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前的春天，王小波去世，随后人们封给他许多称号：“理性自由主义的信徒”（问菲：《王小波传：无界行者》，新世界出版社2016年4月版，第4页，本文后面所引该著文字均只标注页码）“思想先行者”（第194页）、“意识形态抵抗者和意见人士”（“意见人士”可能为“异见人士”之误，第200页）、“自由知识分子”（第205页）、“受难者”（第205页）、“中国最有希望获得诺贝尔奖的作家”（第205页）、“天才顽童”（第205页）、“浪漫骑士”（第205页）、“行吟诗人”（第205页）等等。这些称号有些明显夸张，有些比较合适，有些可能暗含陷阱，但是我在读了问菲的王小波传记之后觉得还是他自己表示的“圈外人”（第195页）更恰当。王小波生前说过：“听说有个文学圈，我不知道它在哪里。”（第195页）。王小波以作家的感觉说出了他的人生现状，比那些加在他身上的理论性术语的桂冠更能说明问题。
不过，王小波只是说了文学圈，人们看到的是他既没有加入过任何一级作协组织，也没有加入过什么学术性团体，而且与现行文坛上走红的作家和掌握话语权的评论家、专家、学者都很少接触，他只行走在文学圈子之外。其实，王小波何止只行走在文学圈之外！我在读问菲的王小波传记时就没见过他进入过这个圈子或者那个圈子。王小波出身的家庭比较复杂，他的父母亲诗人都是革命者，但是并不纯粹。王小波的父亲王方名因反抗包办婚姻而离家出走，到延安参加革命。在延安，王小波的父亲认识了同为革命青年的王小波母亲宋华。然而，王方名后来却转化为一名逻辑学教授，没有成为一名三八式革命老干部，因为王方名的家庭成分出了问题，仕途受堵，那么王小波的母亲也只能是教育部的小干部。这样的家庭注定让孩子在出生后就遭受到一定的苦难。童年的王小波身体十分孱弱，“先天性缺钙”（第17页）、“心脏闭锁不全”（第18页），不仅如此，王小波在六、七岁时遇到了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他虽然生活在首都北京，但是他“总是吃不饱”，“只能用野菜、树皮等东西充饥”（第23页），甚至“啃吃铅笔”（第23页）。因而，童年时的王小波“很瘦，肤色也黑”（25页）。这样的遭遇，显然不能与吃特供的家庭相比，因为他的父母没有跨进特权阶层的圈子，那么，他也就生活在圈子之外的贫贱阶层。
进入学校读书，王小波虽然头脑比较聪明，而且具有“一定的写作天赋”（第26页），但是他“不算是一个‘好学生’”（第26页）“他不爱听老师的话，学校组织的活动他也不积极参加，还调皮捣蛋，经常做一些出格的事。”（第26页）不仅如此，年幼的王小波与他所处的那个世界还有点格格不入，“他喜欢发呆，沉浸在自己的小世界中，周围人甚至为此怀疑他的智力是不是有问题。”（第26页）从这些种种状况来看，小学生王小波肯定没有入老师的法眼，尤其是他不积极参加学校的集体活动，而集体活动则是学校主流社会的圈子，他既然没有积极参加，可见他一直游离于主流圈子之外，所以，他只能独自在边缘处“发呆”，从白日梦式的幻想中寻找乐趣，获得心理慰籍。或许就是他当年没有进入主流学生的圈子，再加上他好幻想，他才把大量的时间花在“偷书”（第27页）、读书上。而这虽然需要忍耐孤单的痛苦，但是从某种意义说成全了王小波。
进入中学以后，王小波仍然保存原先的生活形态，“他极少参与周围老师和同学组织的政治活动，也会出于本能远离身边那些光怪陆离的事件，似乎只有这样，他才能保持独立的思考而被口号裹挟和绑架。”（第31页）中学生是青少年的过渡期，一方面开始进入青春期，心理容易冲动，特别容易被外部的各种现象所迷惑，为各种势力所裹挟，另一方面由于阅历和知识都很有限，因而在盲目的冲动中被人利用而成为别人的工具和牺牲品。可是，王小波没有步入政治圈子，而是待在圈子之外，乃至远离政治圈子，没有在宏大标语的鼓噪下亢奋和激动，也就不会在政治运动中迷失自己。这对王小波来说应该是比较幸运的。
