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五代十国时期，北方五朝相继，都以继承唐朝而自居于正统、代表中国，对其他各国都作现况的承认，但态度并不一致，视局势的不同而有所调整，或认为天下分裂，各有其国，或认为地方政权应在臣属的地位。而其他各国有的承认北方五代为正统，屈从于臣属地位，也有认为天下分裂，北方并不能是中国的必然代表，即各有其国，各有合法的地位。“中国”代表北方中原的朝代还是代表“天下”？在表述中并不一致，当时的情形是各自的认知并不一致之故，亦即没有共识的基础。
【关 键 词】五代；“中国”观念；表述
【作者简介】王明荪，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系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近古史、中国北方民族史、中国史学与思想史、中国近古社会文化史。
【原文出处】《史学集刊》（长春），2012．1．47～53，63
一、前言
唐昭宣帝（哀宗）天祐四年（907），朱温篡唐，建国号为梁，而后历唐、晋、汉、周各朝，至宋朝建国止，是为五代时期，其间五十四年。五代时期统治的范围大体在淮河以北之地，即华北的中原地区，淮南各地仍有地方政权所建的各国，华北又有北汉之国，造成所谓五代十国时期，此时期形成近古时分裂的开端。除淮河南、北分裂外，又有契丹建国于塞外，复控辖山西、河北的北部，即燕云十六州之地。淮南各地，华中、南、西皆有称号建国者，这确实是各国林立的大分裂时代。
分裂时期里的各国，有其国号、政权、土地、人民等，彼此不相统属，迥异于统一的朝代国家，是以“中国”的词称遂产生变故。原来“中国”词称在先秦时已甚为普遍，所指有多种意义，其中有指为诸夏之领域、中央之国，为后来各朝代共称中国的滥觞。【1】如《史记》言舜帝“夫而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是说舜至“中国”受诸侯拥戴为“中国”之共主，夏禹时“九州岛岛攸同”、“中国赐土姓”，是说禹为天下共主，并于国内祚土、赐姓、命氏完成诸侯的分封，实际情形虽尚不能确知，但这些都是指诸夏之地，为天下的核心区。到后来春秋时，“吴疆，陵中国”，“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当时吴国、秦国都还不看做是诸夏域内，视为蛮夷之区。【2】蛮夷主要是以文化来区分，族群还未必是清楚的差别，先秦上古时期已形成中、外之别的夷夏观，也是以后历史上传统的观念。【3】在地理上、政治上，“中国”都具有所指称的对象，族群在其中反而往往易于消失界线，大约就是所谓“夷狄人中国则中国之”的观点，虽然是夷狄异族，但能行华夏中国之政教文化，则无异于中国。故而“中国”词称的语境在历史上并不一致，要视当时所指的含意及其应用而定，但总体看，与“华夏”或“中华”不可分离，因之传统的观念成为主流或主轴，中国文化成为华夏或汉文化，政渔上仍不脱正统的观念，地理上以中原或统治所及之地，族群上指为汉族或汉化之民。
历史上统一的朝代对“中国”的词称少有争议，也可能是不需要争议而理所当然，但在分裂的时代，情况有所变化，“中国”是指某个朝代之国抑或整个“天下”？是自称或是他称？又是否有其一致的指称？对这方面的探讨少有见及。【4】五代十国时期分裂的时间不长，五代各朝所称之“中国”，与其他并立各国所指称者，为本短文所疏解的主旨。
二、北方五代各朝的中国观
