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统一是战国时期的社会理想，这一理想是在秦始皇统治时期实现的。统一局面形成于秦，成之于秦始皇，是多种历史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就秦始皇而言，是他顺应了时代发展的趋势；就秦国而言，是秦孝公以后几代人尚武崇法、矢志改革、富国强兵的必然结果；就历史大势而言，是时人已厌倦春秋战国长时期的诸侯纷争局面、渴望统一安定的民意反映。无论是在完成统一的进程中，还是在巩固统一的日子里，秦始皇都积极、主动地顺应了历史发展的大势，采取了行之有效的政治举措，如废分封、立郡县，统一度量衡，统一文字等，这些举措对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具有积极的长远的历史意义。历史已经证明，秦始皇对于历史“演变的方向”的“抉择”，是积极、明智和正确的。
秦始皇
当我们在社会发展进程中不断回顾借鉴历史时，不应忘记这样一个虽年代遥远然而却影响亦深远的重要事件——在2230年前，一位名叫嬴政的政治家结束了中华大地列国纷争的局面，实现了统一，成就了一项震古烁今的历史功业。尽管历代史家和政治家对秦始皇评价不一，但对其完成统一及巩固统一的诸多举措，却都给予了充分肯定。历史已经证明，秦始皇对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彪炳史册的伟大贡献。
一、统一是战国社会共同的政治理想
《公羊传·隐公元年》写道：“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大一统”的原始语义，是推崇统一，称扬统一，肯定统一。孟子见梁襄王，对方问：天下要怎样才得安定？孟子回答：“定于一。”明确表达了追求统一的政治意识。早期法家的政治理论以君主权力的一元化为思想基点。申不害说：“明君治国，三寸之机运而天下定，方寸之谋正而天下治，一言正而天下定，一言倚而天下靡。”以“天下”作为管理的对象，表明追求“一统”的意识已经深入到法家理论的核心之中，管理统一的“天下”是许多政治家的最高追求。正如《易·系辞上》说，“圣人”治国的境界，是“通天下之志”,“成天下之务”，“定天下之业”。
《墨子·尚同中》提出过“一同天下”的说法，甚至《庄子》中也有涉及“天下”的讨论，如“一心定而王天下”（《天道》）。成为战国晚期秦国政治建设和政治管理指南的《韩非子》一书，可能是先秦诸子中说到“天下”一语频率最高的，竟然多达262次。其中可见所谓“霸天下”，“强天下”，“制天下”，“有天下”，“取天下”，“治天下”，“王天下”，“一匡天下”,“强匡天下”，“进兼天下”，“谓天下王”，“为天下主”,“取尊名于天下”，“令行禁止于天下”等。很显然，谋求统一，谋求对“天下”的统治，已经成为十分明确的政治目的，成为战国社会十分急切的政治要求。
秦的统一，就是在这样的政治文化背景下实现的，并得到了社会的普遍赞同。贾谊《过秦论》评说当时形势“天下之士，斐然向风”，“元元之民”，“莫不虚心而仰上”，殊为可信。事实确如当代史学家何兹全所说，“秦始皇统一大帝国的建立，是顺应历史发展和符合人民利益的。”（《秦汉史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年5月版,第13页）
二、嬴政在统一过程中的作用
贾谊《过秦论》评价秦始皇的功绩，有“续六世之余烈”语。裴骃《集解》引张晏的解说，“六世”，是指“孝公、惠文王、武王、昭王、孝文王、庄襄王”。实际上，自秦孝公发起商鞅变法起，秦国就表现出积极进取的态势，逐步富国强兵，向东方扩张。按照贾谊的说法，秦“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备，外连衡而斗诸侯”，而后得以“因利乘便，宰割天下”，成为战国政治舞台上的主角。秦的统一，实际上在秦昭襄王时代就已经奠定了基础。嬴政二十二岁时，开始亲自主持国政。他铲除了吕不韦等妨害君权独尊的贵族势力，却延续了武力兼并诸国的策略。史称“始皇既立，并兼六国”（《史记·太史公自序》）。这位政治家最主要的表现，就是完成了统一。
