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上林苑是秦汉时期最重要的皇家苑囿，苑中农业的突出特点是多功能性。上林苑农业不仅具有为皇室和都城生活提供物质资料的经济功能，还兼具政治功能、文化功能和生态功能等非经济功能，在维持社会稳定、享受文化娱乐、保证生物多样性和调节区域气候等方面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课题“历史时期西安与周边城市经济关系的协调发展研究”（08JJD0092）
【作者简介】喻曦（1984— ），女，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城市历史地理与文化名城保护；李令福（1963—），男，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城市历史地理学与水利科技史。
【关键词】秦汉；上林苑；农业多功能
【中图分类号】S-09；K2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459（2012）03-0003-08
Study on the Multifunctional Agriculture of Shanglin Garden of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YU Xi LI Ling-fu
（Center for Historical Environment and Socio-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Northwest China of Shaanxi Norma/University,Xi ‘an 710062）
Abstract: Shanglin Garden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royal gardens in Qin and Western Han dynasty.As an important part of capital city, the agriculture of Shanglin Garden has not only played an economic role,but has diversiform functions: social managerial, cultural and ecological.
Keywords: Qin and Western Han Dynasty; Shanglin Garden; multifunctional agriculture
农业本身是一个多维体，它既包含了物质产品功能，也包含了众多的非物质产品功能。[1]日本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动议，其提出农业多功能性问题。此后农业多功能性这一概念相继出现在多国的农业规划当中，逐渐成为国际农业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农业多功能性是指农业由于自身的特殊性所决定具有经济生产和非经济生产两大功能，即农业除了具有生产食物和植物纤维等农产品这一主要和传统认知的功能外，同时还具有其他经济社会和环境方面的非经济生产功能。[2]
农业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传统产业，西汉时期都城附近上林苑的农业就很发达。上林苑位于关中腹地是秦汉时期最重要也是规模最大的皇家苑囿。苑中林麓薮泽，动植物资源丰富，农业生产结构多样，除了射猎等传统“囿游”之乐外，集祭祀通神、理政迎宾、生产仓储、军事训练、调结供水等功能于一身。其功能的多元化与上述现代农业发展规划类似，是值得探究的问题。
一、秦汉上林苑概况
