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马寅初是一位经济学家。马寅初在新中国之初担任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除了积极完成党和政府给自己安排的诸多行政职务工作外，还写了许多文章，宣传党的方针政策。马寅初身为旧知识分子和新中国的中央政府委员的双重身份使其能够以北京大学为平台把毛泽东的改造知识分子的运动顺利地推向全国，为实现党的知识分子改造政策作出了贡献。马寅初是在党和毛泽东改变对节制生育问题的认识和提出计划生育的主张之后，才有了人口问题的发言和“新人口论”的。1958年和1959年先后由《光明日报》、《新建设》杂志掀起的两次对马寅初的批判，都是在北京大学“双反”运动和学术界“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背景下进行的。马寅初的代表作《我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一书，始终都是被批判的重点。马寅初并非因人口论罹祸，那些批判人口问题的文章也主要是从中寻找其所体现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的。党和政府没有批判马寅初，康生、陈伯达也与批判活动没有关系。相反，从中央到地方党委主办的机关报和理论期刊基本上都没有参与批判活动的事实说明，党对马寅初是有政治担当的。据此，马寅初敢于向民主党派主办的《光明日报》叫板，要与其领导杨明轩、陈此生战斗到底，决不投降。马寅初是在北京大学校办秘书的揭发后血压陡升而退出战场的。马寅初作为旧知识分子被批判的命运可说是在劫难逃。但是，因为党和政府的保护，马寅初仅只受到群众的批判，其待遇却没有受影响。
【关 键 词】马寅初 知识分子改造 《光明日报》 《新建设》 批判
【作者简介】梁中堂（1948-），男，山西永济人，上海市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研究员，上海200020
马寅初乃百岁老人。该以成人之躯，历经晚清、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三朝，难免一些传奇故事。但是，在马寅初生命的最后几年，社会戏剧性地把其演绎成“中国共产党难得的真挚的诤友”，早于党和政府提出控制人口和计划生育的主张，先有毛泽东接受马寅初的建议，后又有陈伯达、康生等“策划鼓动下”对其进行的批判，而马寅初又宛如“超人”，不仅高瞻远瞩，认识超过了中国共产党，并且难能可贵之处在于其不畏强暴，“敢于坚持自己认定的真理”，“孤军作战”，等等。①但是，历史却不是这样的。
一、马寅初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政治地位和作用
了解马寅初20世纪50年代的政治地位和在我国政治生活中曾起到的历史作用，是理解马寅初在新中国的历史命运的枢纽。
马寅初是1949年2月由地下党安排经香港北上参加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民主人士之一。②1949年3月，马寅初刚到达北平，即被中共中央安排为参加世界和平大会的中国代表团副团长。③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现在的政协性质有很大的不同，它行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制定并通过起到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决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并组织中央人民政府等重大事项。马寅初以政协筹备会成员的身份被推选为会议主席团成员、主席团常务委员。④9月25日，马寅初参加了毛泽东和周恩来在中南海丰泽园召集的关于协商国旗、国歌等问题的会议。⑤9月30日，马寅初当选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⑥特别重要的是，马寅初是由第一届全国政协选举产生的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⑦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马寅初就站在毛泽东的右侧稍后一点的位置上。⑧1953年2月，马寅初与林伯渠、邓小平等被第一届全国政协增选为常务委员。⑨1954年当选为第二届全国政协常委，⑩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11）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不算许多社会兼职，马寅初还担任以陈云为主任的中央人民政府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12）以饶漱石为主任的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任、（13）浙江大学校长。（14）那时的国家政治架构和现在有很大的差别。毛泽东所领导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既是国家最高权力的行政机关，也是最高立法机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婚姻法》就是经中央人民政府批准实施的。在包括主席、副主席在内的中央政府委员中，有许多因身兼地方党政领导职务等原因，有许多人事实上无法参加中央政府会议。但是，马寅初是经常参加由毛泽东或刘少奇主持的中央人民政府工作会议的政府委员。仅现在可以查到的，马寅初曾经参加了由毛泽东主持的中央人民政府首次会议、第3、7、8、10、11、12、14、15、16、17、18、19、24、29次会议。（15）这些会议的时间分布于中央人民政府第一次会议到1954年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之前，说明马寅初是实实在在地履行中央政府委员职权的。此外，马寅初还经常参加毛泽东召开的其他一些小型的会议。譬如，1952年元旦，毛泽东举行新年团拜会之前有10多位民主人士被请在中南海颐年堂聚会，马寅初即属被邀之列。（16）
1954年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国务院为中央人民政府。但是，毛泽东以国家主席身份召集的最高国务会议实际上是决定国家重大事务的国务活动。马寅初期间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仍然经常参加由毛泽东主持的最高国务会议。现在可以查到的，仅1957年2月到1958年1月，曾分别参加了毛泽东主持的第10、11、12和14次最高国务会议。（17）另外，马寅初还经常以无党派民主人士身份参加毛泽东主持的中国共产党重要会议和其他方式的座谈会。1956年9月15—27日，马寅初受到特别邀请，列席了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18）国家本来就是以层级架构组成的，那时的马寅初就被放置在最顶层。同时，因为那时的毛泽东已被神话，能经常被毛泽东邀请参加毛泽东主持的会议，无形中马寅初也被光环笼罩。