1966年“文革”爆发，政治浩劫席卷全国各个角落。王小波与他的小伙伴们模仿着高年级的学生和成人成立红卫兵与造反组织，搞起了“八一八战斗队”。这个组织从名称上看很具有时代感和造反激情，但是实际上只是一个幌子，他们这个十几个人“都属于喜欢逍遥自在的人，既不想参与斗争，也不挨欺负。”（第33页）原来他们这是以“战斗队”的名义掩护自己在圈子外获得的逍遥自在。这无疑是一种富有智慧的躲避严酷现实的一种方式。此时的王小波虽然没有意识到什么是精神自由，但是他的行为已经具备了精神自由的某种质素，至少说他为未来走向精神自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69年，王小波主动要求到遥远的云南下放插队。他的这次主动要求虽然有对云南的浪漫想象的成分，但是更主要的是他对自己长期所待的教育部大院里“小市民气息充满了厌恶”（第38页）。王小波最初对于云南的了解，来自于书本，书本的介绍往往是对祖国河山的理想描述，更重要的是，云南省来到教育部招募知识青年的工作人员给他们做了一场“口若悬河”（第37页）的报告。在这个报告中，云南被描述成“头顶菠萝，脚踩甘蔗，摔个跟头伸手都能捡到指头粗的花生，山美水美人更美”（第37页）。报告的描述显然具有旅游解说词的浪漫，不能说是撒谎，但是他回避了那里艰辛的农业劳动、穷困的生活与蚊蝇、毒蛇众多以及其它恶劣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而王小波他们根本就想不到这些，错把生活当旅游，从而选择到云南插队。从主观上讲，王小波的下放并不是积极响应领袖的号召，到农村去锻炼自己，他是想从庸俗的现实中跳出来，到一个富有诗意的地方去。这种选择完全是他隐约感觉到圈子的庸俗与对圈子的逃离。
然而，云南的诗意浪漫是对当时的权贵和后来兴起的中产阶层而言的，就王小波来说，他只是个知青，按照官方的说法，他是到那里“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按照通常人们的说法，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要磨炼自己的，因而，王小波到了云南才发现，这里不是天堂。他的理想与现实在这里发生了激烈的“碰撞”（第40页）。王小波刚刚来到云南，首先住的不是普通的房子，而是粮仓，“晚上，不断听到有耗子窜来窜去的声音”（第42页）。住下后，王小波就被安排干插秧的活。他插秧时，“只见他高高的个子仿佛一只大蜘蛛扑向水面，张牙舞爪，向前移动。”（第43页）单从这样的描述中，可以想见，王小波在劳动时的生理上的难受与精神上的痛苦。劳动之余，他觉得自己的“日子过得很是无聊”（第43页）。无聊当中，王小波懒得打理自己，变得邋遢起来，“他穿的衣服总是白了黄，黄了黑，新衣服穿脏，然后挑选其中比较干净的一件，再重新穿一遍；头发不洗也不梳，总是凌乱不堪；裤子更是穿得一条腿长，一条腿短。他穿着邋遢，在当时的农场里是有名的。”（第43页）不仅如此，他在农场打架也是出了名的，不过，他“永远不会主动欺负别人。”（第43页）由此可见，王小波在云南既没有融入当地人的生活圈子，也没有与一同下放的知青打成一片。他是我行我素，独自来往，与众人若即若离，是一个边缘人。所以，王小波下放云南被认为是“‘失败’的插队”（第57页）。王小波在云南插队之所以“失败”的另一个原因是他的身体出了问题。他在云南“很多时候都是在生病，不是头疼，就是感冒，生病的时间要远超过健康的时间。”（第48页），既然生病，就不能出工干活，就不能参加同伙的各种活动。处于圈子外的他倍感寂寞和无聊。于是他最常做的事情就是看书。而此时他能够找到来读的书很少，他在云南读得最多的是《毛泽东选集》和卡夫卡的《变形记》。有些书已被他翻阅烂了。由于王小波多病，需要请假治疗与休息，他便经常受到军代表的训斥，有时他由于打架，便遭到了批斗。“身体上受折磨，精神上受侮辱，受到双重打击的王小波更加苦闷。”（第53页）这是他游离于圈子之外必然要付出的代价。