中国的禁苑起源于周代，先秦最早的苑囿可以追溯到商纣之时，“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而盈巨桥之粟。益收狗马奇物，充仞宫室。益广沙丘苑台，多取野兽蜚鸟置其中。”[3]沙丘即向苑囿发展。春秋时秦苑囿较周代又有了重大进步，苑囿数量增多、规模扩大、功能更多，成为中国古典园林的雏形。
上林苑始建于秦，后逐渐演变成为秦渭南禁苑的总称。出土秦封泥有“上林丞印”[4]、“上林郎池”、“池印”[5]证明上林苑确实是秦之苑囿。然而它修建的确切时间却不得而知。《三辅黄图》云：“阿房宫，也名阿城，惠文王造，宫未成而亡。”[6]又据《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载：“乃营作朝宫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7]阿房宫为朝宫先行动工的前殿建筑，因此至迟在秦惠文王时即有上林苑了。《史记》卷5《秦本纪》载：“孝文王元年，赦罪人，修先王功臣，褒厚亲戚，驰苑囿。”估计上林苑的规模在当时也有所扩大。秦一统后国力强盛，好大喜功的秦始皇“尝议欲大苑囿”[8]被优旃劝止。“秦之上林苑其边际所抵，难以详究矣。”[9]其范围只能推定，大致在沣水以东，宜春苑以西，北起渭水，南临镐京。
上林苑的扩建始于汉武帝时期。汉初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上林苑并非禁地，其中有大量农田民居，寻常百姓可以自由出入，颇具文王古风。汉武帝性英武好游猎，出游时随行人众践踏农田使百姓不满。《汉书》卷65《东方朔传》载：“驰骛禾稼稻粳之地。民皆号呼骂詈”。再者，微服出行多有不便，武帝南郊出游夜投逆旅，不仅遭到冷待还被疑为盗贼，差点受到攻击，使其倍感“道远劳苦，又为百姓所患”，于是命太中大夫吾丘寿王与待诏能用算者二人筹建上林苑，“举籍阿城以南，盩厔以东，宜春以西，提封顷亩，及其贾直，欲除以为上林苑，属之南山。”在秦代苑囿的基础之上将其拓展成为“跨谷弥阜”的宏大规模，苑内建筑鳞次栉比，原来与上林苑并列的秦宜春苑、鼎胡苑等禁苑也都一并纳入上林苑的范畴。具体来说，汉上林苑在长安城以西，东起泸灞二水，西至周至长扬、五柞等宫，东南到蓝田焦岱镇鼎湖宫，北跨渭水达兴平境内的黄山宫，南傍秦岭终南山。
二、秦汉上林苑的经济功能
古代苑囿最初起源于生产性设施，西汉时期的上林苑就是一处多功能生产性的经济实体，对都城来说上林苑不仅是皇家游乐的后花园，还是汉长安城都市生活的物质来源。经济功能是西汉上林苑农业的重要功能之一，产品供给则是其中最基本的内容，扬雄《羽猎赋》云：“宫馆台榭，池沼苑囿，林麓薮泽，财用足以奉郊庙，御宾客，充庖厨而已，不夺百姓膏腴榖土桑柘之地。”[10]农业生产包括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副业等方面，西汉上林苑的农业几乎涵盖了以上多种产业形式。
游猎畜牧是苑囿的传统功能，“囿”字在商代甲骨文中以及稍后的石鼓文，都画成田字形方格，方格中填满了草木，这是象形文字为我们记录的直接形象：无疑它是有一定范围的植物境域，让天然草木和鸟兽滋生繁育，是天子或诸侯专享的狩猎游乐场，后来发展为域养禽兽的天然景观地。[11]古代冬季射猎的原因之一就是为了过冬猎杀野物，储蓄肉制品。
上林苑山林广布，动物资源充足，《汉官仪》云：“上林苑中以养百兽禽鹿，尝祭祠祀宾客，用鹿千枚，麕兔无数。佽飞具缯缴，以射凫雁，应给祭祀置酒，每射收得万头以上，给太官。上林苑中，天子遇秋冬射猎，取禽兽无数实其中。”[12]
且不说野生的禽兽资源，上林苑中还有不少人工饲养的牲畜。《汉旧仪》云：“武帝时使上林苑中官奴婢，及天下贫民资不满五千，徙置苑中养鹿”。[13]除了鹿，上林苑中还养羊。《史记》卷30《平准书》载：“初，式不愿为郎。上曰：‘吾有羊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式乃拜为郎，布衣屩而牧羊。岁余，羊肥息。上过其所，善之”。
