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物价一涨一落的变动，对于人民的经济生活有很大的影响。就消费者这一方面来说，物价贵了，他们往往叫苦连天，因为他们的购买力从此要大大的削弱，以前许多力能买到的物品都买不起，只好把原来的生活标准忍痛降低。反之，物价贱了，他们自然要笑逐颜开，因为他们的购买力从此增大，可以自由享用各种物品，过着很舒适的生活。至于生产者，也是同样感到物价涨落的影响，虽然他们所感到的与消费者完全相反。当物价上涨的时候，他们都兴高彩烈，因为这是他们发财机会的来临。反之，当物价下落的时候，他们却很焦急，因为这样他们不独赚不到钱，有时甚至要大大的亏本。物价变动既然给予一般人民的经济生活以这样深刻的影响，在经济史的研究上，当然是很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了。
在有唐一代，几近三百年的时期里边，物价曾经发生过好几次明显的变动。如果我们画一条曲线来表示它变动的情形，我们可以发见这条曲线老是一起一伏，而且起伏的高度并不一样。兹就时间的先后，述说这几次物价变动的情形及变动的原因于下。
二、唐初物价的上涨
唐初的物价，承继着隋末以来物价的上涨而上涨。隋末物价所以上涨，一方面由于物品供给的不足，他方面由于货币的贬值。隋炀帝前后三次大规模地征伐高丽，不独师出无功，而且引起国内的叛乱，结果生产机构破坏，造成物品供给不足，价格昂贵的局面。《资治通鉴》卷一八一大业七年十二月条说：
帝（炀帝）自去岁谋讨高丽，诏山东置府，令养马以供军役；又发民夫运米，积于泸河、怀远二镇。车牛往者皆不返，士卒死亡过半。耕稼失时，田畴多荒，加之饥馑，谷价踊贵。东北边尤甚，米斗直数百钱。
又《太平广记》卷二六七《朱粲》条说：
隋末荒乱，狂贼朱粲起于襄邓间。岁饥，米斛万钱，亦无得处，人民相食。
同时，政治混乱的结果，铜钱的私铸大增。这些私铸的钱，因为品质恶劣，价值低跌，物价遂相反地向上高涨。《隋书》卷二四《食货志》说：
大业已后，王纲弛紊，巨奸大猾，遂多私铸。钱转薄恶。初每千犹重二斤，后渐轻至一斤。或剪铁鲽、裁皮、糊纸，以为钱，相杂用之。货贱物贵，以至于亡。（《通典》卷九，《通志》卷六二及《册府元龟》卷五○○同）
上引《通鉴》卷一八一说，隋大业七年，米一斗卖至数百钱。其后，据《太平广记》卷二六七所载，米斛万钱，即每斗一千文。再后，到了隋恭帝义宁元年，米价更高到三千文一斗。《通鉴》卷一八四义宁元年十二月乙未条说：
东都米斗三千，人饿死者十二三。
隋末物价既然那样高涨，到了唐初，物价当然不易平复下去。在这时，因为隋末以来的钱币品质太劣，在买卖上多半改用布帛来作交易媒介①[1]，货币贬值的原因算是除去了。可是，物品供给的不足，在唐初仍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当时唐高祖统治的区域尚属有限，为着要扫灭群雄，完成他的统一事业，还要大规模地用兵。这么一来，生产事业便不免要被忽略，从而发生物品供给不足，价格昂贵的现象。《旧唐书》卷一《高祖纪》载武德元年：
十一月己酉，以京师谷贵，令四面入关者车马牛驴各给课米，充其自食。
又《新唐书》卷一《高祖纪》载武德二年闰二月：
乙卯，以谷贵，禁关内屠酤。
又《通鉴》卷一九二载贞观元年十二月戊申：
诏以关中米贵，始分人于洛州选。
由此可知，唐代由开国到太宗贞观初年
唐兵围洛阳，掘堑筑垒而守之。城中乏食，绢一匹直粟三升，布一匹直盐一升。