事实上，党和政府也十分重视马寅初，对其生活待遇也倍加关怀。1949年下半年，马寅初同时担任浙江大学校长和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在杭州和上海两地办公，两地都配备有住所。12月8日，周恩来指示陈云代其给华东军政委员会起草电文，“马寅初现仅拿浙江大学校长薪水，不够生活开支。请研究可否酌量发给一部分津贴或办公费。”（19）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实行供给制，马寅初即配有秘书、警卫、厨师，独家住院和与毛泽东、宋庆龄等领导人相同的吉姆车。1955年国家实行工资制度，国家主席、副主席为一级，全国人大委员长、副委员长，国务院总理、副总理为一级至三级，各部部长和各委员会主任列为四级至五级，全国人大委员会常务委员列为五级，省、市长列为七级至九级。此时，马寅初已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仍被定为行政三级，在全国人大委员长、副委员长，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同一级别上。（20）如果了解到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人在这次套改中也只定为二级，就可以想象到马寅初的行政三级在那个时代的具体地位了。
马寅初既是接受西方文化的知识分子，同时又是一位传统的文化人。早在地下党通知他经香港赴解放区参加新政协的时候，他就说：“我不能无功受禄啊！”（21）党和政府给了马寅初这样高的政治地位，马寅初自己也一直积极为党和政府工作。期间，除了履行所担任的许多行政职务方面的工作以外，马寅初还经常以经济学家的身份对党和政府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加以解释和宣传，具体内容从1949年第一次政治协商的《共同纲领》到1958年的大跃进，大到党和政府提出的政治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小到国家发行公债、制订预算之类的政府实际工作，都会有相关文章发表。马寅初是新中国成立后为数不多的可以经常在《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中央媒体上发表论著的经济学家之一。此外，为了跟上时代的步伐，50年代初期，马寅初积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斯大林著作，学习唯物辩证法，学习俄语。1958年2月，马寅初密切联系现实问题出版了自己的长篇论文《我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22）该书还收录了从1955年起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2篇讨论综合平衡和按比例发展规律的文章、“新人口论”，以及“我国资本主义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等文章。马寅初在该书的书名中用直白的语言表达了自己用经济理论解释党和政府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表白自己已经转变的哲学世界观和所持的拥护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政治立场。马寅初很重视这本书，把其当作自己在有关社会主义经济论著方面的代表作。1958年1月，马寅初在该书付印前还特意题写了“敬以此书作为北京大学六十周年纪念的献礼”，放在扉页后面。只是生不逢时，正好赶上1958年的“双反”运动，为群众批判他提供了一个难得的靶子。这都是后话。
论及上个世纪50年代马寅初的作用，有一件不太为人所知但贡献颇大的事情，那就是为党和毛泽东改造知识分子的想法找到了一个具体的实现形式，配合党和政府把改造知识分子的运动顺利地推向了全国。关于这个问题，《毛泽东传》和《周恩来年谱》都有记述。《毛泽东传》是这样说的：
一九五一年九月，北京大学马寅初等十二位著名教授，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发起北大教员政治学习运动。他们还邀请周恩来到北京大学作报告。周恩来得到邀请，向教育部建议，于九月二十九日召开了北京、天津高校教师学习会。周恩来在会上作了《关于知识分子改造问题》的报告。这以后，一场知识分子改造运动广泛地开展起来，首先在北京、天津两市，随后又发展到全国，先是高校，以后推广到各界知识分子。（23）
50年代初期，党和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一个基本认识是没有大批的知识分子的参加是无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但是，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不经过改造就不能为社会主义服务。1950年6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就提出：
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争取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在这个问题上，拖延时间不愿改革的思想是不对的，过于性急、企图用粗暴方法进行改革的思想也是不对的。（24）
10多天之后，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毛泽东又把这个问题提到集中代表旧知识分子的各个民主党派和著名的无党派民主人士面前。毛泽东在讲话中说，全中国的一切人们、一切党派，都要过好社会主义的一关，“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那一关”。（25）不过，在毛泽东的心目中，知识分子改造则是中国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先决条件。为此，毛泽东还说：“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26）
毛泽东提出知识分子改造问题以后，却迟迟未能实行。从客观上来说，抗美援朝、土地改革，以及其他许多在新中国刚刚成立后都需要做的工作。但是，从具体的工作条件来分析，是因为如何改造知识分子和知识分子如何接受改造，以及通过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去进行，都未能够落实，而解决这一系列具体问题和启动这一项工作的是马寅初。
马寅初是1951年6月1日就任北京大学校长的。8月，马寅初就组织了北京大学职员利用暑假进行政治学习的活动。（27）8月22日，周恩来在一次讲话中说：
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在过去不是受着封建思想的束缚，就是受着帝国主义奴化思想的侵蚀；现在，要为新中国服务，为人民服务，思想改造是不可避免的。（28）
北京大学副校长汤用彤等听取了周恩来的报告，响应号召，发起政治学习和思想改造的活动。
9月3日，马寅初利用参加中央人民政府第12次会议的机会，向周恩来汇报了北京大学教授们自发学习活动，邀请周恩来作学习报告予以辅导。（29）7日，马寅初又致函表达了敦请毛泽东等党和政府领导人辅导讲课的愿望。（30）9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和刘少奇等，报告马寅初邀请中共中央负责人为北大教师学习会作报告，以推动思想改造为目的的学习运动。（31）11日，毛泽东批示说：“这种学习很好，可请几个同志去讲演。”（32）周恩来将毛的批示批转给教育部，并决定组织北京、天津两地20多所高校教师参加学习运动。