当时，“以天下为事”，期望“得志于天下”，已经成为秦人直接的政治目标。嬴政谋划并且指挥了逐一翦灭六国的战争。在统一战争中，他曾经三次出行前方。《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随着秦军向东推进，秦王政十三年（前234年），秦军大破赵军，斩首十万，嬴政亲临河南（今河南洛阳）；秦王政十九年（前228年），秦军在进攻赵国的战役中取得决定性胜利，俘获赵王，又欲进击燕，嬴政亲临邯郸，后从太原、上郡返回咸阳；秦王政二十三年（前224年）,秦军大举攻楚,俘获楚王,秦王又亲临郢陈（今河南淮阳）。嬴政的出行，有特意移置最高指挥中心临近统一战争前线的意义。二十三年的郢陈之行，是秦王政行临距离战争前线最近地方的记录。对于嬴政亲至楚地新占领区的这次出行，云梦睡虎地秦简《编年记》中有对当时楚地战争背景的记录。简文写道：“廿三年，兴，攻荆，□□守阳□死。四月，昌文君死。”从简文内容可知，当时战争形势尚十分险恶。秦王政在这样的情况下“游至郢陈”，表现出对楚地军情战况的特殊重视。而作为握有全权的君主和最高军事统帅，这一行为不仅有益于振奋军心、鼓舞士气，自然也可以对把握战机、控制局势产生积极的作用。
秦王嬴政除逐客令，任用李斯、尉缭，求韩非，以郑国主持水利工程，都是在统一进程中的重要举措。平定韩、赵、魏、燕、楚、齐战事，多有嬴政决策的记录。商议攻取楚国战略时，李信说“不过用二十万人”，王翦以为“非六十万人不可”，嬴政说：“王将军老矣，何怯也！李将军果势壮勇，其言是也。”李信受命攻楚，楚人大破之。嬴政亲自“见谢王翦”，决意“空秦国甲士”而专委于王翦，“于是王翦将兵六十万人，始皇自送至灞上。”（《史记·白起王翦列传》）后世有学者评价，嬴政“怀并吞之志”，虽“遇人寡恩”，依然能够令“王翦空秦国之士以专征”（李弥逊：《筠溪集》卷八《议古》）。嬴政作为秦政最高主宰和秦军最高统帅选将用兵时处心积虑，甚至克己违心的历史表现，确实非同寻常。
三、改诸侯置郡县
秦始皇时代最重大的历史变化，后人称之为“六王毕，四海一”（杜牧：《阿房宫赋》）。其实，秦始皇实现的统一，并不仅仅限于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原战国七雄统治的地域，亦包括对岭南的征服。战争的结局，是《史记·秦始皇本纪》和《南越列传》所记载的桂林、南海、象郡的设立。按照贾谊《过秦论》的表述，即“南取百越之地，以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俛首系颈，委命下吏”。岭南文化与中原文化的融合，正是自“秦时已并天下，略定杨越”（《史记·南越列传》）起始，而秦帝国的国土规模，于是也远远超越了秦本土与“六王”故地。
秦的统一，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世界历史上的一件大事。秦王朝的国土空前广袤，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说，其地东至海滨暨朝鲜，西至临洮（今甘肃岷县）及羌人居地，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界，与阴山并行东至辽东。秦的北边，是以规模宏大的工程长城作为标界的。秦王朝政区范围的确定，为后来中华帝国版图的主体部分确定了基本格局。此后中土文化向四方传播，都是以此作为主要基地的。秦始皇于是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诸官职，分别负责行政、军事、监察。对于秦郡的设置，历代学者多有考论，而近年出土的湖南里耶秦简“洞庭郡”、“苍梧郡”的发现，又充实了我们对秦代郡制的知识。