后梁龙德元年（921，唐纪元为天祐十八年），契丹大军入侵河北，时后唐庄宗李存勖在镇州（河北正定）行营，出兵迎战。契丹兵因逢大雪，粮草匮乏，冻死者相望于路，于是引兵而退，李存勖领兵随蹑于其后，每经契丹宿营处，见清整不乱，因而叹许说：“番人法令如是，岂中国所及！”【5】李存勖言“中国”即是指他本身所代表的南方中原有别于契丹，即契丹不在中国之内。后唐明宗时，安州（湖北安陆）节度副使范延荣上奏章献三事，其一是请朝廷不禁南方猪、羊等牲畜过淮河贩卖于北方，但禁止丝绵匹帛等较贵重物品入境贩卖，所为在于“以贵中国”，【6】所指的“中国”仍是指其后唐的本国，亦即其后唐为“中国”。明宗长兴三年（932），契丹遣使要求归还被俘的官员，明宗有意应允，时冀州刺史杨光远（檀）罢郡在京，奏请勿允契丹所求，说：“苟若归之，必复向南放箭，既知中国事情，为患深矣。”【7】所指的“中国事情”，即代表中原朝廷的本国事情。类似的情形是契丹求讨于被俘的将领李和等人，因为李和等人为契丹善战之将领，不当放还，而重要的是李和等人“又在此累年，备谙中国事”，更不当放还其归国。【8】杨光远所说李和等人在后唐数年，熟知国内的情事，与前件事情所说相同，恐即为一事，而他们所说的“中国”，就是后唐所代表的中国。
当石敬瑭争夺天下时，恐契丹援立赵德钧，急遣桑维翰见契丹主（辽太宗），桑维翰说劝契丹主若能援晋（石敬瑭）得天下，则“将竭中国之财以奉大国”。【9】所说的“中国”，即是指后晋将取代后唐而建立的中国。对于本朝代表、自称的中国，石敬瑭立国建后晋后，契丹以宗主上国的势态干涉后晋的内政，欲扶持王处直之子王威为定州节度使，石敬瑭的回答是“中国”将校自刺史以上迁任至节度使，有其一定的升进之序，须合于“中土旧规”。【10】说明石敬瑭认为后晋即是代表着中国或中土。由于晋高祖石敬瑭因厚赂契丹而称臣为儿皇帝，得到“中国”的天下，故而欧阳修在《新五代史》中说：因石敬瑭取得天下不顺，常以此自惭，对于国内藩镇过为姑息，而各藩镇或不安分，或心慕石敬瑭所为之事，以为得以成就大业，故而石敬瑭在位的七年中，其藩镇即有六次举兵造反，全因为他所作为带来的后遗症。【11】时镇州节度使安重荣看不惯契丹的傲慢姿态，密结吐浑诸族为援，上表并驰书天下，大抵在指斥晋高祖称臣奉表，“罄中国珍异，贡献契丹，凌虐汉人，竞无厌足”。【12】以至于“困耗中国”。【13】安重荣的上奏声言欲与契丹决战，实则有夺位的野心，除素与襄州安重进联结外，又密结契丹幽州帅刘唏，故史载：“盖重荣有内顾之心，契丹幸我多事，复欲侵吞中国”。【14】安重荣起兵以战败被杀而告终，史书载其事，都以后晋朝为中国，即是以“中国”代表正统皇朝，后晋是中国的国号，虽然其实际统治地区仅限于北方部分地区，因为当时中国处于分裂的状态。
后晋以代表中国自居，相对于“外国”的契丹，则更如此，石敬瑭说的“中国将校”、安重荣说的“困耗中国”所指皆同，桑维翰见契丹主说“竭中国之财以奉大国”之外，在安重荣上表请讨伐契丹时，桑维翰恐石敬瑭犹豫不决，密上疏言不可与契丹决裂争战的七大理由，其中用了“中华之精甲利兵，悉归庐帐”、“南军”、“华人”等来代表中原地区的汉人，又说：“戎人皆骑士，利在坦途；中国用徒兵，喜于隘险”，【15】分别用戎人代表契丹，中国代表后晋。晋高祖虽忍隐与契丹决裂，但后继的少帝则不能维持与契丹的和平。由于少帝遣使契丹的国书是“无表致书，去臣称孙”，表示后晋皇帝（少帝）与契丹国主是孙辈的私人关系，而没有奉表称臣的国家关系，也就是两国之间是对等的关系；故而引发契丹的不满，遣使来指责。当时主政的景延广回告说：“先帝（高祖）则北朝所立，今上（少帝）则中国自策，为邻为孙则可，无臣之理”；【16】仍是以后晋为中国，分别了契丹为北朝，并声称此时的中国不应为北朝的臣属之国。
当晋少帝开运二年（945）左右，曾召引契丹的幽州节度使燕王赵延寿来归，延寿与其父亲德钧在石敬瑭与后唐末帝相争天下时即降于契丹，意欲依契丹为援而得天下，但契丹择立石敬瑭为帝于中国。延寿主政幽州，是契丹南面重镇，他仍企望有机会能作为中国的帝王，对于晋少帝的召引，回话说：“久陷边廷，愿归中国，乞发大军应接，即拔身南去”，【17】此话真假未知，恐怕是依违于契丹、后晋之间，则“中国”就是指后晋朝廷了。契丹利用赵延寿控制南方，故当与晋少帝决裂交兵时，曾“许以中原帝之”，而后契丹灭后晋、入汴京，恐数万降军叛变，有意尽杀之，幸赖延寿劝说而止，延寿的说法是“中原”沿边与吴、蜀二国相邻，后晋与二国都有争战，将来如契丹主归国时，“若吴、蜀二寇交侵中国，未知如许大世界，教甚兵马御悍？”【18】此处说的中原、中国同样是指后晋朝之地。他以为要将投降的士卒留作为守御兵马，而契丹兵马当炎暑之时，在吴、蜀之境是难以发挥作用的；赵延寿说服契丹主（辽太宗），因而使后晋降军得以获生活命。延寿在契丹幽州时，敷衍后晋而说思欲归中国，后晋亡国后，少帝与皇后、皇太后、太妃等被迫北迁，在往建州（辽宁朝阳西南）途中，安太妃去世，遗命将骨灰南洒，“庶几魂得返中国也”，【19】生前自中国往异国，死后也要回魂归中国故地；这个“中国”的概念非常清楚。