苑中池沼也有生产功能，不但满足皇室需要，还有余供应城中百姓。《三辅故事》云：“武帝作昆明池以习水战。后昭帝小，不能复征讨，于池中养鱼以给诸陵祠，余付长安市，鱼乃贱。”[14]上林苑捕获的鱼上市之后，引起长安市场水产品价格下跌，可见渔业产量不小。可见上林苑确如张衡《西京赋》所云：“其中则有鼋鼍巨鳖，鳢鲤锲鲴。鲔鲵鳞鲨，修额短项。大口折鼻，诡类殊种。”[15]
上林苑所在的关中地区土壤肥沃，“稻粟桑麻竹箭之饶，土宜姜芋，水多蛙鱼”，[16]这样的自然条件十分适宜种植业的发展，当然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为帝室生活提供丰富的饮食及生活资料。
城市消费所需要的大量园圃产品，不可能完全从转运贸易中得到满足。特别是一些时鲜果菜，难以长途运输，必须主要依赖于就近供应。[17]司马相如《上林赋》记载了：“橘、橙、枇杷、柿、杨梅、樱桃、葡萄”等十多种果木，[18]除了构建景致供人观赏外，这些果木绝大多数用以采摘食用。《西京杂记》载上林苑果木有：梨十、枣七、栗四、桃十、李十五、柰三、查三、裨三、棠四、梅七、杏二、桐三、林檎十株，枇杷十株，橙十株，安石榴一株，椁十株。[19]其中以御粟（宿）苑的梨和栗最为著名，“汉武帝园，一名樊川，一名御宿。有大梨，如五升瓶，落地则破。其主取者，以布囊承之，名含消梨。御粟（宿）苑出栗，十五枚一升。”[20]
上林苑“名果异卉”数不胜数，“帝初修上林苑，群臣远方，各献名果异卉三千余种植其中，亦有制为美名，以标奇异。”[21]其中不少都是引进物种，这就使得上林苑率先成为农业试验田。《三辅黄图》云：“扶荔宫，在上林苑中。汉武帝元鼎六年，破南越起扶荔宫。以植所得奇草异木：菖蒲百本；山姜十本，甘蕉十二本；留求子十本；桂百本；密香、指甲花百本；龙眼、荔枝、槟榔、橄榄、千岁子、柑橘皆百余本。”[22]张骞通西域以后，更多域外果蔬被大量引入上林苑之中。如苜蓿、葡萄，《史记》卷123《大宛列传》载：“宛左右以蒲陶为酒，富人藏酒至万余石，久者数十岁不败。俗嗜酒，马嗜苜蓿。汉使取其实来，于是天子始种苜蓿、蒲陶肥饶地。及天马多，外国使来众，则离宫别观旁尽种蒲萄、苜蓿极望。”
皇室生活除了饮食之外，还需要衣物、住所以及其他相关的日用品，这些都能在上林苑中得到满足。茧馆和柘馆就是苑中生产和加工被服的专门场所。《三辅黄图》曰：“《汉书阙疏》云：‘上林苑有茧馆。’盖蚕茧之所也。”[23]茧馆供给皇室，《汉旧仪》云：“皇后春桑，皆衣青，手采桑，以缫三盆茧，示群臣妾从，春桑生而皇后亲桑，於苑中蚕室，养蚕千箔以上，群臣妾从桑还，献茧於馆。……凡蚕丝絮，织室以作祭服。祭服者，冕服也。天地宗庙群神五时之服。皇帝得以作缕缝衣，皇后得以作巾絮而已。”[24]能够“养蚕千箔以上”，应该不止是劝课桑农的表率仪式，而是被服生产的需要。柘馆，恐因种植大量柘树得名，柘树的树叶是蚕的饲料，柘木又是印染黄色使用的原料。产自茧馆的被服原料当是在此进行染色等深加工的。
中国古代传统建筑多为木结构，需要耗费数量相当庞大的木材。“林簏泽薮连亘”的上林苑中有桐、椁、槐、扶老木、柟、枞、白俞、栝、楔、枫等多个树种，司马相如《上林赋》多有记载。[25]汉长安城和上林苑中的宫殿建筑及其家居器具，就免不了取材于上林苑。古时席地而坐，《史记》卷84《贾生列传》载：“孝文帝方受鳌，坐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问鬼神之本。贾生因具道所以然之状。至夜半，文帝前席。”《三辅黄图》云：上林苑“蒯池生蒯草以织席”，[26]文帝使用的席可能就是出自这里。蒯草所织席数量应该相当惊人，否则文献中也不会特别记载。
上林苑不仅是农业生产基地，还是国家财政的重要来源地。西汉初年，货币流通问题严重，武帝即位之后遂着手统一铸币权。建元元年（前140年）“行三铢钱。”[27]又“令县官销半两钱，更铸三铢钱，重如其文。盗铸诸金钱罪皆死，而吏民之犯者不可胜数。”[28]继而接受张汤的建议，造“皮币”和“白金三品”。其中的“皮币”就是将上林苑中的鹿皮当做金属货币的替代品，《汉书》卷24《食货志》载：“是时，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银锡。”止林苑中养殖了大量鹿，鹿皮正是皮币的主要原料，估计当时流通的皮币有很大一部分产自于此。