秦王朝对于是否实行郡县制度，曾经过两次辩论。有人建议分置诸侯王，以镇抚管理燕国、齐国、楚国旧地。李斯驳斥了这种意见，以为推行郡县制便于控制天下，是实现海内承平的“安宁之术”，对于“创大业，建万世之功”有重要作用。秦始皇赞同李斯的主张。“改诸侯置郡县”（《释名·释州国》），是中国古代行政制度史上的重大变化。秦制的这一特点，对于中央强化对地方的控制表现出积极意义。明代思想家李贽在《史纲评要》卷四《后秦纪》中曾经称李斯倡行郡县之议是“千古创论”，又就“置郡县”之举赞誉道：“此等皆是应运豪杰、因时大臣。圣人复起，不能易也。”王夫之说：“郡县之制，垂二千年而弗能改矣，合古今上下皆安之，势之所趋，岂非理而能然哉？”（《读通鉴论》卷一）秦始皇能够清醒而坚定地以“制”顺“势”，其历史判断力和行政意志都值得赞许。
灵渠，我国古代著名水利工程之一，秦始皇为进一步实现统一岭南所兴修，沟通湘、漓二水，联系长江与珠江两大水系。
四、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
秦始皇为了维护统一，确定以“半两”钱为全国通行货币。这种代替了战国时期各国使用的布币、刀币、圆穿圜钱、铜贝和金钣的统一货币，流通地域空前辽阔。“半两”钱的形制，由于铸造、流通和储藏的方便，对以后历代钱币有长久的影响。对经
济生活形成积极影响的重要制度，还有秦始皇琅邪刻石所谓“器械一量”。现存秦代文物多见铭刻秦始皇二十六年诏的统一的衡器和量具。诏文强调“法度量则不壹歉疑者，皆明壹之”。云梦睡虎地秦墓竹简《工律》还规定，县和工室由官府有关机构校正其衡器的权、斗桶和升，至少每年应校正一次。《工律》中又有这样的内容：“为器同物者，其小、大、短、长、广亦必等。”要求制作同一种器物，其大小、长短和宽度必须相同。
琅邪刻石“器械一量”的后续词语是“同书文字”。文字的统一，原本是先秦思想家提出的文化理想。清醒的思想家注意到，书不同文是影响当时文化进步的严重阻碍。正如东汉学者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所说，“诸侯力政，不统于王”，于是礼乐典籍受到破坏，天下分为七国，“田畴异亩，车涂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秦灭六国实现统一之后，“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有人认为，秦始皇统一文字，首先是为了行政的需要：“书同文，良以教之，不可杂。犹之一国之中而共事一君也。”（靳辅：《文襄奏疏》卷七）然而这一举措对于丰富、发展和传承中华文化的重大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秦统一文字，是中国文字演变史上的一次大转折。不过，所谓“书同文”，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只靠行政命令就可以在短时期内全面实现的过程。文字的变革，因秦王朝年祚之短暂，并没有真正完成。“书同文”的事业在汉初继续进行，实际上到汉武帝时代才可以说逐步定型。秦王朝的“书同文”虽然并不像有些人理解的那样迅速成功，但当时能够提出这一有益文化进步的规划，并且开始了这一有益文化进步的实践，是值得充分肯定的伟大创举。
秦王朝推行文化统一的政策，并不限于文字的统一。我们从秦始皇出巡到各地的刻石文字中，可以看到他要求各地“行同伦”的内容。比如琅邪刻石“匡饬异俗”，之罘刻石“黔首改化，远迩同度”，均表示各地的民俗都要改造，以求整齐统一。其具体形式，是法律的规范，就是所谓“普施明法，经纬天下，永为仪则”。更为明显的实例，是会稽刻石中说到的皇帝“亲巡天下，周览远方”，“宣省习俗，黔首斋庄”，对于当地民俗的干预，已经相当具体。例如，“有子而嫁，倍死不贞”，“妻为逃嫁，子不得母”等现象都受到谴责，期望建立所谓“防隔内外，禁止淫泆，男女絜诚”的新的道德秩序，甚至宣称“夫为寄豭，杀之无罪”。掌握最高政治权力的秦帝国的统治者期望直接以强制手段改变民俗，确定新的有利于“常治无极”的“法”、“令”、“轨”、“则”，即新的文化规范，以实现所谓“大治濯俗，天下承风”（《史记·秦始皇本纪》）。