生病是很不幸，但是在某些情况下也会带来某种机遇。王小波受到疾病的折磨，固然痛苦不堪，但是他利用这个机会离开了令他感到孤独和寂寞的云南。这或许就是老子所说的“祸兮福之所倚”。王小波到底离开了云南，首先回到了北京。而那些与王小波一道下放的知青还留在远离家乡的云南战天斗地，修理他们并不熟悉的地球呢！
王小波回到了北京，但是此时的北京已经不再接纳他了，过去的家园现在似乎不复存在，他的身体回到了北京，而他的身份却很含糊，被拒于圈子之外。王小波回到北京后一度“居无定所，一再搬家，生活上也经历着起伏波折”（第56页），最关键的是表明他身份的户口却在北京落不了，再回云南他更不愿意，所以他这个游荡于北京的“黑人”“内心充满了焦虑”（第60页）。王小波在北京待不下去，又不能会云南，只好将户口转到了母亲宋华的老家山东。他这次下放不久，受到了照顾，被安排到当地学校教书。但是他的性格决定了他仍然不能融入所处的环境。“学校里存在很多问题，作为民办教师，王小波对于学校的管理颇多微词，但是他已经变得极其低调，不喜欢与人争执，对于学校的问题大多时候他选择了沉默。”（第68页）其实，他的沉默显然蕴涵着无处诉说的痛苦，他得忍受着孤独。于是，“他将这一切诉诸笔端。”（第69页）这从另外意义上来说，苦难成就了王小波。他后来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或许与当年下放时的写作密切相关。
“WG”结束以后，国家恢复了高考制度，王小波和他的哥哥、弟弟先后考上了大学。王小波于1978年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读大学的时候，王小波算不上是一个好学生，他学的是商品学专业，但是他并不喜欢这个专业，因而他只能经常看闲书，常常与同学们聊天，只是到临考之前，他才“临时抱佛脚”看专业书，“拼命做实验，最终有惊无险地刚刚及格”（第97页）。如果放在当今评奖学金或者优秀生，王小波是绝不可能沾边的。因而，当别人“积极要求进步”，纷纷入团、入党的时候，王小波是进不了这个圈子，他只能在圈子外转悠。不过，他的广泛阅读，特别是专业以外的许多书令他大开眼界，从而为后来创作那种天马行空的想象出来的小说打下了基础。若干年后，他回忆起自己的这段经历，他并不后悔，他认为：“上大一时，读着微积分，看着大三的实变函数论，晚上在宿舍里和人讨论理论物理。同时还写小说。虽然哪样也谈不上精通，但我觉得研究这些问题很过瘾。我觉得各种人类的事业都是我的事业，我要为每一种事业而癫狂──这种想法不能说是正常的，但也不是前无古人。古希腊的人就是这么想问题。”（第97页）游离于圈子之外的王小波获得了比别人更多的自由，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做事情，而不是被某种力量绑架，去做自己不愿做的事情，只有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才会觉得是在做一番事业，也才会有“癫狂”感、陶醉感和幸福感。