这固然是自洛阳被围，粮食来源断绝时的特殊现象。可是，到了贞观初年，绢一匹也只能买到一斗米。《通鉴》卷一九三说：
（贞观）元年，关中饥，米斗直绢一匹。
又《新唐书》卷五一《食货志》说：
贞观初……绢一匹，易米一斗。
又吴兢《贞观政要》卷一《政体》说：
太宗自即位之始，霜旱为灾，米谷踊贵。……是时自京师及河东、河南、陇右，饥馑尤甚，一匹绢才得一斗米。
又同书卷六《奢纵》说：
贞观十一年，侍御史马周上疏陈时政曰：“……往者贞观之初，率土霜俭，一匹绢才得粟（两唐书《马周传》均作“米”）一斗。……”（《旧唐书》卷七四《马周传》，《新唐书》卷九八《马周传》，《唐会要》卷八三及《通鉴》卷九一五同）
又陆贽《陆宣公翰苑集》卷二二《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说：
武德年中，革车屡动，继以灾歉，人多流离。贞观之初，荐属霜旱，自关辅绵及三河之地，米价腾贵，斗易一缣。道路之间，馁殍相藉。（《全唐文》卷四六五同）
总之，唐代由开国到贞观初年，约共十年左右（618—627），因为连年征战，农产失收，物价都很昂贵，这是我们可以断言的。
三、太宗高宗间物价的下落
唐初物价的上涨时期，到贞观初年即已停止。及贞观三四年，物价便作急剧地下降。这次物价低落的时间，一直到高宗麟德三年为止，约共三十八年（629—466）左右。
这时期物价所以大大的低落，主要因为物品供给的增加。历史上有一段故事，可以证明唐太宗对于生产事业的注意。《旧唐书》卷三七《五行志》说：
贞观二年六月，京畿旱蝗。太宗在苑中，掇蝗咒之曰：“人以谷为命，而汝害之，是害吾民也。百姓有过，在予一人。汝若通灵，但当食我，无害吾民！”将吞之。侍臣恐上致疾，遽谏止之。上曰：“所冀移灾，朕躬何疾之避？”遂吞之。是岁蝗不为患。（《唐会要》卷四四及《新唐书》卷三六《五行志》略同）
这么一来，由于政府的注意与努力，生产事业自然可以大加发展。结果，农产连年丰收，自足以促使物价的下降。
复次，自唐高祖武德四年起，政府又努力于币制的改革，把隋末的劣钱废弃不用，而代以品质较好的开元通宝钱。《旧唐书》卷四八《食货志》说：
高祖即位，仍用隋之五铢钱。武德四年七月，废五铢钱，行开元通宝钱。
又《新唐书》卷五四《食货志》说：
武德四年，铸开元通宝。径八分，重二铢四参，积十钱重一两，得轻重大小之中。
钱的成色提高了，价值自然上涨，物价遂相反地下跌。
由于上述的原因，贞观年间，物价非常低廉。就米价来说，每斗只卖钱四五文，或甚至两三文。《贞观政要》卷一《政体》说：
至贞观三年，关中丰熟。……又频致丰稔，米斗三四钱。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自山东至于沧海，皆不赍粮，取给于路。入山东村落，行客经过者，必厚加以供待，或发时有赠遗。此皆古昔未有也。
又《通鉴》卷一九三说：
是岁（贞观四年）天下大稔，流散者咸归乡里，米斗不过三四钱。
又《新唐书》卷五一《食货志》说：
至（贞观）四年，米斗四五钱，外户不闭者数月，马牛被野，人行数千里不赍粮，民物蕃息。
又同书卷七九《魏徵传》说；
帝（太宗）即位四年……米斗三钱。
又《陆宣公翰苑集》卷二二《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说：
太宗躬行俭约，抚养困穷。……是以至诚上感，淳化下敷，四方大和，百谷连稔。贞观八年以后，米斗至四五钱。俗阜化行，人知义让，行旅万里，或不赍粮。