9月29日，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为京津高校3000多名教师（其中北京大学教师和干部400人）作了《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周恩来说，北京大学教师学习会和马校长要我给他们作报告，我想既然给北大讲，也就应该给别的大学讲，因此，我同教育部商量，这个报告会就以北京大学为主，把北京、天津其他大学的教师和同学代表也请来了。这次报告会后，首先从北京大学开始的知识分子学习和改造运动迅速推广到全国各个高校、中小学、文化界和医疗卫生等等知识分子相对集中的所有领域。1951年年底，党中央和毛泽东又在全国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开展“三反”、“五反”运动，高校和科学研究、文化机构中的政治学习和思想改造运动又与全国的“三反”、“五反”运动，以及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工作合并进行。一个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脱裤子割尾巴”和“洗澡”的思想改造运动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到1952年秋季运动结束的时候，全国高校教职员的91%，大学生的80%，中学教师的75%，都参加了学习。（33）
由于这一时期留下来的知识分子学习、改造运动的记录不是很多，现在的人们很难理解那一代知识分子所经历的痛苦和折磨。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傅鹰曾这样谈到那次运动，他说：
现在说话虽然已无杀头的危险，甚至也无失业的危险，但没有把握不再来个三反。运动来了……那些年轻的党员、团员，他们在大会上大骂你一通，骂你三分混蛋，你承认五分混蛋，这才鼓掌通过。（34）
据气象学家、中科院副院长竺可桢在日记中记述，中国近代物理学奠基人、北京大学教授饶毓泰，在运动中因受刺激“神经失常”，“其眼直视无睹，不能认人”，而“校中自马寅初、汤锡予（汤用彤）起直至学生，无一寄与同情”。中国科学院副院长、著名物理学家吴有训，“因思想改造，几次欲悬梁自尽，已出外购得一绳子”。幸亏吴太太自上海来京探视，“乃得将全盘心事讲出”，才免去一场悲剧。竺可桢在思想改造中精神濒于崩溃，以致写下这样的话：
年来我讲话常不能符合实际，因此引起人之批评。自维年衰力薄，真同走尸，虽为活人而脑筋实已僵化。既无记忆力，又不能有活泼泼的想象力。做事不能深思熟虑，无高见远瞩之能力，以致动辄得咎。坐领干薪，窃居高位，与人民、社会可称无丝毫之好处。虽辛辛苦苦，一天复一天，有何用处？（35）
马寅初在这次运动中同时兼任“京津高等学校教师学习会北大分会”主任、“北京大学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京津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北京大学筹备委员会”主任，以及运动中临时成立的“北京大学人民法庭”审判长等职，领导运动。马寅初在运动中帮助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周炳琳正确对待思想改造的事例，曾获得毛泽东的肯定。（36）另外，有些著名教授的检讨无法得到系里群众的通过往往会上升到召开全校群众大会帮助，有时就要由马校长主持。文学院群众不满意朱光潜的检查，1952年4月9日升级在全校师生大会上作第三次检讨。10日，继续召开全校师生大会，又有14位师生代表批判发言。马寅初在讲话中说：“朱先生检讨有进步，但还需要继续反省，加紧改造，根据群众意见，彻底批判自己的思想，批判资产阶级思想，树立工人阶级思想在北大的领导权。”据统计，北京大学参加学习的教员和干部3 387人，交代一般性问题758人，交代反动社会关系1 239人，一般性政治问题940人，重大政治问题91人，共计3 028人交待了各类问题，占总人数的89.4%。其中2 448人已作了结论，580人未作结论。（37）
二、马寅初获悉党的领导人转变态度后重提节育主张
在旧中国，有许多老知识分子都是主张节制生育的。但是，因为普遍的认识把马尔萨斯归结到主张节制生育的学说一边，而马克思又是对马尔萨斯持严厉的批判态度，所以，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是否定节制生育的。新中国建立前后，共产党曾经发动了一次对美国政府所持有的马尔萨斯主义和唯心历史观的批判，（38）再加上政府沿袭限制人工流产的法规，（39）在1949年到1952年，各个报刊都是把节制生育当作帝国主义“和平的杀人”，（40）甚至有的医学教材中有关于节制生育的内容也会被当作马尔萨斯主义批判。（41）在这样的背景下，新中国成立前那些曾经主张节制生育的专家、学者，甚至连医务人员也都不再宣传节制生育了。
但是，把避孕、节育行为当作马尔萨斯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有关国家制度与随着这一时期大规模工业化进城的年轻人的生活产生了巨大冲突，特别是青年妇女频繁的生育与新的社会化生活方式发生矛盾。所以，不久之后，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于群众避孕和节育的态度就发生了转变。从1953年8月起，担任政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就一再指示卫生部改正限制避孕和节育的政策。（42）1954年2月，周恩来在政务院的一次会议上说，目前提出避孕问题是可以的，只是不要写在决议上。（43）检索《人民日报》，1949年-1952年，每年都有几篇把节制生育当作马尔萨斯主义进行批判的文章。而1953年和1954年，有两年不再有节制生育这个词汇，即不再把节制生育当作马尔萨斯主义批判，应该是体现了期间中央的态度。1954年12月，刘少奇召开国家机关节制生育问题座谈会，明确提出：“现在我们要肯定一点，党是赞成节育的。”（44）会后，中央又在卫生部的报告上批示说：
节制生育是关系广大人民生活的一项重大政策性的问题。在当前的历史条件下，为了国家、家庭和新生一代的利益，我们党是赞成适当地节制生育的。各地党委应在干部和人民群众中（少数民族地区除外），适当地宣传党的这项政策，使人民群众对节制生育问题有一个正确的认识。（45）
根据中央3月份明确的批示精神，卫生部在该年5月就开始举办机关干部避孕知识讲座宣传节育知识，安排避孕药具的销售工作。（46）公开出版的《避孕常识》，当年就销售了102万册。（47）卫生部、商业部和轻工部等也改变禁止生产和销售避孕药械的做法，开始在江苏省生产外用避孕药，广州第十一橡胶厂引进了一套日本避孕套生产设备开始自动化生产，天津制药厂成功生产外用避孕药栓。（48）
