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中国建立初期的政局稳定和经济恢复改善了农民的收支水平和购买力，然而通过市场增收的途径逐渐受到限制，苏南农户的农副业收入仍占主导地位，农家经济并未产生结构性变化。国家期望通过土改提升农业水平支持工业发展与增强国力，但却面临着工业化目标与农村生产基础、对市场供求的控制与农民利益的矛盾。尽管国家严格限定农产品流动，但农民随机应变的市场行为仍有生存空间，市场机制在双方博弈中依然延续并影响着政策实施路径。工业化意图下的农村经济塑造，超出了强制性制度变迁的简约化叙述，也体现了近代以来国家主导型发展中资源配置体制选择的特殊内涵。
【关键词】新中国；农家经济；市场变迁；资源配置
【作者简介】张一平（1978-），男，江苏武进人，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讲师，博士（上海 200433）。
【原文出处】《财经研究》（沪），2011．9．49～5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11CDJ009）；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资助项目（09YJc790181）；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资助项目（2010ELS001）；上海财经大学2010年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
对于新中国农村体制的研究，传统观点倾向于国家逐步控制了农民经济活动。董国礼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框架，认为土改后形成的农民私有制不是产权市场长期自发交易的产物，也不是国家仅仅对土地产权自发交易过程中施加某些限制的结晶，而是国家组织大规模群众斗争直接重新分配原有土地产权的结果。[1]周其仁也认为，国家通过土改把自己的意志铸入了农民私有产权，当国家意志改变时，农民的私有制产权形式就必须改变。[2]不过，国家与农村的经济关系并非如此简单。在市场机制与行政机制分配资源的持续性冲突中，“市场”本身就已经被政治领域所塑造。然而一旦它被塑造出来，就具有一种随机应变的自主性，其影响力远远不是行政力量所能约束的。[3]此种微妙在当代中国制度转型中尤为突出，因此简化政治环境、区域因素、历史前提的分析无法准确理解资源配置的情境与实质。
处于传统到现代、分裂到统一双重格局的新中国建立初期，乃是l9世纪中期以来中国社会演进的大转折，在内忧外患中艰难前行的国家主导型发展模式获得了新的契机。1949年大一统带来了经济建设与强大动员能力的结合，以及集中力量展开有计划的变迁。新制度的嵌入，政府对市场的控制，国家权力与私人产权的博弈，奠定了新中国经济运行与决策机制的基本格局。国家期望通过土改提升农业生产水平支持工业发展，进而提高农民生活水平扩大内需，然而提取剩余、扩展内需的供需结构矛盾通过何种手段或机制来解决？虽然国家的意图是塑造新的经济结构，但也不得不依据已有的基础和路径，在遵循偏好的同时进行弹性调整。
作为新中国经济规划的一个缩影，位于长江下游的苏南[4]近代以来呈现了土地流转频繁、城镇网络化、经济商品化的市场基础，具备优先实现工业化的良好条件。新中国建立后其发展路径被纳入与国家计划同步的轨道，但其导入机制的适应性与复杂性却值得重视。目前的讨论大多注重政治与社会层面的变动，而较少从农民收支与农村市场的微观角度展开经济史的个案分析，未能真正从生产要素运行来剖析，从而揭示国家与产权、市场关系的深刻内涵。因此本文以档案史料为基础，对当时的农家经济、市场变迁展开细致探讨，体察国家资源配置的限度与农民反控制的张力，理解国家与农民、工业与农业交换体系的复杂性，从而厘清农村经济演进的背景和政府决策的内在理路，为新农村建设中处理产权与市场的关系提供镜鉴。
一、生产力约束：工业化目标下的农家收支结构
社会剩余的充分支配和使用构成了国家塑造经济与治理社会的物质基础。新中国土地改革的目标是“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藉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5]国家通过废除地租和建立农民土地私有权获得了征税的合法权力，租税被整合为一体。而赋税和地租的关系说到底就是对农产品的竞争关系。[6]相对固定的收成背后，实际上是一场有得有失的利益博弈。尤其是1953年后国家与农民关系的l：1趋紧张，本质上源于“一个地租被农民平分完毕的小农经济与雄心勃勃的国家工业化目标之间的矛盾冲突”。[7]以下将以苏南地区总体调查与村庄个案来检视农民的总收入、购买力、收支结构和投资水平变动。从当时为工业提供积累的角度来看，更能理解节余有限的农家经济与工业化目标的矛盾，以及资源配置方法的变化。
新中国建立初期农家经济既是对传统小农经济的继承，又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就当时而言，新政权的巩固、土地改革的完成和社会的日益安定确实为农业经济恢复奠定了现实基础。l951年底青浦、南汇、金坛、溧阳、句容、高淳等6县12个村农业总收入（折成稻）比1950年增加了l7．5％，手工业副业纯收入（折成稻）比1950年增加了2．02％。[8]以无锡宜兴县前红乡良庄村为例，土改后农民总收入和稻麦销售量都有所增加，人均收入折成稻计算，1952年超过土改以前13％。[9]