大学毕业后，王小波被分配到人民大学的分校任教，但是不久他就去了美国留学。王小波到美国留学不是公派，而是自己的选择。由于王小波是追随爱人李银河而去的美国，基本上没有什么准备，因此到了美国非常艰难。首先是他的外语口语不过关，其次，他由于英语没过关，也就不能申请到奖学金，就连哪所学校读书，他也是到美国之后才一一联系，最终才敲定。在美国读书，对于王小波来说又是一种精神磨炼。他既不同于那些公派留学生，一切费用都不用愁，也不同于许多家庭条件优越的留学生，父母亲可以提供足够的金钱以供其花销，他的一切费用都得自己设法解决。他的夫人李银河虽然是公费留学，但是也仅够她一人所用，如果再分出一部分给他，那么她就会捉襟见肘。于是，“为了解决拮据，他选择去餐馆打工。”（第132页）到餐馆打工，在美国或许是司空见惯的事，但是对1980年代的中国人来说是需要心理调适的。尽管王小波曾经下放过农村，干过比餐馆里更脏更累的活，但是那个时候他什么都不是，是需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知识青年。而此时的王小波则是名牌大学的毕业生，而且还是大学教师，身份不同了。然而来到了美国，为了生存，王小波必须放下身段去打工。在美国读书，王小波似乎也没有融入到美国的学术圈子，他虽然成为许倬云教授门生，但是他没有与其他名师和同学有过交流。他将大量的时间花在了在美国各地的旅游上。旅游与学术研究可以说都是人生十分重要的方面，不能说孰优孰劣，通常来说，一个学者更多的需要做冷板凳；尽量减少外出，将更多的精力用于读书、做实验、写论文和著作上，而一个作家、艺术家则需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当一个人在外旅游时，他获得的是心灵的自由和广泛的见识以及各种生命体验，但是在外旅游的人由于不断流浪而难以进入生活世俗的圈子，即使与某些驴友结交，也只是短暂的，结不成圈子。况且，王小波此时在太平洋的彼岸美国，与他同行的只有他的夫人李银河。
1988年，王小波夫妇离开美国回到了北京。他为找到合适的工作，着实费了一番功夫。“在他的心中，理想的工作状态或者说写作状态，应该是经济宽松、思想独立的。”（第150页）王小波虽然有段时间在北京大学上班，但是他并不满意，内心感到十分“沮丧”（第151页）。对于许多年青人来说，不要说进北大工作，就是到北大读书，甚至到北大教授家当保姆都求之不得。但是，王小波却不乐意。他刚来到北大，由于没有取得博士学位，所以得从助教做起，然后“慢慢做到讲师”（第151页）。问题还不完全在这里，最现实的问题是，北大没有给他排足够的课，而是让他在所在系的计算机房做维修和调试工作，有时让人将社会学数据整理统计到一起，然后录入电脑。这就是说，王小波在北大没有担任主课教师，而且还要干许多打杂的活。他的专业特长得不到充分发挥。且不说，王小波干了这些活，很难进入北大的学术圈子，就是被视为领导心腹的先进或模范大概也没有他的份，他完全是一个被人忽视的边缘人。于是，心气颇高的王小波“国内高校的行政化管理方式产生不满”（第151页）。王小波的“不满”是对的，但是由于他所处的地位与助教或者讲师的身份，不会有人理解他的“不满”，更不会有人愿意倾听，至于他是否有地方去诉说他的“不满”，大概也成问题。况且，他那“放荡不羁的个性也不适合学校的小圈子。”（第151页）不久，王小波辞去了公职，成为自由写作者。尽管这时已到1990年代，辞去公职的人确实不少，但是绝大多数都是下海经商，利用担任公职期间的人脉关系赚大钱，而自由写作者虽然写作很自由，但是中国并没有真正形成自由出版的市场。在现行体制下，所有期刊都是公办的，即使有所谓的“断炊”之说，但是出版物都还需要有挂靠单位，受挂靠单位的监督和管理，至于财政盈亏则由自己承担。因此，出版物的编辑为了保持刊物一定发行量，在把好政治关的同时常常考虑的是读者的口味，然而中国读者素质普遍偏低，因而不少刊物常常以低俗的东西迎合读者。