又《通典》卷七说：
自贞观以后，太宗励精为理。至八年九年，频年丰稔，米斗四五钱，马牛布野，外户动则数月不闭。至十五年，米每斗值两钱。
以上是贞观年间米价低廉的情况。复次，其他农产品，如菽粟等，价格也很低廉。《旧唐书》卷七八《高季辅传》说：
时太宗数召近臣，令指陈时政损益。季辅上封事五条……又曰：“……今畿内数州……菽粟虽贱，储蓄未多。……”
其中关于粟的价格，《贞观政要》卷六《奢纵》说：
贞观十一年，侍御史马周上疏陈时政曰：“……自五六年来，频岁丰稔，一匹绢得十余石粟。……”（《旧唐书》卷七四《马周传》，《新唐书》卷九八《马周传》，《唐会要》卷八三及《通鉴》卷一九五同）
又《通鉴》卷一六九载贞观十五年八月：
乙巳，上谓侍臣曰：“朕有三喜一惧。……此年丰稔，长安斗粟直三四钱，一喜也。……”
由此可知，史家盛夸的贞观之治，在消费者的心目中看来，的确是值得讴歌的黄金时代。
以上是贞观年间物价下落的情形。其后，唐高宗即位，物价也是一样的低廉。《通鉴》卷一九九说：
是岁（永徽五年）大稔，洛州粟米斗两钱半，杭米斗十一钱。
这种物价低廉的情况，到了麟德年间（664—666），仍是一样。《旧唐书》卷四《高宗纪》说：
是岁（麟德二年）大稔，米斟五钱，<麦牟>麦不列市。
又《通鉴》卷二○。一麟德二年十一月丙寅条说：
时比岁丰稔，米斗至五钱，麦豆不列于市。
又《通典》卷七说：
麟德三年，米每斗折五文。
综括上述，我们可知，太宗在位的大部分时间，以及高宗在位的上半期，一共三十多年，由于钱币的健全，及农产的丰收，物价曾经长期地下降。
四、武周前后物价的上涨
高宗时代的物价，我们可以分为上半期与下半期来说，而以麟德三年，即乾封元年（666）为分界。关于高宗上半期物价的低廉，上面已经说过。到了下半期（666—483），物价便渐渐上涨。这时物价所以上涨，约有两个原因：（1）货币的贬值与膨胀；（2）物品供给的不足。乾封元年，政府铸造新钱，名曰乾封泉宝，其大小及重量并不比开元通宝增加多少，但却规定它当旧钱十文行用[2]。这么一来，钱遂因品质与面值相差太远而价值低跌，从而影响到物价的上涨。《旧唐书》卷四八《食货志》说：
至乾封元年，封岳之后，又改造新钱，文曰乾封泉宝。径一寸，重二铢六分。仍与旧钱并行，新钱一文，当旧钱之十。……又缘改铸，商贾不通，米帛增价，乃议却用旧钱。（《通志》卷六二及《唐会要》卷八九略同）
又《新唐书》卷五四《食货志》说：
乾封元年，改铸乾封泉宝。……明年，以商贾不通，米帛踊贵，复行开元通宝钱。
又《通鉴》卷二○一乾封二年正月癸未条说：
自行乾封泉宝钱，谷帛踊贵，商贾不行。
乾封泉宝对于物价上涨的影响，后来虽因停止使用而终结，但再过一些时候，到了仪凤四年（679），钱币又因大量铸造而流通过多，以致影响到物价的上涨。《旧唐书》卷四八《食货志》说：
时（仪凤四年）米粟渐贵，议者以为铸钱渐多，所以钱贱而物贵。于是权停少府监铸钱。寻而复旧。（《通典》卷九同）
又《新唐书》卷五四《食货志》说：
是时（仪凤四年）铸多钱贱，米粟踊贵，乃罢少府铸，寻复旧。（《通志》卷六二同）
复次，当时朝野因忙于对高丽、吐蕃及突厥用兵，对于生产事业比较忽略，结果农产失收，物价遂从而上涨。《旧唐书》卷八八《韦思谦传》附《韦承庆传》说：
仪凤四年五月，诏皇太子贤监国。时太子颇近声色，与户奴等款狎。承庆上书谏曰：“……自顷年已来，频有水旱，菽粟不能丰稔，黎庶自致煎穷。今夏亢阳，米价腾踊。贫窭之室，无以自资，朝夕遑遑，唯忧馁馑。……今关陇之外，凶寇凭凌。西土编氓，凋丧将尽。干戈日用，烽柝荐兴。千里有劳于馈粮，三农不遑于稼穑。……”