三、秦汉上林苑的非经济功能
作为社会和经济的一个子系统，上林苑的农业功能并不限于生产生活资料这种单一经济作用。在提供衣食住行所需，奠定皇室物质基础之余，还具有不可忽视的政治功能、文化功能和生态功能等非经济功能。
（一）政治功能
传统社会里农业是立国之根本。特别是西汉王朝建立之初民生凋敝、国力颓废，《史记》卷30《平准书》载：“汉兴，接秦之弊，丈夫从军旅，老弱转粮饷，作业剧而财匮，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因此，农业的繁荣发展成为国家政治稳定的前提条件。
《左传》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29]可见古人十分重视祭祀。礼制建筑因是古代帝王祭祀祖先、天地、神祗的场所，对巩固政权、布施教育有着直接的作用，因而向为我国古代都城的重要组成部分。[30]西汉时期的“三雍”即灵台、辟雍、明堂以及祭天的圜丘都置于汉长安城南的上林苑中。国家祭祀所需鸟兽、鱼鳖等牺牲也由上林苑提供。[31]
军事是国家政治稳定的有力保障，强大的军事实力不仅要有训练有素的各式军队，还必须提供充足的补给满足军需。上林苑中丰富的农业生产恰可为军事行动提供战马等后勤物资。马匹是古代战争中极其重要的战备物资，为了增进应对匈奴的军事力量，不断壮大骑兵队伍，汉朝统治者大力发展养马业。上林苑六厩令治下的“天子六厩，未央、承华、騊駼、骑马、辂軨、大厩也，马皆万匹。”[32]如此大规模的马匹显然大大超出了供应宫廷车骑活动所需，若是用作征伐当是合理解释。《汉书》卷24《食货志》说得很明确：“天子为伐胡，故盛养马，马之往来食长安者数万匹，卒掌者关中不足，乃调旁近郡。”这些马匹中的很大一部分估计就饲养于上林苑。由于“马嗜苜蓿”，汉王朝还专门从大宛引进苜蓿，种植在上林苑中，为数量庞大的战马提供足够的饲料。
所谓“夫民之大事在农”，[33]统治者对农业生产事务相当重视。上林苑中农桑阡陌，为帝王举行农耕仪式提供了便利，成为朝廷表率天下之处。前元十三年（前167年）文帝诏日：“朕亲率天下农耕以供粢盛，皇后亲桑以奉祭服，其具礼仪。”[34]此后多位帝王亲耕表率天下以示重农，不仅皇帝在上林苑中亲耕，皇后也在这里亲桑劝农。《汉书补注》载：“孝武耕于上林，孝昭耕于钩盾”。[35]《汉书》载：始元六年（前81年）“春正月，上耕于上林。”[36]又孝元皇后“春幸茧馆，率皇后，列侯夫人桑，遵霸水而祓除”，颜师古注：“《汉宫阁疏》云上林苑有茧观，盖蚕茧之所也。”[37]《汉旧仪》亦云：“皇后春桑，皆衣青，手采桑，以缫三盆茧，示群臣妾从，春桑生而皇后亲桑，於苑中蚕室，养蚕千箔以上，群臣妾从桑还，献茧於馆。” [38]
上林苑还充当着皇家庄园的角色，将部分膏腴之地租赁给贫民耕种、放牧。武帝时募民苑中养鹿，所得赋税是一笔很可观的财政收入，为军事行动的顺利进行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汉官旧仪》载：“武帝时使上林苑中官奴婢，及天下贫民资不满五千，徙置苑中养鹿，因收抚鹿矢，人日五钱，到元帝时七十亿万，以给军击西域。”[39]这样的“假田”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社会治理的作用。所谓“国有郊牧，疆有寓望，薮有圃草，囿有林池，所以御灾也。”[40]正是由于占据了广阔而优越的土地，资源丰富的上林苑成为汉长安城重要的储备基地，从而在城市生活当中起到了上述“御灾”之用。宣帝地节年间遇地震之祸，元帝即位之初遭洪涝之灾，都是通过将“假田”于民来应对的。地节三年（前67年）宣帝诏日：“池箕未御幸者，假与贫民。”[41]初元元年（前48年）元帝诏日：“以三辅、太常、郡国公田及苑可省者振业贫民，赀不满千钱者赋贷种、食。”又“江海陂湖园池属少府者以假贫民，勿租赋。”[42]
（二）文化功能