就文学刊物来说，基本上是文联和作协主办的，因此，文学刊物的所发稿件绝大多数来自作协领导和会员。即使拥有作协身份，发稿时还要凭权力、资源、名气和关系。而王小波既没有权力，又没有掌握任何资源，在他生前基本上没有什么名气，只有他身边的几个人知道他，文学编辑没有几个知道他这个人的。至于说到王小波人际关系，且不说他刚从美国回来不久，回来在北大的社会学系上班，基本上没有与文学圈子里的人来往，因而他在文学界几乎没有几个熟人，要说至交更是谈不上。就是他与王朔和刘心武等人有交往，但是来往也不多。况且他所写作的不是那种武侠、艳情或者玄幻之类的畅销作品，这就注定王小波在自由写作的道路上必然走得非常艰难。“按照中国当时的文学惯例，想要被文坛接受，要走一系列的程序。王小波首先应该在国内的权威期刊上发表一定数量的作品，然后是被各种权威的选刊选载，引起评论家的注意，并且还要有评论文章面世，这还不算完，王小波还要在官方举办的权威文学培训机构进行培训，通过培训拓展人脉和圈子，然后获得权威的文学奖项，最终获得身份的认可。”（第164-166页）既然王小波崇尚自由写作，既不为官方所待见，也不愿受现实环境的约束，这就使他必须游离于官方主导下的主流之外。于是，王小波遇到了难题，一方面他辞去公职，依靠创作吃饭，另一方面他不善于交际，没有入圈子，这就使他的创作很难发表，也很难被文学圈子里的作家、理论家与批评家所认可，他不只是在文学圈子外徘徊，而是吃饭都成最现实的问题。
辞去公职以后，王小波获得了极大的自由，他虽然必须面临许多考验，但是他可以“不受现实逻辑的约束，不受工作的羁绊”（第167页），以“轻松自如”（第167页）的心态投入到小说创作中来。尽管他的小说最初并不被看好，没有受到应有的关注，常常被冷落在一边，但是他既不用像作协的作家们必须在一定级别的刊物上发表一定数量的作品而焦虑不安，又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自由写作，他“在自由的想象中寻找飞翔般的舒展。”（第167页）对于王小波的创作，文学界的评论家们其实很尴尬，面对着王小波的小说文本，他们有些不知所措，只能给他的作品贴一些诸如“新体验小说”、“新感觉小说”（第168页）之类似是而非的标签。王小波的小说文本形式让理论家们感到非常陌生，他们思想宝库中的那些理论武器到了王小波文本面前几乎无用武之地。但是，他们掌握着文坛的话语权，不会承认自己理论的捉襟见肘，因而只能隔靴搔痒地贴上一些不伦不类的标签。其实，那些待在圈子里的理论家、批评家和作家习惯于官方的主导和指引，习惯于搬弄各种理论术语，习惯于评论自己所熟悉的文本形式，怎么会下功夫去研究王小波（是否有能力研究都很难说），去理解王小波的自由写作！这不能不让人想到1970年代末出现在文坛上的朦胧诗，包括艾青、臧克家、章明等文坛大腕对此都感到手足无措，除了表示“令人气闷”与担心年青人“步入歧途”之外，根本就不理解和认识自己面前这些形态十分怪异的东西。但是，这些形态怪异的作品并不因为某些大腕不理解，不承认，就不存在，就不具有艺术价值。
除了文学创作之外，王小波还与李银河合作对中国的男性同性恋群体展开研究，出版了研究专著《他们的世界──中国男同性恋群落透视》。他们的这个研究课题在中国具有开创性，而且由于长期以来这一群体一直被视为精神病患者或者流氓而饱受歧视，因而研究他们首先得打破并抛弃这种人群歧视的思想意识，而且必须设法接触这一类人群。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研究得不到应有的支持和帮助。当今，许多人搞课题研究都可以申请一笔十分可观的科研经费。