秦始皇时代的交通建设，也体现出接近“车同轨”理想的努力。直道是秦始皇时代为加强北边防务，抵御匈奴南犯而开筑的由位于今陕西淳化的林光宫向北，直通长城防线上军事重镇九原（今内蒙古包头）的交通大道。直道工程直通南北，沿途“堑山堙谷”（《史记·秦始皇本纪》），据说全程“千八百里”（《史记·匈奴列传》张守节《正义》引《括地志》），规模极其宏大。秦王朝将中央政府统一规划的交通建设视为执政要务之一，除“决通川防，夷去险阻”之外，还在实现统一的第二年，就开始了“治驰道”的工程。秦“为驰道于天下，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濒海之观毕至”（《汉书·贾山传》）。秦始皇统一之后曾经五次长途出巡。秦二世为模仿“先帝巡行郡县，以示强，威服海内”，也曾“东巡郡县”（《史记·秦始皇本纪》）。通过秦始皇和秦二世出巡路线的畅通，可以知道驰道当时已经结成了全国陆路交通网的基本要络。以秦始皇“治驰道”为标志的交通建设，为后世提高行政效能准备了条件。
秦统一文字示意图
五、秦始皇统一的科技因素
对于秦始皇能够实现统一的原因，史家已举出很多，但有一条尚应引起更多重视，即科学技术所起的作用。对技术层面的考察，有助于进一步说明秦实现统一的历史条件。
秦国水利建设成就突出。目前我们所知“水利”这一语汇的最早使用，见之成书于秦国的《吕氏春秋》一书中。《吕氏春秋·慎人》：“堀地财，取水利。”高诱解释说：“水利，濯灌。”秦人对“水利”的重视，从河川神祭祀制度可以得到体现。《史记·封禅书》：“霸、产、长水、沣、涝、泾、渭皆非大川，以近咸阳，尽得比山川祠。”“近咸阳”诸水尽管“皆非大川”，均得列入高等级的正统的“山川祠”系统之中，主要因素应在于咸阳附近的水资源对于秦国主要农耕区的“濯灌”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战国辩士关于秦地所谓“田肥美，民殷富”，“沃野千里，蓄积饶多，地势形便，此所谓‘天府’，天下之雄国也”（《战国策·秦策一》）的赞美，应当与水利建设的成功有关。秦始皇时代形成显著经济效益的都江堰和郑国渠，都是中国水利史上的成功典范。《史记·河渠书》所谓“秦以富强，卒并诸侯”，强调水利事业的成功，是秦实现统一的重要因素之一。
秦人有重视交通的传统。传说中秦先祖事迹多以致力于交通活动著称于世。秦人立国，也直接与“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史记·秦本纪》）的交通行为有关。秦人祭祀天帝时奉献车马或车马模型。据毛氏传，《诗·秦风》中多见体现秦人“有车马之好”的诗句。春秋时期，秦人曾经在秦晋之间的黄河水面架设临时浮桥。黄河历史上第一座常设的浮桥，也是秦国修建。最早的双辕车应当是秦人发明的。在秦人军事扩张的历程中，秦军善于“远攻”（《史记·范睢蔡泽列传》），较早创大军团长距离远征，“径数国千里而袭人”（《史记·秦本纪》）的历史记录。秦统一战争中，往往调动数十万人的大军连年出击，无疑也需要凭藉强大的运输力量保证后勤供给。秦国最终能够完成击灭六国，实现一统的伟业，有强劲的交通实力以为借助，也是重要因素之一。