也就是在党中央对于节育问题已经有了明确的转变，但规定暂不登报宣传的时候，（49）邵力子和马寅初先后在公开场合表明了节制生育的主张。邵力子是国民党元老，共产党的老朋友，曾参加第一次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时任以周恩来为总理的中央人民政府政务委员会委员。（50）邵力子早年就主张节制生育，为此写了许多文章。（51）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妇女节制会总部由上海迁到北京，邵力子的夫人傅学文即担任北京市妇女节制会的负责人。（52）1954年9月，邵力子在全国人大会议上以学习宪法的名义谈论避孕问题。（53）然而，不少文章据此把邵力子当作新中国最早提出节制生育的人，是不确实的。且不说周恩来在半年前的政务院的会议上已经有过节制生育的话，按照周恩来在一次会议上的说法，节制生育“这个问题的发明权本来是邓小平同志的，后来邵力子先生在人民代表大会上讲了”。（54）因为邵力子和邓小平都是政务院政务委员会成员，周恩来的话应该是有依据的。如果熟悉毛泽东时代党内生活的原则，就能够进一步认识到，如果没有毛泽东的明确意见，这一涉及党的指导思想以及一系列重大政策的人口问题的态度转变，不仅尚未进入政治局的邓小平不会有那样的观点，就连刘少奇也不敢贸然召开国家机关节制生育座谈会。（55）
我们现在还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马寅初也在这个时期获悉了党对节制生育问题的认识，但是，马寅初谈论人口比邵力子晚了将近一年。在此期间，中央和卫生部已经有不少关于开展节育工作的文件。并且，大学是卫生部门宣传避孕和节育方法的重点，作为北京大学校长的马寅初应该对此有所了解或所闻。何况，马寅初作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在正式和非正式场合会有许多机会了解到党的领导人对这一问题发表的意见。解放前，马寅初就主张节制生育。（56）1949年以后，马寅初也一度不再提这方面的主张了。1955年7月，马寅初在全国人大会议上第一次公开谈论人口问题，遇到不少代表的反对。（57）近年出版的宋云彬和竺可桢的日记中，分别记述了一些经过。宋云彬，中国近代著名文化人，参加了第一次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时任浙江省作家协会主席，本次人大会议浙江小组副组长。竺可桢在民国时期曾长期担任浙江大学校长，参加了第一次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按照竺可桢7月4日的记述，在第一天小组会议上，浙江省的几位代表发言谈到人口问题而引起马寅初和竺可桢的注意。（58）争议是从12日开始的，宋云彬在日记中写到：“下午，浙江小组讨论五年计划，邵力子、马寅初强调中国人口过剩，余起而驳之。”（59）竺可桢这天的记述更详细一些：
……下午3点至全国委员会，开浙江省小组会议讨论五年计划。沙文汉、杨思一主席。邵力子提出了以限制生育减少人口，提出辩论……此点引起宋云彬、李士豪的反对。马寅初和我均赞同邵说，寅初拟在报上发表文章。一场热烈争论归结到农业生产问题上。
文中的沙文汉，时任中共浙江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浙江省省长，曾参加第一次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本次人大会议浙江小组组长。杨思一，浙江省委常委、副省长，本次人大会议浙江小组副组长。李世豪，时任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执委、浙江省主委，第一次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表。从宋云彬和竺可桢的日记来看，争议是由邵力子的限制生育以减少人口的发言引起宋云彬等人的反对开始的，而马寅初和竺可桢站在邵力子一边。在13日小组会议上，因马寅初、邵力子再谈人口问题，宋云彬“两次起立发言，问此种论点与马尔塞斯有何不同之处，则皆哑然无言”。14日，宋云彬主持会议，一开始就声明说，昨天两次发言，是因为邵力子、马寅初的发言不自觉陷入马尔萨斯主义泥潭，所以好心相劝。沙文汉递一纸条给宋云彬说：“你说他们重复了马尔塞斯人口论原没有说错，只是说得太早一点，容易阻碍辩论的展开。”15日，宋云彬继续主持小组会议，张琴秋等表示不同意邵力子和马寅初的观点。张琴秋，红军著名女将军，第一次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表，时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19日，小组会议继续讨论五年计划，“邵力子、马寅初等又大谈人口问题，争吵甚烈”。25日，沙文汉主持小组会议，宣布不再讨论人口问题，争论方算结束。
另外，与小组会议上的有关争论同时，还发生一起制止马寅初以会议发言形式在报上发表文章的事件。13日下午，马寅初将准备见报的发言稿清样送请浙江大学副校长王国松看。宋云彬认为，“其内容谓目前兴修水利、开荒等等皆非根本办法，根本办法在限制人口，满纸荒唐言，不仅贻笑大方，且将为帝国主义及反动派据为口实”。沙文汉看后，“大为惊诧”。经宋云彬、沙文汉和王国松商议，由王找竺可桢共同劝阻，马寅初同意提出具体意见后再作修改。14日上午，沙文汉、宋云彬、王国松和竺可桢一起讨论。沙文汉认为此文是“绝对的反动的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复现，和政府五年计划要积极增加生产背道而驰”，建议马寅初改讲预算问题，而竺可桢则主张“把主题从限制人口改为促进科学技术”。竺可桢还未来得及将意见转达给马寅初，就有电话说他已经决定把稿子撤回。
根据宋云彬和竺可桢当时的记述，有几个方面与马寅初后来的叙述有所不同。第一，浙江小组关于人口问题的发言和争论是由浙江省的同志发言引起的，而不是马寅初会前写好的提案在会议上讨论而发生争议的。第二，会上几次的争论都是由邵力子先发言，马寅初和竺可桢附和或支持，而不是首先由马寅初提出来，邵力子等附和与支持的。第三，会上没有发生所谓马寅初提交提案的事情，会议第10天出现过一份准备在报上发表的马寅初发言。
分析这次事件，首先，争论主要发生在全国人大代表浙江小组中那些参加过1949年第一次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那些代表之间，鉴于沙文汉常常持调和态度和宋云彬处处主动出击的表现，两方面的主要当事人都是民主人士。其次，分析争论双方的人员构成，坚持节制生育的邵力子和马寅初身处高层，应该说已经获悉了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主张，而持反对意见的代表则相对处在国家机关较低一级的层次上，双方的争论实际上反映了中央政策尚未曾向下贯彻时的一种状态。第三，也许进一步了解参加那次争论的主要当事人后来的政治命运可以帮助我们深刻认识那个时期的批判和一些争论的性质。根据宋云彬和竺可桢日记记载的那次争论中持反方意见的宋云彬、李世豪、沙文汉、杨思一、冯雪峰等5人，两年后都被划为右派分子，其中几位共产党党员沙文汉、杨思一还被打成“反党集团”，杨思一死于1957年反右中，沙文汉死于60年代初。共产党员张琴秋，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致死。反方中还有一位周建人，也参加了第一次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时任民建浙江省委主委、副省长，他参加共产党的身份当时尚未公开。周在新中国未遇风险，职务一直做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位置上，显然是因为鲁迅弟弟这一层原因。与反方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正方阵营中的邵力子、马寅初和竺可桢三人，全都得以善终。
三、马寅初的中南海发言和《新人口论》都是毛泽东“讲话”以后的产物