作为皇家苑囿，上林苑最基本的功能就体现在游乐休憩方面。因其地域广大布局模天范地，资源丰富奇珍异兽令人叹为观止，催生了一系列以上林苑为主题的文学作品产生。如司马相如《上林赋》及《游猎赋》、扬雄《羽猎赋》、班固《西都赋》和张衡《西京赋》等，其中有不少笔墨细致描绘了游苑之乐。
上林苑中的河流池沼就是游乐之地的突出代表，班固《西都赋》记载较多，[43]特别是植有罕见低光荷的琳池，不仅皇帝喜欢，后宫女眷亦在此游玩。《三辅黄图》云：“琳池，昭帝始元元年，穿琳池，广千步，池南起桂台以望远，东引太液之水。池中植分枝荷，一茎四叶，状如骈盖，日照则叶低荫根茎，若葵之为足，名日低光荷。实如玄珠。可以饰佩。花叶难萎，芬馥之气，彻十余里。食之令人口气常香，益脉饰佩。宫人贵之，每游宴出入，必皆含嚼。或剪以为衣，或折以蔽日，以为戏弄。”[44]
上林苑自秦初建，最初的目的就是供帝王游猎和士兵骑射操练。《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载：始皇“复作阿房宫。外抚四夷，如始皇计。尽征其材士五万人为屯卫咸阳，令教射狗马禽兽。”这些材士在保卫咸阳之余，随帝王狩猎，博君王之乐。苑中的动物养殖场所虎圈、兽圈等更是帝王频繁行幸之地。文帝登上林苑虎圈，虎圈啬夫因“从旁代尉对上所问禽兽簿甚悉”，于是“乃诏释之拜啬夫为上林令”[45]。元帝“尝幸上林，后宫冯贵人从临兽圈。猛兽惊出，贵人前当之，元帝嘉美其义，赐钱五万。”[46]其他一些以动物为主角的娱乐活动也很流行，甚至令皇帝流连忘返。成帝“常从为微行出游，北至甘泉，南至长杨，五莋，斗鸡走马长安中，积数年。”[47]苑中还有赛马活动，武帝“常从游戏北宫，驰逐平乐，观鸡鞠之会，角狗马之足，上大欢乐之。”[48]
（三）生态功能
西汉上林苑“缭以周墙”，[49]有步兵校尉驻兵十二苑门，普通百姓不得任意出入。作为皇家禁苑，苑中资源不容盗取，《汉书》卷16《高惠高后文功臣表》载：元鼎四年（前113年），张拾“坐入上林谋盗鹿，搏拚，完为城旦”。完备的管理系统使上林苑在客观上发挥了保护生态环境的功能。
上林苑中动物种类繁多，苑中的一些宫观就和动物有关。鹿是上林苑中养殖数量较多的动物，苑中三处宫观都以以鹿命名，《长安志》卷4《宫室》载：“上林苑中有众鹿馆、鹿馆和白鹿观。”[50]建章宫西有观斗兽的虎圈观，文帝曾“登虎圈，问上林尉禽兽簿”，[51]元帝“建昭中，上幸虎圈斗兽”。[52]除此之外，汉赋中还载有观赏舞象的观象观，张衡《西京赋》云：“白象行孕，重鼻辚困。”[53]另外，犬台宫中有走狗观，萯阳宫有观赏玉鸟的属玉观，长杨宫中有射熊馆，都是以动物命名的宫观。《汉书》载：“初，充召见犬台宫”。[54]甘露二年（前52年）宣帝“行幸萯阳宫属玉观。”[55]永光五年（前39年），“冬，上幸长杨射熊馆，布车骑，大猎。”[56]白鹿原上的薄太后墓中还发现了大熊猫的遗骨，证明汉上林苑中是有大熊猫活动的。[57]
植被茂盛的上林苑，不仅有原始山林，还有人工林园、田地、苗圃，良好的生态环境为植被提供了优越的生存条件。扶荔宫中移植有亚热带植物，“菖蒲百本，山姜十本，甘蕉十二本，留求子十本，桂百本，密香、指甲花百本；龙眼、荔枝、槟榔、橄榄、千岁子、柑橘皆百余本。”[58]除了前述琳池的低光荷，苑中还有终南山草树和珊瑚树等珍奇罕见的植物。《西京杂记》云：“终南山多离合草，叶似江蓠，而红绿相杂，茎皆紫色，气如萝勒。有树直上百尺，无枝，上结藂条如车盖，叶一青一赤，望之班驳如锦绣。长安谓之丹青树，亦云华盖树。亦生熊耳山。”又“积草池中有珊瑚树，高一丈二尺，一本三柯，上有四百六十二条。是南越王赵佗所献，号为烽火树。至夜，光景常欲燃。”[59]
以植物命名的离宫别馆也有不少，昆明池东有白杨观、南有细柳观。又如葡萄宫就得名于宫旁广植的葡萄。《史记》卷123《大宛列传》载：“及天马多，外国使来众，则离宫别观旁尽种蒲萄、苜蓿极望。”[60]另有长杨宫、五柞宫和青梧观皆因宫观内种植的树种而得名，《三辅黄图》云：“长杨宫，在今周至县东南三十里，本秦旧宫，至汉修饰之以备行幸。宫中有垂杨数亩，因为宫名。”“五柞宫，汉之离宫也，在扶风周至。宫中有五柞树，因以为名。五柞皆连抱，上枝覆阴数亩。”“青梧观，在五柞宫之西。观亦有三梧桐树，下有石麒麟二枚，其刊胁文字，是秦始皇骊山墓上物也。”[61]