关于高宗下半期物价的上涨情形，除见于上引各种记载外，《新唐书》卷三《高宗纪》载咸亨元年：
八月庚戌，以谷贵，禁酒。
又《旧唐书》卷五《高宗纪》说：
（永隆二年闰七月）丙寅，雍州大风害稼，米价腾踊。
（永淳元年四月）丙寅，幸东都。皇太子京师留守，命刘仁轨、裴延、薛元超等辅之。上以谷贵，减扈从兵。士庶从者，多殍踣于路。
由此可知，当时米粮的价格是相当昂贵的。至于它的真实价格，在永淳元年（682），每斗约自二百二十文至四百文不等。《旧唐书》卷三七《五行志》说：
永淳元年六月十二日，连日大雨，至二十三日，洛水大涨……西京平地水深四尺已上，麦一束止得一二升，米一斗二百二十文。……国中大饥，蒲、同等州没徙家口并逐粮。饥馁相仍，加以疾疫，自陕至洛，死者不可胜数。西京米斗三百已下。
又《通鉴》卷二○三说：
上以关中饥馑，米斗三百，将幸东都。（永淳元年四月丙寅条）
关中先水，后旱蝗，继以疾疫，米斗四百。两京间死者相枕于路，人相食。（永淳元年五月乙卯条）
又《通典》卷七说：
永淳元年，京师大雨饥荒，米每斗四百钱。加以疾疫，死者甚众。
以上是高宗下半期物价上涨的情形。高宗死后，武后临朝称制。关于武后时代的物价，因为文书记载有缺，故作者本着阙疑之义，不妄加臆说。现在且进而讨论武周以后物价变动的情况。
神龙元年（705），中宗复位。由此时起，至睿宗先天二年（即玄宗开元元年，713）止，物价也相当的贵。关于中宗时代物价的上涨，《通鉴》卷二○八载景龙元年戊戌：
上以岁旱谷贵，召太府卿纪处讷谋之。（《旧唐书》卷九二《萧至忠传》附《纪处讷传》略同）
又《新唐书》卷一○九《宗楚客传》附《纪处讷传》说：
神龙元年夏，大旱，谷价腾踊。
又《旧唐书》卷九三《张仁愿传》说：
时（神龙二年）都城谷贵，盗窃甚众。（《新唐书》卷一一一《张仁愿传》
又同书卷八八《苏瓖传》说：
景龙三年，转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进封许国公。……瓖奏曰：“……今粒食踊贵，百姓不足。臣见宿卫兵至有三日不食者。……”（《新唐书》卷一二五《苏瓖传》略同）
至于睿宗时代物价的上涨，《册府元龟》卷五。一说：
先天元年九月，谏议大夫杨虚受以京中用钱恶，货物踊贵，上疏曰：“伏见市井用钱，不胜滥恶。有加铁锡，即非公铸。……日中为市，聚天下之货，而钱无准的，物价腾踊，乾没相乘，盈虚失度，又非各得其所矣。……”（《唐会要》卷八九略同）
又《旧唐书》卷九九《严挺之传》说：
先天二年正月望，胡僧婆陁请夜开门燃百千灯，睿宗御延喜门观乐，凡经四日。又追作先天元年大醋，睿宗御安福门楼观百司醋宴，以夜继昼，经月余日。挺之上疏谏曰：“……况自去夏霪霖，经今亢旱，农乏收成，市有腾贵。……”
就上引各种记载看来，可知这时期物价所以上涨，也是由于物品供给的不足，与货币的贬值。不过，事实上，这时期物价并不贵得怎样利害。如中宗景龙三年，米价也不过贵到一百文一斗。《通鉴》卷二○九说：
是岁（景龙三年）关中饥，米斗百钱。
综括上述，可知武周前后，因为农产的失收，及钱币的贬值与膨胀，物价较为上涨。不过，上涨的程度，事实上并不怎么利害。如高宗晚年，米的最高价格不过四百文一斗；中宗时代，不过一百文一斗。这和唐代其他物价上涨时期的米价比较起来，算是便宜得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