1956年，党和政府关于节制生育的主张已经明朗化。特别是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周恩来的报告中两次讲到“提倡节制生育”，（60）第一次向社会表达党中央和中央政府对待节制生育的支持态度。与此同时，报刊也开始公开宣传。（61）国家还把生产避孕药械列入了生产计划，每年拿一千万元，用一千吨橡胶，生产避孕套，免费向群众提供。（62）在辽宁省、黑龙江省等地还成立了节育工作领导小组。（63）据统计，1956年，北京市医疗卫生部门设置的避孕药具销售点达到648处。（64）该年10月，青海省西宁市举办两次节育、避孕知识展览，参观者27 500人次，印发宣传材料5 000多册，举办讲座4次。青海省医药公司在该年出售避孕套76 233个，避孕帽2 141个，避孕拴2 252盒，避孕膏3 372支。（65）
不过，在中国，社会真正改变对节制生育问题的认识，提出并接受计划生育这一新概念，还是毛泽东在1957年2月27日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以后。这次最高国务会议实际是为毛泽东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而特意召开的，参加会议的有党和国家有关方面的高级领导干部、民主党派负责人和社会各界著名人士计1 800多人。在讲话中，有一段关于计划生育的话。毛泽东说：
我们这个国家有这么多的人，这一点是世界各国都没有的。它有这么多的人，六亿人口！这里头要提倡节育，少生一点就好了。要有计划地生产。我看人类自己最不会管理自己。对于工厂的生产，生产布匹，生产桌椅板凳，生产钢铁，他有计划。对于生产人类自己就是没有计划，就是无政府主义，无政府，无组织，无纪律。（毛主席这个话引起全场大笑）这个政府可能要设一个部门，设一个计划生育部好不好？（又是一阵大笑）或者设一个委员会吧，节育委员会，作为政府的机关。人民团体也可以组织一个，组织个人民团体来提倡。因为要解决一些技术问题，设一个部门，要拨一笔经费，要想办法，要做宣传。（66）
3月1日下午，会议安排了包括马寅初在内的16位民主人士发言。马寅初说：
我听了两次毛主席的谈话，他对中国人口问题有深刻的了解，也有很正确的地方，他主张我们中国人口控制在六亿左右。
两年前，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我在浙江小组提出了我国的人口问题。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呢？我两次视察，没有到别的地方去，只到了浙江。浙江的代表性的乡村我都去了，好的、坏的、中等的都去过。每次去的时候，我就问他们有多少人？去年一年生了多少，死了多少？大概一年增加百分之三，也有一年增加百分之四、百分之五甚至百分之七的，一年增加这么多。到处看到小孩，我想不得了。到了上海，弄堂里也到处都是小孩，洋车都进不去。这个问题怎么办？所以回来以后写了个提案，但在浙江小组里一讨论，赞成我的除邵力子先生外，还有几位科学家，有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另有科学家赵忠尧、王国松、顾功叙。不赞成的很多，他们认为这个问题不要讨论，为什么不讨论？说是苏联没有讨论，所以中国也就不讨论，彻底的教条主义，十二万分的教条主义。苏联与我们不同，苏联是地多人少，只有两亿人口，可以不谈，我们却有很大的问题，人口这样多，多于苏联三倍，不能不谈。但因为反对的人多，我自动收回。不料两年后的今天，我们的最高领袖毛主席对人口问题有同样的看法，这是一件可喜的事，他所见所闻远比我广，得出的结论一定更正确，因此我对毛主席表示最崇高的敬意。
如按百分之三的增长率来算，中国六亿人口，十年后有八亿一千万，十五年后有九亿三千万，五十年后多少？吓死人！二十六亿一千九百万，那是不得了！那有好几个问题要发生了，第一教育，现在我们就有五六万人不能升大学，还要房子，老师也来不及。五十年后二十六亿人口吃的东西怎么办？上山去开荒？向外发展嘛！那就不能和平共处，我想政治界人士对和平共处也要想想这个问题，要看到五十年以后怎么样？因此正如毛主席所说的要控制在六亿人口左右，尽一切力量来发展科学，倘若人口增长与科学发展同步进行，那是不行的，一定要说科学进步超过人口的增长，那么人民生活水平、物质水平、文化水平才能提高。这个问题要请科学家们努力。苏联大概有二十二万人研究科学，都是一面在校培养学生，一面从事研究工作。科学家一定要与年轻人在一起才能年轻，我不是在拉科学家，而是说教学与研究应该一致，研究出来了就告诉学生。我同意邵力子先生的避孕方法，不过我要提出一些意见，当然农村女人封建思想很多，却要多子多孙，五世其昌，不孝有三，无后为大。避孕工具太贵，要一块多钱，而且套子一弄就破，为什么要这么贵，而且质量不高？我想一定要用行政手段，提高技术。这个问题值得研究，请毛主席出个主意要周总理去执行。（67）
马寅初说“听了两次毛主席的谈话”，应该是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10次和本次即第11次（扩大）两次会议上的讲话。最高国务会议第10次会议是在26日召开的，实际是为第11次（扩大）会议召开的一次预备会议。（68）马寅初等16位民主人士发言后，毛泽东又作了45分钟的“结束语”。其中，为回应马寅初的发言，毛泽东又说：
总而言之，人类要自己控制自己，有时候使他能够增加一点，有时候能够使他停顿一下，有时候减少一点，波浪式前进，实现有计划的生育。这一条马寅（初）老讲得很好，我跟他是同志。从前他的意见没有放出来，有人反对，今天算是畅所欲言了。这个问题很值得研究，政府应该设机关，还要有一些办法。（69）
这就是马寅初“中南海谈论人口问题”的始末。包括人口学界在内，社会上长期以来传言马寅初早于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提出计划生育问题，以及毛泽东先采纳了马寅初的意见，后来又对其进行批判，概来源于这个发言。
主要是受到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的感召和毛泽东计划生育思想的启发，社会一改生儿育女不登大雅之堂的风俗，“计划生育”在神州大地不胫而走，大行其昌。（70）检索《人民日报》，在此之前从未有计划生育之说，而3月8日到19日其间12天，仅全国政协委员拥护计划生育的文章就有5篇之多。（71）3月5日，《人民日报》还发表社论，提出“节制生育是人民群众自己的事情，也是国家的事情”。（72）1957年春夏之交，有一批在旧中国就持节制生育观点的经济学家和人口学家都写出了许多文章，拥护和宣传计划生育。（73）
马寅初也是活跃在这一环境中的老一辈知识分子之一。继3月1日最高国务会议上的发言后，3月31日，在中华医学会节育技术指导委员会成立会上，马寅初发言谈控制人口问题。（74）4月27日，《文汇报》发表马寅初接受记者杨重野的采访，谈新中国的人口问题。同一天，马寅初在北京大学向学校师生发表人口问题的演讲。（75）5月9日，马寅初在《大公报》发表《我国人口问题与发展生产力的关系》。7月5日，马寅初以全国人大会议上书面发言的方式在《人民日报》发表《新人口论》。
四、马寅初1958年在北京大学的“双反”运动中
1958年举国上下的狂热是在过去几年好形势的发展中促成的。农业合作化顺利完成，数亿农民从几千年来一盘散沙般的个体走上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康庄大道；成功实现赎买政策，原计划15年到20年完成的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仅用了几年的时间就实现了；一系列的“一五”工业项目的竣工，中国开始拥有一个初具雏形的现代工业体系，以及1957年反击右派和共产党整风所取得的伟大胜利，特别是毛泽东参加莫斯科十月革命40周年纪念大会和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明确地感受到中国的国际地位上升。现在看那时不少的事情都属于极“左”思想支配下的狂热行为，但是，当时的认识却是在党和毛泽东的领导下，人民群众可以创造出不曾想到的人间奇迹来。1月28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说：