同时，农民的购买力有所提高，所需生活、生产资料增加很快。据无锡江溪乡487户的统计，1951年比l950年多购进豆饼l万斤、农具ll0件。棉花、布及日用品等生活资料显著上升，213户中农（919人）人均用布增加l97％，棉花增加l00％；216户贫农（l048人）人均用布增加65％，棉花增加100％。[10]社会经济好转，副业产品有销路，从事其他行业的劳动者的收入也得到合理调整。农户生活开支中衣着和副食品两者比重最大，生活资料占总支出的比重仍然较高，苏南l2个村庄1950年为81．54％，l951年为71．37％。[11]无锡三蠡乡第三村1950年总支出中生活资料占56．6％（食物占生活资料的67．1％1，生产资料占8．6％，公粮占23％；l951年总支出中生活资料占53．5％（食物占生活资料的71．6％），生产资料占8．3％，公粮占29％。[12]无锡宜兴县良庄村l4个典型户在周年内（1951年秋收起到1952年秋收止，下同）人均支出总值1501196元[13] （旧币币值，下同），生活费用占47．51％，生产投资占32．61％，其他占19．88％。[14]
可见农民消费仍为满足基本生活，生产投资很有限。农户的收入和消费水平较低，绝大多数是低水平的收支平衡，或略有剩余。[15]此外，这种盈余也不稳定，制约着国家的资源汲取和在此基础上的工业化，尤其是农民收入结构（主要包括农产品及养猪、养蚕等各项），呈现出典型的小农经济特征。无锡三蠡乡第三村1950年总收入（折成稻）56485斤，农业收入占48％；l951年总收入（折成稻）48681斤，农业收入占64％。[16]宜兴县良庄村14户周年内人均收入总值1540511元，现金收入只占37．783％，其来源主要是农产品、牲畜出售、贷款等项目。[17]
另据良庄村各阶层各项经济收入统计可知（见表21，农产品占收入总值的66．575％，其他收入占第二，禽畜收入占第三。各阶层人均购买力460154元，周年内l4户人均亏空100500元，其中以地主、雇农负债最多，除地主系亲友借贷外，其他阶层以政府贷款比重最大，期末盈余很少。全村借山芋、南瓜的农户占总户数75％以上，86户家庭在周年内能保持二粥一饭的有41户，有45户亏2—3个月的食量。生产投资大部分是政府支持，l952年良庄村86户家庭购买商品肥料，政府贷款达61％。[18]可见其生产能力相当薄弱。
总体来看，当时农村经济的好转属于社会动荡后的恢复，但不平稳。农田投资方面，据宜兴县闸口乡五村的调查，若每亩农田投资以1948年指数为100计，则1952年贫农农田投资指数为l91．59，中农为205．53，地主、富农为64．44。[19]中农和贫农的投资水平大幅提高，主要是生产资料内部再分配的缘故。l952年总的指数仅为104．84，1951年甚至只有91．03，故总体变化不大。该村1948—1952年人均纯收入（折主粮）分别为1265．55斤、l l50．69斤、l302．07斤、1014．44斤和l348．94斤，而这几年的人均生活消费分别为1152．13斤、ll56．49斤、ll36．76斤、l066．68斤和ll86．69斤。[20]由于传统的农民家庭经营规模小、剩余少，农户除了必需的生活开支外，用于再生产的支出较少。
这说明其时农村生产力主要是恢复和内部调整，还没产生实质性增长。财富增加有一个积累过程，土地改革只是一种“存量”分配，不能直接增加农村生产资料总量。传统的农业恢复需要几十年，加上随后朝鲜战争爆发，农民负担不易减轻。当时农业单产也未达到历史最高水平，随着农民消费的增加，农产品商品率和绝对量在短期内难以大幅增加，不能满足国家迅速工业化的要求，这必然会影响农产品市场的供求关系。
二、集体化前奏：合作社对农产品与市场供求的控制
早在1943年11月，毛泽东就指出克服农民分散的个体生产的唯一办法就是集体化，而达到集体化的唯一道路，“依据列宁所说，就是经过合作社”。1949年毛泽东又强调：“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百分之九十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是可能和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的，任其自流的观点是错误的。”[21]l952年中共中央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后，在互助合作基础上实现公有制的农村经济又与工业化紧密联系起来。由于中国选择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投资大、周期长以及吸纳农业劳动力有限，因此从农村提取剩余和控制农产品流动的任务很重。而对农产品剩余分配控制的重要手段就是将市场供求纳入国家体系，建立合作社对乡村市场的主导。此举改变了苏南农村商品市场的原有格局。