《史记·秦始皇本纪》关于秦始皇陵工程的历史记录中，连续三次出现“机”字，值得我们注意：（1）作机弩矢；（2）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3）工匠为机。这种刘向称之为“机械之变”的技术优势，是因设计发明和工艺创造的长期积累而形成的。较早的秦文化的实际遗存中已有体现“工匠为机”的文物。甘肃礼县圆顶山秦贵族墓出土四轮仿车式青铜器件。器盖的开合，也由“机”的结构控制，体现出“为机”的巧思。秦始皇陵兵马俑坑多出弩机。对于有的学者推算的这种“强弓劲弩”的张力和射程还可以讨论，而秦弩有较强的力量和较远的射程，应当是没有疑问的。“弩”之先进性主要体现于“机发”。《淮南子·原道》：“其用之也若发机。”高诱注：“机，弩机关。”实际上弩机在一般军事实践的运用，秦军久已有丰富的经验。所谓“强弩在前，铦戈在后”，体现出使用“强弩”的士兵组成了秦军野战主攻部队。秦兵器中又有所谓“连弩”。据《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本人有亲自使用这种“连弩”射海中“巨鱼”的经历。秦人在战争“器械”方面的优势，也是实现统一的技术条件。
开发和利用自然力，以节省人工，提高效率，是生产方式进步的重要条件。这种动力革命对于历史前进的意义十分重要。使用马匹作为运输动力对于社会进步有显著的推进作用。秦始皇陵兵马俑坑出土的形态高大强健的陶马，可以反映秦人养马业的成就。近年甘肃张家川马家塬墓地的发现，或许可以理解为与这一情形有关的文物遗存。《战国策·赵策一》记载，赵豹警告赵王应避免与秦国对抗：“秦以牛田，水通粮，其死士皆列之于上地，令严政行，不可与战。王自图之！”所谓“水通粮”，是形成“不可与战”之优越国力的重要因素。漕运这种对于中国古代社会经济交流和政治控制意义重大的运输方式的启用，秦人曾经有重要的贡献。《左传·僖公十三年》记述秦输粟于晋的“汎舟之役”。据《华阳国志·蜀志》，李冰曾经开通多处水上航路，“通正水道”，“以行舟船”，“坐致材木，功省用饶”。水运条件的优越，使秦国的经济储备得以充实，使秦军的战争实力得以提升。秦始皇时代灵渠的遗存，又提供了秦人在统一战争期间开发水利工程以水力用于军运的确定实例。而秦人在修筑灵渠中所表现出的科学智慧，仍令今人叹服。徐中舒曾经指出，“牛耕的普遍推行是战国时代秦国的事。”“如果没有牛耕，秦国也就不能抽出更多的壮丁和积聚更多的粮食来作长期的战争。如果没有水通粮（即后来的漕运），也就不能把它所积聚的粮食，输送到远方去征服其他的国家。”所谓“秦以牛田，水通粮”，从动力开发的意义观察，也可以理解为秦统一战争中表现出突出优势的重要因素之一。
秦始皇登泰山时就“封禅”事咨询齐鲁儒生博士，因儒生所议“难施用”，于是“由此绌儒生”。看来，可否“施用”，是秦始皇文化判断和政策选择的重要标尺。曾经以博士身份服务于秦始皇的孔子六世孙孔鮒说：“吾为无用之学”，“秦非吾友”（《资治通鉴》卷七），也强调了文化态度的这种区别。秦学术文化具有重视实用的特点。其表现，在于技术之学有较高的地位。秦始皇、李斯焚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史记·秦始皇本纪》），就显示了这一文化倾向。东方列国以丰厚的文化积累傲视秦人，以至“夷翟遇之”（《史记·秦本纪》）。他们所忽视的秦在技术层次的优胜，却使得秦人在军事竞争中取得强势地位。
秦量、秦衡及秦半两钱
六、秦始皇统一与秦文化的开放性格
秦孝公时，承认“诸侯卑秦，丑莫大焉”（《史记·秦本纪》）。但是秦始皇在各地刻石，则甚至已经敢于在包括“义”、“理”等各方面指斥六国君王，俨然以先进文化的传布者自居。这种意识，显然来源于统一战争中“譬若驰韩卢而捕蹇兔”的军事优势和因关东地区战时“天下之府库不盈，囷仓空虚”（《史记·范睢蔡泽列传》）的片断历史现象引起的错觉。
在秦始皇嬴政的统一事业中，有以秦人传统为基点的文化扩张和文化征服的鲜明特征。而另一方面，嬴政也表现出对东方文化的内心尊重。“秦每破诸侯，写放其宫室，作之咸阳北阪上”（《史记·秦始皇本纪》），在咸阳一一复制被征服国的宫殿，在建筑文化史上传为美谈。秦的“博士”制度，迎纳包括以儒生为主的众多东方知识人参与议政行政。秦始皇统一之初，就有礼祀东方名山川之行。“即帝位三年，东巡郡县，祠驺峄山，颂秦功业。于是征从齐鲁之儒生博士七十人，至乎泰山下。”登泰山，又“禅于梁父”，“遂东游海上，行礼祠名山大川及八神”（《史记·封禅书》）。“八神”，是齐人传统祭祀体系中的崇拜对象。看来，秦始皇对于异己的文化形式，并不完全排斥。他在政体设计中采用五德终始学说，也表现出对于阴阳家理论的某种认同。对燕齐方士们的信从，也体现出秦始皇“览省远方”、“周览远方”（《史记·秦始皇本纪》）时比较虚心的文化态度。秦始皇对方术之学的迷妄，有求长生的自私的动机，然而也未尝不可以理解为对于一种陌生的精神文明形式基于新鲜文化感觉的热情。
