英人口口声声要争取平等，现在及今后反以不平等对待中国了。英法联军之役不仅使国门开放、主权沦丧、鸦片贸易合法化、各国利益均沾而“形成一个对华联合阵线”，更使“中国有识之士，经过此次几乎亡国或改朝换代的危机，亦获得若干教训与认识。”加之太平天国等内部冲击，清朝在忧患中方才踏上自强运动的“近代化”道路。至于造成近代变局的原因，他概括为：“因为以往所接触的民族，纵能凭其一时武力，乘中国之敝，以图一逞，彼此形势犹可相埒。近代所接触的西洋则大不然。除了强大的武力，尚有别具一格的政治组织、经济力量、高度文化，一旦彼此短兵相接，中国的樊篱为之突破，立国基础谓之震撼。于是张皇失措，自处处人，两无是处，遂陷入悲运。”简言之，“任何民族的命运，胥决之于其对于时代环境的适应力，亦即决之于文化。”
事实上，在郭廷以发表的一系列论文中，亦可看到他对近代中国历史的整体理解。在1950年发表的《中国近代化的延误——兼论早期中英关系的性质》一文中，郭廷以指出：“任何一个国家民族的历史，均可以说是一部生存竞争的历史。竞争过程的顺逆和结果的成败，决定这个国家民族的祸福命运。顺逆成败，则又决之于国家民族对于时代环境的适应能力，亦就是决之于近代化的程度。要能适应环境或近代化，首须对于环境与时代具有正确的认识，否则就无从说起。无疑义的，近代中国在民族大竞赛中，纵不能谓完全失败，最少也当承认是暂时落伍。”在1951年发表的《近代西洋文化的输入及其认识》一文中，郭廷以指出：“中西接触最少已有二千年的历史，西洋文化的输入中土，自非一日，而其真正在中国发生重大影响，则为近代之事。所谓近代，即指十九世纪前期以来，明确的说，即中英第一次战争或鸦片战争开始。”在1953年发表的《近代科学与民主思想的输入——晚清译书与西学》一文中，郭廷以曾将西学入中的历史分为三期：明清之际、道咸同光、民国初年以来。“严格来讲，第二期西学的迻译，应自同治初年算起。一八五七年至一八六〇年中国所受创痛之深，屈辱之甚，在当时人的感觉，远过于一八四〇至一八四二年，‘灾祸之烈极矣’。而自一八六〇至一八六三年对太平军的战争，复获得重大而有益的教训。”何谓“近代化”？在晚年发表的《从中外接触上论中国近代化问题》一文中，郭廷以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乃至个人，为使其生活方式，精神的与物质的，能适应时代环境，以增进其福利所作的努力与所获的成果，即为近代化。”而关于“近代化”的现状和未来，郭廷以通过回顾历史而满怀信心：“中国应抛弃其猜疑心理与自是感，外人应抛弃其强权政策与优越感”；“近代化是自己的事，要靠自己的力量。但如能获他人的同情援手，自较易顺利推进”；“强权解决不了问题，单凭政治经济的措施亦不易消除隔阂，一切有赖于彼此观念的一致，而以中国的‘恕’与‘仁’为准则，‘恕’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仁’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要之，郭廷以在肯定中国历史连续性的前提下，从明末清初中西交通的历史中探寻近代中国的缘起，鸦片战争无疑是影响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转折点，但英法联军之役、太平天国等合力作用亦不可忽视。在其看来，民族历史的命运不仅取决于武力，更取决于文化。
不难发现，郭廷以将毕生心血付诸近代史研究和“学术共同体”构建。不必计较他人的功过评说，无需理会人事纠葛的纷繁复杂。郭廷以在史料辑纂中极尽精微，在近代中国的场域中致其广大，他留给后世的不仅是卷帙浩繁的皇皇巨著，更是南港学风的薪火传承。
作为“南港学派”的开创者，郭廷以亦有自己的师承与学术积淀。论及于此，学界往往多引用其在《近代中国史》（第一册）“例言”中的自述：“编者研习史学，柳翼谋（诒徵）徐养秋（则陵）两先生首启迪之，而专力于近代中国历史，则实受罗志希先生之教诲，本书之编辑，所得罗先生之指导协助尤多。蒋廷黻先生于近代中国史之科学研究，实与罗先生同开其风气，直接间接，编者亦受其相当影响。”然而，论者往往只关注到郭廷以与罗家伦、蒋廷黻等人的密切交往，却把其与柳诒徵、徐则陵的关系一笔带过。事实上，通过郭廷以的回忆，不难发现以柳、徐为代表的“学衡派”对其治学亦有重大影响。