在无锡宜兴县前红乡，l952年包括稻、麦、大豆、蚕豆等粮食的供应和收购已以合作社为主。该镇平均每月营业额中合作社占80％，私商及其他只占20％，在良庄村l4户的调查中，合作社收购占收购总值的78．536％，国营公司收购占9．801％，私商收购比重仅为4．893％。生产、生活资料供应也是合作社最多，占供应总值的52．75％，主要是粮食、商品肥料、饲料、农具和油、盐、布匹等日用品，私商只占25．36％。[22]
这14户家庭中生活、生产资料的自给均大于购入，生活资料的购人仅占生活总费用的40．436％，生产资料的购入仅占生产投资总值的47．352％，农家向私商购入以生活资料居多，主要是猪肉、日用品、南货、迷信品等（详见表3和表4）。
由此可知，合作社在农村商品流通中已占重要地位，对农家经济起着相当大的作用。有些私商利用农民经济困难，以赊欠交易方式与合作社暗中竞争。但合作社有价格优势，供应的豆饼、豆油、锄头、铁铲分别比私商便宜7．7％、8．3％、l2．5％、20％。商店的作用逐步减弱，无锡三蠡乡第三村抗战前有商铺13家、菜场l个，顾客分布于三蠡、永安、东园等乡，营业相当发达。1952年仅有药号、酱号、杂货号、肉店等四家，资本合计ll7石大米，大多系小买卖。在合作社成立后农民到商店购买者更少。不过随着农村生产恢复经济好转，合作社的供应能力不能充分满足生产投资所需的商品，如肥料、饲料、农具、布匹等需求。
私商低落，合作社业务却在稳步扩展。土改时三蠡、潮音、福寿等六乡联合组织了合作社，设立于中心地东亭镇，农民推销产品与购买用品有了很大便利。1951年合作社收购农民销售的全部蚕茧，对稻、麦的收购数亦占总销售量的80％以上，并展开广泛宣传动员，计划将70％的农民吸收为社员。[23] 无锡江溪乡人多地少（人均0．85亩），农产品不能自给自足，必须依靠城市供应。该乡虽有供销合作社和小市镇可购买部分生活品，但因交通便利，大部分农民还是到城市购买日用品。农民需要出售自己的产品才能提高购买力，表6给出了487农户农产品的销售情况。
根据表6，稻的销售占比均少于麦、茧，说明该乡粮食不能自给。但该乡农民一般不习惯面食，因而小麦销售数较多，土改后小麦销售数较土改前增加达200％。由于蚕茧质佳、价格平稳，加上收茧有时间限定，所以鲜茧全部出售。从业务上看，土改后农产品全部与合作社挂钩，基本上排斥了私商的空间。
新中国建立初期国民经济虽然有所恢复，但农户收入增长仍然有限，农业提供的剩余不能满足工业需求的矛盾逐渐凸现。1952年10月陈云交给毛泽东一份调查，反映了苏南青浦县小蒸乡农作物歉收、征粮比率过高、人多地少和农民生活普遍困难的情况。[24]土改后存续的农民个体所有制和农村小商品经济无法适应国家的发展战略。在这种情况下，国家通过变革制度来解决农业拖工业后腿的问题，农业合作化进程不断加速。小农经济作为社会主义革命和改造的对象，很快被淹没在集体化的浪潮中。从l953年开始，国家逐步对粮食等实行统购统销，农民无法自由出卖自己的农产品。强制性行政征收提高了国家的汲取效能，但是干预农民权益的粮食分成却影响着农户自主经营和农产品市场的发育。
三、弹性的空间：农民与国家博弈中的市场机制
国家通过合作社和统购统销垄断农产品的流通，强化了农村资源的配置体系，同时行政约束也引起市场自身的反弹。l953年，苏南一些县市出现了大量的“资本主义”踪迹，表面看是私有制死灰复燃，实际上是农民随机应变的市场行为。
首先由于征粮体制的建立强化了国家与农产品的联系，而合作社对农村市场的控制，压缩了私商的经营空间。私商们不甘心失去这样的利润，利用各种关系进行抵制。在无锡，私商一是利用农村的亲戚关系，或通过小商贩收购粮食，甚至有些布贩、药材店、医生、剃头的都向农民收稻子；二是用预购、订购、欠货、借贷、放高利贷等方法抢购粮食。景渎乡就有300多户农民将粮食售给私商，张泾桥六家面店在市场管理宣布前联合下乡收小麦。l953年春，无锡各区还发现有农民携资到苏北开纽扣厂，仅东亭区就有二三百人。[25]这表明了农村的游资正在寻找出路，“一旦有了投资机会和有效的刺激，农民将会点石成金。”[26]
部分农民也开展倒买倒卖活动，如无锡锡华乡富裕中农在合作社存有八股，每次配到150—200斤麸皮后即高价售出。太芙乡团支书以每张l000元价格借别人的社员证，48000元买进一担麸皮，75000元卖出。同时农民经商、走私的也很多，贩卖铜锡、耕牛、菜籽、小麦和棺材板。[27]不少农民直接将剩余资金放债，通过市场流动获取利润。如武进县焦溪区梧岗乡有一个农民借钱给他人贩铜元，借期l0天，利息l0％。[28]武进县湟里区旌东乡二村农民在青黄不接时放各种高利贷：放大猪收稻、以现钞放青稻、搁田和放南瓜收稻。[29]同时，还有农民囤积粮食。私商收购更是助长了农民“惜售”、“看涨”思想。如无锡黄泥坝乡1100多亩黄豆绝大部分未出售，[30]武进县香泉乡杨庄第二年的粮食已全部买回来，还有47亩晚粳稻合计26800斤，平均每家有1000多斤准备不再出售。[31]梧岗乡农民9户，囤积小麦5300斤，稻7500斤。[32]
干部也不例外，其通过市场牟利有以下几个表现：首先是雇工，江溪乡有位党员，依靠雇工种田，还帮人介绍短工赚取佣金。其次是与私商联合低进高卖，黄泥坝前任乡长与人合伙开磨坊，并到武进县奔牛镇抢购黄豆；出租土地，牆门乡干部出租土地5亩4分，全年收租780斤；经商，怀五乡乡队长为了经商不要做党员，21人思想动摇。有些干部羡慕私商、富农在“发财”，想请假外出做生意或觉得当干部不如做群众。[33]武进湟里区旌东乡、旌西乡均有党支书或财粮员放青稻、米，另有加泽乡农会主任放肉。[34]他们主要是利用自己的剩余资源投放到市场获取利润。