七八年来，都看出我们这个民族有希望，特别是在去年一年使得广大群众感觉到光明的前途。几亿人口，精神发扬起来。经过大鸣、大放、大辩论，把一些问题搞清楚，任务也提得适当了，比如十五年赶上英国，又多、又快、又好、又省之类。四十条农业纲要重新发布，给群众很大的鼓励。许多认为做不到的事情，现在群众认为做得到。（76）
当毛泽东在讲这一席话的时候，全国已经沉浸在一片浮躁和狂热之中。春节前后，上海市委开展了反浪费、反保守（简称双反）运动，短短几天，全市工厂、机关、商店、学校贴出的大字报已超过六千万张，举行了数以千计的比先进反浪费展览会。“这一气势澎湃的一切为了社会主义，一切为了多、快、好、省的革命巨浪，正以锐不可当的气势冲刷着思想上、政治上、经济上的保守、落后和浪费现象，横扫着一切官气、暮气和邪气。”（77）3月3日，党中央发出《关于开展反浪费反保守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国进一步展开反浪费反保守运动，改进整个国家工作，促进全民大干劲。（78）《人民日报》把这个文件当作“全民大动员的号角”，（79）一个举国跃进的态势已经形成，势在必发。
早在中央部署之前，北京大学已经开展了以深入整改和全面大跃进为主题的群众运动。2月28日，陆平代表学校党委在骨干会议上动员说，为迅速赶上国内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高潮的新形势，为国家又快又好又省地培养又红又专的干部，整风运动必须深入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发动群众开展一个反浪费反保守，比先进，比多快好省的群众运动，使学校来一个全面大跃进。（80）陆平是1957年10月反右斗争中，中共中央为加强高校政治领导工作从中央机关抽调1 000名高、中级干部，充实文教战线的领导，由原来铁道部副部长职位改派到北京大学担任党委书记、副校长的。（81）陆平动员后，北京大学张贴出22万张大字报。中央文件下发后，3月10日，北京大学召开“双反”运动誓师大会，仅几个小时，全校新张贴出9万张“大字报”，“燕园就成了大字报的海洋”。（82）为发挥党员带头作用，20日，党委又召开党员誓师大会，号召党员带头引火烧身推进运动。会上，陆平和其他常委都宣读了自己的大字报。大字报有自我批评的，有党委之间相互批评的，还有对党委和学校工作提出批评建议的。
虽然党委提出要引火烧身，但高校中广大师生毕竟与校领导接触不多，可以当靶子揭发和批判的对象也不多。新中国在50年代还未能培养起自己的知识分子队伍，北京大学的各个系主任和教研室主任、教授，差不多都还是那些在旧中国留学归国的老教授们。这些人面对积极向上的学生和青年教师，继三反、五反时期的知识分子改造和反右斗争之后再次成为运动的重点对象。冯友兰、翦伯赞、游国恩、王力、王瑶、林庚、周祖谟、傅鹰……几乎所有的教授，无一幸免。不过，认识和了解许多老教授在那次运动中的表现，对于理解马寅初受批判还是很有帮助的。运动开始后，北京大学的老教授们认为，“双反”运动好像一面镜子，使每个人在这面镜子里认清了自己的面貌，看到了自己资产阶级立场与六亿人民社会主义事业不相适应的矛盾。法律系龚祥瑞教授说：
过去我一直不承认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双反”运动中，经过群众的揭发，立场、思想、作风上所存在的问题都暴露出来了，最初自己还大吃一惊，可是再一挖也就不奇怪了，解放前就是资产阶级旧法学的宣扬者和执行人，也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政权里做过官，是个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解放后，党团结教育我，给了我荣誉和地位，在历次运动中也保护我教育我，而我一直没有自觉革命的认识。现在道路摆在眼前，不和资产阶级思想、立场分家，就不能做社会主义的工作。
傅鹰在一年前说了一段对三反期间的改造深恶痛绝的话，这次运动一来，张贴他的大字报覆盖了整个化学系的大楼。系党总支还专门主持召开了“帮助傅鹰教授”的批判会。傅鹰在“再不要思想改造就是骗人骗自己”的发言中说：
运动中看了化学系的“废品展览会”展出的许多“废品”中，有不少是我教育过的人，他们不可能不受我的影响。后来有些学生和我谈家常，他们向我提意见，说我的问题是政治立场问题。这个结论得出后我两天没睡着觉，我爱人对我最了解，她也说我是政治立场问题。再一想，我前后在美国呆了十三年，脑子里98%是资产阶级思想。我以前说我全心全意拥护党。但是，党是无产阶级的党，而资产阶级思想和无产阶级思想是对立的，怎么能说我全心全意拥护党呢，只是骗人骗自己。过去我强调党管政治，我管业务的“分工论”，也不过是为自己不进行思想改造找理由。现在我认识到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就会给青年传授若干的资产阶级思想，只有站到无产阶级立场上来，才能把书教好。（83）
傅鹰不仅把给他提的意见都一一接受下来，并且写了《向真理投降》的文章发表在《北京日报》上，《光明日报》和《人民日报》也都作了转载。（84）运动中，几乎所有的教授都选择了老老实实承认自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愿意虚心接受群众批评和衷心拥护“双反”运动，譬如北大教授、著名语言学家李赋宁在报纸上发表了《双反运动给我的教育》，（85）王力教授发表了《向工人阶级投降》，等等。（86）
还有比以上表现更进步的老教授。中文系魏建功是“老北大”，他给党总支提意见说：
党总支委同志们：你们太缩手缩脚了，对我们旧知识分子尤其年龄大一点的人实在太骄纵！我们身上要烧的毒气是太多了，平素你们大家丝毫也舍不得碰一下。我们都认识党的大公无私，我们系里绝大多数成员是党外人士，对我们认真严格要求，在宽猛相济的工作方法条件下，是可以奏效的。但是党委同志们有些“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想把问题摊开，弄清楚情况，求得彻底解决。对我们思想作风有问题的人来说，爱之其实害之！害个人也许事小，害工作关系实在不小！说严重些……问题的性质就是“养蛆成蛹！”（87）
植物学家曹宗巽发言中的一段话更具经典性：
末了，愿对党委的统战工作提点意见：据说去年春天社组织想对我进行批评和帮助请示党委，程贤策同志说：“曹先生是教授，也应照顾的。”我希望今后不要再对高级知识分子进行这样的照顾了，为什么要照顾？照顾的出发点是什么？照顾的内容是什么？其后果又如何？现在已经很清楚了……即使对我们狠狠地批评一通，闹上几天甚至几月的情绪，但闹过情绪后应当是雨过天晴，应当是思想上和工作上大跃进！今后希望对我不要再一味姑息，使我们能够尽早地又红又专！（88）
对比了以上各位经历过许多次运动的教授们在这次运动中对待群众、对待运动的态度，再来看马寅初在“双反”运动中的表现，可以了解马寅初不谙事故，不服水土，因而遭受批判乃命中注定和在劫难逃。