秦文化原本有开放的性格。秦人倾心迎致的，不仅仅是李斯《谏逐客书》中首先说到的“昆山之玉”、“随、和之宝”以及“随俗雅化佳冶窈窕赵女”等享乐生活的内容，更重要的是东方的人才和东方的学说。“客卿”的任用和优秀文化成就的吸收促成了秦文化的发展。如明人张燧所说，“六国所用相，皆其宗族及国人，独秦则不然。始与谋国开伯业者，魏人公孙鞅也，其他若楼缓赵人，张仪、魏冉、范睢皆魏人，蔡泽燕人，吕不韦韩人，李斯楚人，皆委国而听之不疑。”（《千百年眼》卷四）就学术文化而言，法家思想、墨家思想和东方兵学，都在秦地发挥了显著的效能。秦始皇时代因统一的完成和疆域的拓展，不同渊源的文化，得到了相互融汇的更好的历史条件。李学勤指出，“东周时代充满了战乱和分裂”，当时的列国可以大致划分为7个文化圈：中原文化圈、北方文化圈、齐鲁文化圈、楚文化圈、吴越文化圈、巴蜀滇文化圈和秦文化圈。而“秦文化的传布”，成为重要的历史现象。“秦的兼并六国，建立统一的新王朝，使秦文化成为后来辉煌的汉代文化的基础。”（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文物出版社1984年6月版，第7页，第11页至第12页）秦始皇时代，秦文化已经从多方面收纳其他区域文化的因素，形成了丰盁而多彩的新的时代风貌。秦始皇嬴政面对这样的历史趋势，表现是主动的。
七、秦始皇统一事业的历史评价
对于秦始皇，明代思想家李贽有“千古一帝”的赞誉（《藏书》卷二《混一诸侯》）。清代学者赵翼认为，“秦皇尽灭六国，以开一统之局”，在某些方面已经为秦汉间“天地一大变局”奠定了基础（《廿二史札记》卷二）。近代学者章太炎又说：“古先民平其政者，莫遂于秦”。如果秦始皇政风得以延续，“虽四三皇、六五帝，曾不足比隆也。”钱穆曾经写道：“中国版图之恢廓，盖自秦时已奠其规模。近世言秦政，率斥其专制。然按实而论，秦人初创中国统一之新局，其所努力，亦均为当时事势所需，实未可一一深非也。”（《秦汉史》，三联书店2004年4月版，第20页）这位历史人物的实践，确实是与当时的时代变革趋向大体一致的。
在历代史学评论中，对秦始皇的评价褒贬不一。然而对其完成和巩固统一的评价，几乎听不到反对的声音。人们的印象，有李白“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的诗句。秦始皇的统一，确实是一部张扬英雄主义的史诗。秦帝国的行政设计，也是显现高超政治智慧的杰作。明人刘基诗“秦皇县九宇，三代法乃变”（《感时述事》，《诚意伯文集》卷三），指出了郡县制推行的变革意义。而秦始皇其他实现统一和巩固统一的措施，也有明显的推进历史的作用。李天植《咏史》诗也说到“秦皇制六合”的统一大业：“紫塞亘万里，外内界则明。《春秋》重此义，兹尚存典刑。”虽然对“焚书筑长城”有所批评，但称建立统一帝国的事业，却可以说“岂识理数原，尚留天地精”（《明诗综》卷七三）。许倬云在为一部汉武帝传作序时写道，重要历史人物的决定，可以“终乎在诸项可能之中抉择了演变的方向”。他说，“方向一旦定了，历史不能再回头，后人遂只有接受这个事实，再作下一步的抉择。”秦始皇实现统一，就是这样的“事实”。而这一历史变化显示的对于历史“演变的方向”的“抉择”，其积极、明智、正确，已经为后来的历史进程所证明。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因这一“演变的方向”的“抉择”，具备了有决定性意义的历史条件。
（作者系中国秦汉史研究会会长，原载《光明日报》2009年8月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