这些行为被国家视为城市资产阶级与农村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勾结、高利贷者的剥削，并当作部分农民贫困的原因。当时苏南一份调查报告认为小农经济像是“风前烛”，经不起“三灾”（火灾、水灾和旱灾）、“三死”（死人、死牛和死猪），农民生场大病家当就光了，这将导致农村经济向两极分化。[35]
由于农村“分化”和农民的市场活动，国家认为农村正朝着资本主义道路走，越是富裕者越想走资本主义道路，这就违背了土改的初衷。而土改是为了生产致富，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理想。到了l955年，毛泽东甚至认为，农村分化将破坏土改基础上形成的工农联盟，穷的分了土地还是穷就不相信共产党，富的因为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而受到限制也不愿跟着共产党走。[36]而要根绝资本主义、抑制农民参与市场的积极性，就必须消灭土改后形成的个体经济和市场因素，实行合作化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由此可见，以集体化工业化为取向的制度设计如果不注意控制权的合理配置，将影响农村市场体系的建设，无法赋予自由交易权利和农民主体性的合法地位。
四、结语
市场交易的基本前提是界定权利，因此农地与其他要素产权的界定，以及对农民作为交易主体的培育，是农村现代化必不可少的条件。但在低水平的农业生产力约束下，新中国建立初期苏南农村呈现出自给自足与商品经济结合的特点。生活消费远远超过生产消费支出的比重，满足基本生存需求的衣食等支出又占主体地位，这是当时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的现实反映。由于要为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提供必要的资金、原料和劳动力，国家急速地将农民组织进各类小生产共同体，割断他们与土地和市场的直接联系。商品粮供给机制的缺失强化了国家对农业生产的干预，无形之中促成了统购统销分配体制的建立。机制和观念的固化不仅影响了交易主体的构建，还制约着生产要素的充分释放。当然农村市场机制始终顽强存续，割而不断，特殊的体制内弹性也为后来经济的调整和改革提供了基础。
所有这些资源配置的理论和实践其实与近代以来国家主导型的发展模式息息相关。制度决定着社会经济发展的激励结构，但绝不是将制度变迁简化为若干节点的逻辑递进而摒弃历史复杂性，研究当下无法忽视改革前的制度性遗产。新中国建立后的经验提示我们，推进现代化应避免将工业化、集体化与农家经济置于简单的对立面，并要充分发挥原有经济形式与市场机制的长处，协调政府偏好、历史路径与农户选择的关系，极力在新旧综合平衡中达成要素的均衡利用，努力做到从对抗博弈走向互利共赢。关键还在于激活一个完善的要素市场，以行政手段代替市场运作是不可取的。今天国家主导的农村制度建设、应当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使政策和规则的制定科学合理，降低成本和形成良好的决策机制。尤其要注重中国人口与资源要素较为丰富的特点，增强农民的参与权和选择权，通过身份自由、要素流动等目标的实现，提升群体创造力和制度创新水平。
注释：
[1]董国礼：《土地改革：强制性制度变迁及其经济社会效应》，《华东理工大学学报》融科版）2000年第l期。
[2][7]周其4-：《中国农村改革：国家和所有权关系的变化——一个经济制度变迁史的回顾》，《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4年夏季卷。
[3]华勒斯坦：《西方、资本主义和现代世界体系》，载于《中国与历史资本主义》，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第21页。
[4]文中的苏南包括l958年国务院批准划归上海市的青浦、南汇等l0个县，是经济史研究中“江南”地区的核心区域。
[5]华东新华书店编辑部：《土地改革手册》，华东新华书店1950年版，第8页。
[6]（美）白凯：《长江下游地区的地租、赋税与农民的反抗斗争：1840—1950》，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版，第9页。
[8][11]根据“十二个典型村调查情况综合汇报”计算，1951年，江苏省档案馆档案：3006一短一242。
[9][14][17][18][22]中共江苏省委农村工作委员会：江苏省农村经济情况调查资料，江苏省档案馆藏，1953—2—20，第ll5页，第118—119页，第115—117页，第120—121页，第111页。
[10]苏南农工团无锡工作组：无锡县江溪乡土改后农村阶级经济情况变化调查报告，l951—10—20，锡山区档案馆档案： B1—1—13。
[12][16][23]苏南农工团无锡工作组：农村阶级经济情况调查报告——无锡i蠡乡第三村典型调查材料，l951—12一l0，锡山区档案馆档案：81—1—13。
[13]1948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发行了第一套人民币，l955年3月1日发行第二套人民币，并进行了货币改革：1人民币元=10000旧元。