上林苑还起着调节区域气候的作用。都城是帝王所居，是国家至高权力的象征，汉长安城的绿化受到重视，“城郭中宅不树艺者为不毛，出三夫之布”。[62]上林苑可以看做是城郊绿化的延伸区域，班固《西都赋》云：汉之西都“其阳则崇山隐天，幽林穹谷，陆海珍藏，蓝田美玉。商、洛缘其隈，鄯、杜滨其足，源泉灌注，陂池交属。竹林果园，芳草甘木，郊野之富，号为近蜀。其阴则冠以九嵕，陪以甘泉，乃有灵宫起乎其中。秦汉之所以极观，渊云之所颂叹，于是乎存焉。下有郑、白之沃，衣食之源。提封五万，疆埸绮分，沟塍刻缕，原隰龙鳞，决渠降雨，荷臿成云。五谷垂颖，桑麻铺棻。东郊则有通沟大漕，溃渭洞河，泛舟山东，控引淮湖，与海通波。西郊则有上囿禁苑，林麓薮泽，陂池连乎蜀汉，缭以周墙。四百余里。离宫别馆，三十六所。神池灵沼，往往而在。其中乃有九真之麟，大宛之马，黄支之犀，条支之鸟。逾昆仑，越巨海，殊方异类，至于三万里。”[63]可见上林苑是都城生态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恰是这一自然实体改变了汉长安城附近小区域的气候，同时还通过其中的水体调节城市水环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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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成玉宁．探寻中国风景园林起源及生态特征[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1，（4）
【注释】
[1]姜国忠：《关于发展我国功能多样性农业模式的对策与建议》，《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3年第6期。
[2]江泽林：《当代农业多功能性的探索——兼析海南多元特色农业》，《中国农村经济》2006年第5期。
[3] 《史记》卷3《殷本纪》。
[4]王辉：《秦文字集证》，台湾艺文印书馆，1999年，第148、243页。
[5]王辉：《秦文字集证》，第148、241-242页。
[6]何清谷：《三辅黄图校释》卷1《秦宫》，中华书局，2005年，第49页。
[7]《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
[8] 《史记》卷126《滑稽列传》。
[9] 《雍录》卷9《苑囿》。
[10] [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387页。
[11]成玉宁：《探寻中国风景园林起源及生态特征》，《首都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1年第4期。
[12] [清]孙星衍等辑，周天游点校：《汉官六种·汉旧仪》，中华书局，1990年，第83页。
[13] [清]孙星衍等辑，周天游点校：《汉官六种·汉旧仪》，第83页。
[14] [晋]佚名撰，[清]张澍辑，陈晓捷注：《三辅故事》，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28页。
[15] [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第66页。
[16] 《汉书》卷65《东方朔传》。
[17]余华青：《略论秦汉时期的园圃业》，《历史研究》1983年第3期。
[18] [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第368-369页。
[19] [晋]葛洪撰，周天游校注：《西京杂记》卷1《上林名果异树》，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52页。