3月10日，马寅初因看望下放干部而没有听取陆平在全校誓师大会上的动员。下午一回到学校，马寅初就表示，一定从自己开始，烧掉北大的骄气。（89）3月20日，马寅初列席参加了党委召开的“引火烧身”的党员誓师大会，深为会场中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气氛所感动。（90）“双反”运动的基本方法就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人人写大字报，人人被贴大字报，是这次运动的显著特点。马寅初是校长，因为不在与学生和青年教师每天相处的环境中，相对于那些系和教研室的领导和教授们，最初受到的冲击还是相对轻微的。运动开始后，经济系樊弘教授给马寅初张贴大字报，批评他1957年在北京大学的人口问题的讲演中的错误言论，北京大学副校长周培源也有批评马寅初在人大的会议上发言说资本家在公私合营后拿取定息不是剥削的大字报。（91）3月21日，马寅初张贴了两张大字报，一张检查自己的官气暮气、不深入基层、行政工作效能低、校外事务过多以致影响接近群众；第二张大字报检讨人口问题报告会上说“如人口这样增长下去，五十年后，中国人民不免因生活困难而侵略其他国家”的错误。（92）
3月底，经济系二年级学生朱正直等13位同学给马寅初张贴了一张题为《马老教导我们三大主义》的大字报。大字报说，去年春天乌云翻滚的日子里，我们抱着崇拜和敬仰的心情访问了经济学老前辈马寅初校长，希望马老指导我们如何学习和研究经济学问题，但是，马老教导了我们三大主义。
第一是大北大主义。马老对我们说：“北大是全国最高学府，北大集中了全国有名的教授。”接着马老又兴高采烈地举起大拇指说：“北大经济系也是全国第一。”大大助长了我们瞧不起兄弟院校的骄气。
第二是资本主义。马老口头上也谈社会主义经济学和资本主义经济学有本质上的不同，说要学好社会主义经济学，必须懂得资产阶级经济学，否则就难懂得社会主义经济学的优越性，也无法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实际是叫同学要学社会主义经济学必须先学资产阶级经济学。他用大量的例子竭力宣扬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成就，否定社会主义经济学的成就，他说中国经济学不行，苏联的时间短也没有什么，英国的经济最早。他叫同学要研究经济必须掌握几门外语，如英文、德文等等。中国不行，苏联不行，英国经济最早，这是什么意思呢？很显然是叫同学学习资产阶级经济学，走资本主义的道路。
第三是个人主义。马老不仅羡慕资产阶级经济学，而且竭力宣扬自己的才能和地位。他说他先后到过英美，并且能说会写英文、法文、德文、拉丁文等五国外文。并显耀自己在中央如何有地位，说研究经济别人找不到资料，他想研究财政给周总理说一声，周总理就立即叫财政部给他搞一间大房子和大批所需要的资料。马老还叫同学学习他要发表的“新人口论”论文（实际有不少马尔萨斯主义）。这一切使不少同学更加崇拜马老，认为马老真了不起，虽然不是共产党员，却既有才能又有地位，我们应向马老看齐。马老的谈话在我们班的影响确实不小，立即就有同学大干特干地学外文，有的双管齐下，既学俄文又学英文；有的还想放弃俄文学英文，不少人要求系里多开资产阶级经济学等等。总之这次访问使不少同学对资产阶级经济学产生了极大的兴趣，轻视社会主义经济学，追求个人的名利地位，放松对自己的思想改造。
朱正直等同学的大字报最后说，马老身为校长，有这样严重的资本主义教育观，怎样不对同学起坏的影响？红与专的问题，两条道路的问题也是马老必须彻底解决的，否则将把我们引入歧途。（93）
4月1日，马寅初针对学生们的大字报，也写了题为《我对经济系二年级谈话的内容》的大字报。马寅初说：
去年学生到我家里访问，我接见了他们。他们先讲了来意，对经济系似乎不甚满意，问我此后如何学习才能学得些东西。我就坦白地告诉他们，北大经济系在国内还是数一数二的，教师的阵容也相当的好，看不起的心理要快快改过来。但这不等于经济系十全十美不需要任何改进，虽然我不能以校长身份说经济系如何如何不好，同时我也说钻研学问大部分要靠自己，只有苦干，此外并无捷径。但在谈话中发现他们连一国的外文都还没有掌握，我听了吃了一惊。他们终日忙于写笔记、抄笔记、对笔记，外文的参考书和杂志一本也不能看，我就想到这倒是他们的莫大的缺点，所以我劝他们快快学外文，至少一国的外文，要继续的学，绝对不可间断。我自己在耶鲁大学学过拉丁文（强制的），在哥伦比亚研究院学过德文、法文（都是研究生必修的）。但回国后因看英文书快得多，看德、法文很吃力，久而久之，把德、法两文放弃了，现在只掌握了英、俄两文，绝不任其放弃，事实上也不会放弃，因为看资本主义国家的书报要用英文，看社会主义国家的书报就得用俄文。但我开始学习俄文时已71岁了，用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得学会。我的目的，就是要勉励他们，学习要埋头苦干，否则不会成功的。我的话是出于至诚，对我的学生讲心里的话。想不到他们自另一角度看问题，说这是要表达我的天才，我要在他们面前表示我是一个了不起的人，我是崇拜资本主义的人，他们从谈话中所得的只是我的三大主义，这些话真是令人痛心。我认为北大的任务是培养做研究的人才和教学人才，要做研究工作，非学一种或二、三种外文不可，否则决不能与懂外文的人比赛，他们的研究能力就大大地受了限制。至于担任教学不懂外文的教师，绝不会受学生的尊崇，在同事间懂得外文的同事也会瞧不起不懂外文的同事。我自己亲身吃过这种痛苦，所以把心里的话告诉他们，希望他们及早想到他们的前途，绝对料不到他们这样看问题。至于请我上课，不仅我抽不出时间，即使抽出时间也怕他们受毒，那罪状更严重了。（94）
4月3日，董玉昇、朱正直等12位学生又张贴了《马老应正视错误》的长篇大字报，指出马寅初的大字报是对学生的“反批评”。大字报分“我们为什么要写‘马老教导我们三大主义’、再谈马老教导我们三大主义和从马老的反批评中看到了什么？”等3个问题。同学们的其他观点似乎在我们这里已经不显得重要，因为按照马寅初的说法，学生是误解、歪曲了他，而学生坚持认为马寅初是引导他们走向“三大主义”，特别是学生所讲的另外两个问题，致使马寅初再也无力还击。同学们说：
既然现在是大辩论，当然是应该畅所欲言，开展辩论。我们欢迎马老提出反批评。但从马老的反批评中感到马老对待批评不是抱着闻过则喜的态度，而表现了不满和反感情绪，这实在和身为一校之长在批评与自我批评上应该以身作则和起带头作用是不相称的。明明在谈话中宣扬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成就，否定社会主义经济学；宣扬个人奋斗……但不虚心检查自己，反而用个人的动机善良来为自己辩解，说什么“我的话是出于至诚对学生谈心里话，想不到他们自用另一角度看问题……他们从谈话中所得的只是我的三大主义，这些话真是令人痛心”。又如“至于请我上课，不仅我抽不出时间，即使能抽出时间，亦怕使他们受毒，那罪状就更严重了”，这更明显的表现对批评的不满情绪。如果没有三大主义，可以和我们辩论，有三大主义则应深刻检查批判，而不应用什么讲课受毒罪状更严重等话来发泄不满情绪。
如果说学生以上大字报的内容是针对马寅初的态度和情绪予以批评的，那么，下面的话却直指马寅初的软肋。
问题还不仅是对待批评的态度，而更重要的是马老究竟以什么态度对待双反运动，对待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在社会主义革命的洪流中是自觉革命呢？还是抱住资产阶级思想不放呢？马老受过多年的资产阶级教育，留学西洋，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活多年，存在资产阶级学术观点、教育观点和个人主义思想（当然解放后马老政治上是有很大进步的，但和社会主义要求来说还是不够），这是合乎客观情况的，丝毫不值得奇怪的，要是没有资产阶级思想才是怪事。问题是用什么态度来对待，身为一校之长的马老应该率先上阵，以身作则自觉革命，否则革命列车轰隆隆的前进，而自己则有落伍和掉队的危险。
我们希望并完全相信马老一定能虚心听取群众意见，努力自觉革命，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和我们比比干劲，携手共进，老当益壮，一马当先，走在运动的前面。