[15]据l952年9个省的抽样调查，农民人均剩余74斤粮食，参见当代中国丛书编委会：《当代中国的职Tl：资福利和社会保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9页。
[19]苏南农工团宜兴丁作组：宜兴县闸口乡五村l948—1952年农业生产投资分析表，1951—12—17，江苏省档案馆档案：3006—永—157。
[20]苏南农工团宜兴工作组：宜兴县闸口乡五村l948—1952年人民生活及购买力变化情况表，宜兴工作组关于农业税负担的报告，1951—12—17，江苏省档案馆档案：3006—永—157。
[2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16、1432页。
[24]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
版，第241页。
[25][27][33][35]中央无锡县委：城乡资本主义剥削和农村阶级分化的情况，1953—11—25，锡山区档案馆档案：81—1—12。
[26]（美）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5页。
[28][32]中央武进县委：焦溪区梧岗乡阶级分化和资本主义思想总结，1953—11—15，武进区档案馆档案：l—1—26—38。
[29][31][34]中央武进县委：湟里区典型调查农村中自发资本主义思想表现及土改后农村阶级分化情况调查报告，1953—11一14，武进区档案馆档案：l—1—26—34。
[36]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96—197页。
Farm Economy, Market Changes and Institutional Transformation at the Initial Stage of the Founding of PRC: An Investigation Based in South Jiangsu Province
Zhang Yiping
Abstract: Due to the stable political situation and economic recovery in early PRC, the income and ex- penditure levels of farmers and their purchasing power improved, but the paths to increase income through market were gradually restricted. In southern Jiangsu province the farm economy did not structurally change. The governments expected to raise the agricultural level by land reform in order to provide support for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strengthen national power, but encountered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industrialization and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basis and the one between the control of market supply and demand and farmers’ interests. Although the governments had strictly limited the flow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market behavior of farmers still had a survival space; and market mechanisms still functioned and ‘affected the policy routes. Rural economic construction under the industrialization goal was beyond the simplified category of mandatory institutional transformation and reflected the special connotation of choosing resource allocation system in state-oriented development in modem times.
Key words: new China; farm economy; market changes; resource allocation
载《经济史》2012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