[20]刘庆柱：《三秦记辑注》卷3《池苑》，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47页。
[21]何清谷：《三辅黄图校释》卷4《苑囿》，第247页。
[22]何清谷：《三辅黄图校释》卷3《甘泉宫》，第208页。
[23]何清谷：《三辅黄图校释》卷6《杂录》，第384页。
[24] [清]孙星衍等辑，周天游点校：《汉官六种·汉旧仪》，第77页。
[25] [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第369页。
[26]何清谷：《三辅黄图校释》卷4《池沼》，第268页。
[27] 《汉书》卷6《武帝纪》。
[28] 《汉书》卷24《食货志》。
[29]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90年，第861页。
[30]朱士光：《初论我国古代都城礼制建筑的演变及其与儒学》，《中国古都学的研究历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49页。
[31] [清]孙星衍等辑，周天游点校：《汉官六种·汉旧仪》，第83页。
[32] [清]孔星衍等辑，周天游点校：《汉官六种·汉旧仪》，第79页。
[33] [吴]韦昭注，明洁辑评：《国语》卷1《周语·虢文公谏宣王不籍千亩》，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7页。
[34] 《汉书》卷4《文帝纪》。
[35] [清]王先谦：《汉书补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71页。
[36] 《汉书》卷7《昭帝纪》。
[37] 《汉书》卷98《元后传》。
[38] [清]孙星衍等辑，周天游点校：《汉官六种·汉旧仪》，第77页。
[39]睛狲星衍等辑，周天游点校：《汉官六种·汉旧仪》，第83页。
[40] [吴]韦昭注，明洁辑评：《国语》卷2《周语·单襄公论陈必亡》，第31页。
[41] 《汉书》卷8《宣帝纪》。
[42] 《汉书》卷9《元帝纪》。
[43] [梁]萧统编，[唐]降善注：《文选》，第22页。
[44]何清谷：《三辅黄图校释》卷4《池沼》，第247页。
[45] 《史记》卷102《张释之列传》。
[46] 《汉书》卷86《王嘉传》。
[47] 《汉书》卷59《张汤传》。
[48] 《汉书》卷65《东方朔传》。
[49] 《后汉书》卷40《班彪列传》。
[50] [宋]宋敏求撰，张敏同校正，[清]毕沅校：《长安志》卷4《宫室二》，日本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清康熙六年序颍川陈 上年依宋版重刻本，符山堂藏板。
[51] 《汉书》卷50《张释之传》。
[52] 《汉书》卷97《外戚传》。
[53] [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第76页。
[54] 《汉书》卷45《江充传》。
[55] 《汉书》卷8《宣帝纪》。
[56] 《汉书》卷9《元帝纪》。
[57]王学理：《汉南陵从葬坑的初步清理》，《文物》1981年第11期。
[58]何清谷：《三辅黄图校释》卷3《甘泉宫》，第208页。
[59] [晋]葛洪撰，周天游校注：《西京杂记》卷1《终南山草树》、《积草池中珊瑚树》，第24、50页。
[60] 《史记》卷123《大宛列传》。
[61]何清谷：《三辅黄图校释》，第37、211、330页。
[62] 《汉书》卷24《食货志》。
[63] [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第9-11页。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陕西西安 710062）
来源：《中国农史》2012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