然而，他们的研究却与此无缘，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国家虽然不像当今的科研经费那么多，也没有那么多项目资助，但是毕竟有些项目资助，可是以王小波与李银河的资历是得不到的。所以，他们的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讲应该是民间性的，尽管李银河拥有公立学术机构的相应的身份。所以，他们“在写这部本书时遭遇到了很多困难。这些困难不仅来自出版，更来自写作的过程。”（第182页）这里所说的写作过程的困难主要指同性恋者的行动隐秘，心理自卑，绝大多数不愿接受采访。王小波夫妇“通过性关系来透视社会活动中的意识形态，进而为自由、智慧和尊严发声。”（第182页）这就是作为圈外边缘人的王小波十分关注同为社会大圈子之外的同性恋者，反抗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强加给他们的歧视乃至侮辱，帮助他们获得应有的自由和尊严。所以，他给这项研究确立了三大学术原则“实事求是的原则，反意识形态中心主义原则和善良原则”（第182页）。
中国是个圈子社会，只有入了各种各样的圈子，才能如鱼得水，办成各种事情。拜码头或许是非常重要的潜规则，所以，在中国可以见到同学圈、战友圈、同乡圈、校友圈，就连蹲了几年监狱，出来后还会结成“狱友圈”。社会上还以民间名义搞了这样协会，那样学会或者研究会等等组织，再作协组织内部，再以会长、副会长、常务理事、理事和会员等不同身份结成同心圆式的等第圈子，圈子看起来似乎很亲密，实际上相当冷漠。圈里人对圈外人都十分排斥，表现出十足的封闭。王小波不入圈子，如果说在青少年时主要的客观原因造成的，那么到了中年之时，他对圈子社会有了深刻的认识，于是便有意识地逃避圈子。王小波在读了萧伯纳的小说《巴巴拉少校》后对于捆绑人的现行伦理有了深刻的虽然，他觉得“因为人们所处的位置不同，拥有的利益关系不同，所以难免会受自身环境的局限，被挟持。做出一些举动，真正有见识有智慧的人不会轻易地提出明辨是非。”（第86页）从本质上讲，入圈子实际上也就是“受自身环境的局限，被挟持”的表现，只不过加入圈子多了，时间长了，人变得麻木了，也就失去了“被挟持”的感觉。王小波在人生醒悟之后，开始了对于自由主义的自觉追求，他“对于任何组织的方式来建构的事物或者人都保持着最起码的疏离、最原始的怀疑”（第87页）与此同时，王小波还对“主流标准”产生怀疑，大概就是为了避免“主流标准”对自己的规范和训诫，他对现代文学史上占据高标位置的“郭鲁巴茅”（即郭沫若、鲁迅、巴金和茅盾，第83页）明确表示不喜欢，显示其独特的个性。
不入圈子，意味着孤独和寂寞，这也是他必须为此付出的代价。1997年4月11日凌晨，王小波发出一声惨叫，他在孤独无助中离开了人世。当时，他的妻子李银河正在国外访学，他一个人独住，因而他的心脏病发作的时候，只能苦挨，无人帮忙。王小波的死亡是一个深刻的隐喻，一个追求自由的人，一个不喜欢受到这样那样拘束的人，一个不愿意加入圈子的人，必将忍受极大的孤独和寂寞。在王小波的小说中，有这样的文字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夜里两点钟是最坏的时候，这时候你又困又冷。”（《夜里两点钟》）“现在是夜里两点钟；是一天中最黑暗的时刻。”（《茫茫黑夜漫游》）没有彻骨的感受，是写不出这样文字的。王小波这里所说的“又困又冷”，当然不是仅仅指生理上的感受，而是他精神状态的表现。圈子外的他要应付各种事务，肯定很累，身心俱疲；由于孤独，他倍感深夜的寒冷。以此代价换来了自由，到底是值，还是不值？相信每个人都会给出自己的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