自1920年南下金陵，郭廷以便开始接受“学衡派”的文化熏陶。在南高附中就读期间，国文教师许诚先生将郭廷以引荐给业师柳诒徵。郭廷以晚年口述自传中说，柳诒徵曾嘱咐他们一般年轻学生：“你们不要受胡适影响不看旧书，要有本领把《史记》、《汉书》都标点出来才好。”柳诒徵不仅把自己的《中国文化史》交给郭廷以，还要求他标点段氏说文解字。正因如此，郭廷以才下定读史决心。此时，郭廷以有很多机会聆听教授学者的演讲，在他看来，对自己影响最大的当属南高哲学教授刘伯明：“最难得的是刘先生常来我们中学演说，谈有关道德学问的问题，出口成章，很能吸引听众。他强调一个做学问的人必须要有基本的训练——即科学的训练，而科学的训练以数学为第一，物理化学为其次，再次是工具书的运用。”
进入东南大学历史系后，郭廷以直接受教于诸位学衡名家。大一学年，柳诒徵亲授中国文化史、西洋史、西洋哲学史等，他极其重视学生的课外阅读，解决学生们提出的问题。大二学年，柳诒徵又开授近代史课程，郭廷以晚年口述自传中说：“中国近百年史从鸦片战争讲到近代大约有七十多年，因为材料问题不好解决，拿日本资料来教，另外要我们自己看东华录，初看茫无头绪，后来越看越有兴趣，从道光朝到咸丰朝，再往前看到乾隆朝，我另编出一套章节，很得刘先生赞许。后来我又读《圣武纪》、《清朝纪事本末》，得益极多。”史学方法的课程由历史系主任徐则陵承担，“（他）用中国的历史作例来解释西洋的新史学方法，他精通西洋历史及研究方法，中国学问也有根基，教起来融会贯通，使人倾服。”此外，刘伯明、汤用彤、缪凤林、刘崇鋐、罗家伦等先生也先后在历史系授课。东南学风也深刻影响了郭廷以学术习惯的养成：“在大二时受柳先生影响，一天到晚做读书札记，后来把做札记的习惯应用到记时事方面。我随时记内阁变迁，记各省军队番号，记军队驻防区的变更，记军官的出身，并列出表格，记得很熟，这些工作等于是我后来研究现代史的准备。”
东南大学的四年学习奠定了郭廷以一生的史学功底，时隔数年，辗转奔波的他再次回到南京。此时，东南大学已经易名为国立中央大学，郭廷以成为母校的一名近代史教师。1937年前，郭廷以专注于学，据其回忆：“为了研究太平天国历史，我经常在国立图书馆、江苏省立图书馆、金陵大学图书馆查阅书报资料，金陵大学是教会学校，英文书多，想不到地方志有七八百种之多，这些是各地教士搜集来的，李国鼎的兄长李小缘帮我很多忙，让我在图书馆阁楼上查书，我把所有地方志都看过，善本书也全看过，相当下工夫，当时为了防蚊子叮，穿好衣服，但逢暑天热温度一高，汗流浃背，非常之苦。”其著作甫一出版，即在学界引发巨大反响。
至1949年的数十年间，郭廷以在中央大学历史系勤勉执教，广受学生赞誉。王觉非曾回忆：“我在大三时上郭廷以先生的‘中国近代史’。这门课是必修课，郭先生上课史料丰富，他按照年代顺序和历史事件经过，详细讲授。同学们都很用心听。他声音小，讲话速度又快，记笔记非常辛苦，不太能全部记下来。当年，我们参加学生运动、示威游行时，郭先生既不鼓励，也不干预。”“就我所了解，郭先生非常用功，他极为重视史料。······此外，别的一些教授也很重视史料，中央大学有这个特点，这些老师都是讲究史料的正确性与丰富性。因此，学生受老师影响，也重视史料。”（《南港学风：郭廷以和中研院近史所的故事》，九州出版社2013年版，第386页）刘敬坤亦有如下回忆：“郭先生上课从不迟到，而下课时间一到，无论讲到哪里，都准时下课。他对我们同学非常严格，举个例子，上第一堂课，他一个一个点名，而且一个一个仔细地看，之后，就不再点名；到下一次上课时，他只要把卡片拉出来一看，就知道哪个人没来，当场就做了记号。”“郭先生指定我们看的书，例如马士（Hosea Ballou Morse）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筹办夷务始末》等清季外交史料”，“后来，我的研究多少还是受到郭先生对史料下工夫的信念影响······郭先生为我们打下很好的基础，我很佩服他做学问的精神，以及教书认真的态度，他教了我们实际的历史知识。”（《南港学风：郭廷以和中研院近史所的故事》，九州出版社2013年版，第390-393页）郭廷以重视史料的治史方法，不仅影响了中央大学历史系的青年学子，更是对南高师、东南大学学术传统的践行与传承。
诚然，郭廷以的治学理念受罗家伦、蒋廷黻等清华学人的影响甚大。然而，在民国学术南北双峰并峙的时代，郭廷以虽未曾在《学衡》等刊物上撰文，但他成长并执教于“学衡派”大本营二十余年，无论是对史料整理之重视，还是“近代化”史观之构想，均是汲取各家所长之结果。这种兼容并包、贯通古今之学风，无疑是对学衡精神的绝佳诠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