末了，学生模拟马寅初的话，把球又踢过来，既是对马寅初的一个幽默和讥讽，又是一个挑战。
以上意见，出于至诚，进一步和马老商榷，不知马老意见如何？（95）
与学生的大字报比较，樊弘才真正是马寅初的“灾星”。樊弘，北京大学经济系教授，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的学生运动中被誉为民主教授，参加了第一次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并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继上次张贴大字报批评马寅初人口演讲中的错误言论之后，3月26日，樊弘又针对马寅初的《我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一文张贴了题为《在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马寅初校长的立场是什么？》的大字报。樊弘说，马寅初的这篇文章“在本质上是为了资本家的利益，向党和国家正确地执行和平改造资本家的办法，表示不满的”。在大字报里，樊弘具体罗列批评了马寅初三个问题。第一，民族资本家在新中国以来一般都赚了钱，而马寅初“说他们都没有赚钱”。第二，在公私合营中的公、私之间不正常的关系中，本来是私方应该负极大责任的，但马寅初“认为公方与私方负相同的责任”。第三，马寅初代表资本家的利益，批评政府限制上海针织业盲目发展的政策。鉴于以上所论，樊弘上纲上线，说马寅初有意离开无产阶级立场替资本家说话。（96）
4月1日，马寅初针对樊弘的诘难张贴了《我对樊弘教授提出些意见》的长篇大字报。马寅初说：“我对樊弘教授所做的批判工作有两点意见：（一）研究太马虎；（二）教条主义气味太重。”（97）马寅初在文中还引出一段故事。1955年4月，马寅初的《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一文写成以后，交给4月15日刚刚决定出版的《北京大学学报》。（98）但是，马寅初的文章被学报编辑部压了2年。1957年5月4日，《光明日报》刊登了冯友兰、郑昕等北京大学几位老教授批评学报编辑部扣押马寅初稿件、替马寅初鸣不平的话，（99）文章才得以发表。
虽然一年前迫于压力发表了马寅初的文章，但是，作为编辑该文的学报编辑委员樊弘对此仍耿耿于怀。所以，“双反”运动一来，樊弘将其意见公开化。阅读樊弘对马寅初的批判和马寅初对樊弘批判的辩解与反批评，樊弘认为马寅初是在替资本家说话，而马寅初说这些话其实都是国家工商管理局局长许涤新的原话。问题发生在马寅初可以参加政府许多内部会议得到主管部门的许多文件和原始资料，他在写作文章时往往会引用政府主管部门的文献，包括主管部门的领导客观分析公私合营和工商业改造过程中的一些政策和做法损害了私方利益而不利于经济发展的话。马寅初作为具有政府职务背景的经济学家具有了解中央政策实质和政府主管部门思想意图的优越条件，他的文章无疑是体现了政府的政策和主管部门的意见的。但是，马寅初引述政府官员在内部会议上的讲话有的又不便于披露出来，樊弘却把这些当作马寅初站在资方立场替资方作辩护。马寅初作为一个和所有其他教授一样从旧社会过来的高级知识分子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师生们当然是按照周恩来所说受帝国主义奴化教育和封建主义影响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看待的，而马寅初自己因为早年就跟党合作反对国民党政府，新中国刚建立就参加了中央人民政府的工作从而不认为自己具有资产阶级思想和立场问题。特别是因为以往的运动中马寅初都是领导和动力，没有应对群众运动的经验，总是要和提意见的群众争辩出是非，导致批评和批判不断地升级。
4月19日，《光明日报》以“选自北京大学的大字报”的方式，选登了两张批判马寅初的哲学和人口论的大字报。从这时开始，校内运动对待马寅初又往往受到社会上的影响，校内校外相得益彰，而马寅初则陷入被内外夹攻境地，即使当年善于争斗，现在也能左冲右突，但毕竟盛势已过，要以老朽之躯与风车搏斗，胜算难矣。
不少的文章都有1958年陈伯达或康生在北京大学的大会上当面点名批判马寅初之说。我这里用“陈伯达或康生”，是因为相同的事情在不同人的文章里有关人名、时间和发生地点，都互相窜连，表达不一。在北京大学历史上，像中央领导到校视察或参加其他活动，当时都有记载。1958年5月4日，北京大学隆重举行纪念建校60周年报告会。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市长彭真，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政治局候补委员陈伯达，教育部部长杨秀峰及其他学术界人士等应邀参加了大会。校长马寅初致开幕词后，陈伯达接受邀请以“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批判的革命的精神继续改造北京大学，建设一个共产主义的新北京大学”为题作了演说。陈伯达说：
解放以后，经过知识分子改造运动，特别是经过去年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北大已经基本上改变了面貌，开始出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的革命新风格。但是，这种批判的革命的精神还是很不够的。同工人阶级和农民的社会主义革命精神比较，同工人、农民的生产、建设的大跃进比较，全国学术界的批判的革命的风气还是落后的，在我看来，北大也同样还是落后的。这表现在：学术上的互相批判和自我批判得还很不够。不可设想，对于解放前已经有系统地形成一套资产阶级哲学观点的人不进行深刻的批判，或者他们没有进一步进行深刻的系统的自我批判，就能够获得无产阶级的意识。旧知识分子要最后抛弃资产阶级的意识，而获得无产阶级的意识，并不是件很容易的事，这需要经过一个长期的深刻的批判与自我批判的过程。（100）
隔3日出版的北京大学校刊上，上述“在我看来，北大也同样还是落后的。这表现在”之后是这样一段话：
学术上的互相批判和自我批评作的很不够。例如：冯友兰先生对自己的系统的哲学思想作过自我批判，这是一种进步，但是还不够。贺麟先生也作过自我批判，这也是很必要的，但也还很不够。（101）
陈伯达的演讲“经过本人整理，略有补充”发表在《北京大学学报》上，其中举例冯友兰、贺麟的话句改为：
那些在解放前已经有系统地形成一套资产阶级哲学观点的一些教授，例如冯友兰先生、贺麟先生等人，不经过深刻的批判，或者他们没有进一步进行深刻的系统的自我批判，那就不可能设想，他们能够获得无产阶级的意识。（102）
分析新华社当天的报道、隔3天校刊上的通讯，以及经过陈伯达审阅后发表在《北京大学学报》上的讲话，首先，陈伯达在讲话中提出北大旧知识分子改造问题仍然是周恩来在1951年知识分子改造运动中的经典叙述，经过七八年不断的政治运动，老教授必然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死猪不怕开水烫，这时都已经没有多大的压力了。但是，陈伯达在这里要表达的是知识分子的改造过程是长期的，不是一蹴而就的。其次，3份稿件中除了新华社没点名外，其他两份稿件一致点名是冯友兰、贺麟。还有，3份稿件还都一致显示陈伯达是以哲学领域为例，而且是经过选择的两个典型，一个是治中国哲学史的冯友兰，另一个是研究康德哲学的贺麟。所以，这个地方不该有经济学家马寅初出现。退一万步，如果陈伯达在演说中确曾点了马寅初的名，即使陈伯达审阅的稿件上没有了，但校刊发表时是不敢取消的。所以，真实的情况应该是陈伯达讲演中没有点过马寅初的名。
有说康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