后唐、后晋以中国自称本朝，对外国契丹也以本朝代表中国。后周世宗赐书南唐李景（璟）说唐末五代“中夏多故……各擅蒸黎，连衡而交结四夷，乘衅而凭凌上国”，以致“华风不竞”等等，又赐书南唐将佐说“南邦之土地，本中夏之封疆”，故而“自淮以南，画江为界，尽归中国”，并自称其后周为“大朝”等。【20】世宗仍以继五代前朝为正统，自居于“中夏”、“上国”、“大朝”、“中国”等称号，又因为契丹势盛，凭凌中国，当然是“华风不竞”了。初南唐因面对后周的强势，图缓冲而提出献六州之地，以“归于大朝”，而后周世宗想要的是江北诸州，始有赐书之事。其后，赵宋继后周立国，也同样继承了五代以来至后周的“中国”态度。
五代时对“中国”词语的应用一方面指大唐帝国代表的中国观，而五代各朝都是自以继唐而成的国家，虽是分裂之局，仍代表着中国，也就是以正统皇朝自居，一方面又是指以汉族生聚之地为中国，对契丹等外族（国）而明确有所区分。所以在后唐末帝时，石敬瑭引契丹兵攻入，《五代史阙文》记载当时父老的上奏说：“臣等伏闻前唐时中国有难，帝王多幸蜀以图进取”，【21】唐朝也就是中国的整体概念，而五代分裂各国，虽不复有如唐朝一统的中国，但史书仍以继唐的五代各朝为中国的称号。宋初修五代史，是以继唐至五代的正统自居，也就保留了五代时对内各国与对外国的“中国”观念。五代各朝为“中国”这一类的记载，还可以从下面的例子中看到：南唐李景领有三十余州之地，史载：“又尝遣使私赂北戎，俾为中国之患，自固偷安之计”。【22】即南唐结交契丹，为患于北方五代朝廷，可以偏安于淮南之地。后唐明宗时，因削夺吴越之封爵，双方终绝往来，“后吴越复通中国”；可见对吴越国而言，后唐代表着“中国”，但吴越对后梁、后唐中原朝廷的态度，如朝贡、要求名号等着眼于自己本国的正统性与外交手段，也因此吴越是以中原各朝为正统；南唐（吴）的情形也是一样。而吴越又以独立的国家态度与日本、契丹、朝鲜半岛三国（地）进行外交往来。名义上，吴越、南唐等是以五代各朝为正统，受册封为藩国之君主，实际上对内或对中国之外各国是以独立国家的姿态展开的外交关系，整体来看，就是多国的国际关系。【23】梁朱温开国，王审知受封为闽王，其时杨行密据有江淮之地，故史称“闽中与中国隔越”，【24】以首开五代之局的后梁为“中国”。同样的情形在据有岭表的南汉也是如此，刘陟建国号大汉，称“中原多故”，予后唐庄宗的聘书亦称“大汉国主致书上大唐皇帝”，自认后唐为皇帝的正统朝廷，而大汉是分裂的地方政权之国。因唐庄宗不能制御远方，故史书记载说：“南海贡亦不至，自是与中国遂绝”，“（刘陟）又呼中国帝王为洛州刺史，其妄自尊大，皆此类也”。【25】仍是以在中原的五代朝廷为“中国”。
王衍袭其父王建立国（前蜀）的基业，史书说：“时中国多故，衍得以自安”，即指后梁、后唐相争于北方中原之地，指之为“中国多故”。及后唐建国灭后梁，王衍致礼称“大蜀国主致书上大唐皇帝”，情形与南汉相同，即内自称帝建元立国，而对五代朝廷仅自称国主，上奉五代各朝廷为皇帝之尊。唐庄宗遣使李严至前蜀报聘，与前蜀枢密使宋光嗣谈论中原大事，多述唐庄宗的建国功业，史载“因言中国近事”。【26】所谓“中国近事”就是后唐所代表的中国。看来史书“中国”词语的指涉，在宋前五代十国时期是指继唐立国的五代各朝，其他南方各国并不称“中国”，而以分裂的地方政权之国而看待；承认分裂的事实，各国并立。至于对西、北等边区未能掌握之地，则更能看出视之为“夷狄”，如同李严说契丹“但以天生四夷，当置之度外，不在九州岛之本，未欲穷兵黩武也”。【27】所谓“九州岛之本”，是传统的“中国”概念，虽嫌空泛但略有所指，大抵是说中国的本部，以汉族或华夏民族生聚的本土为范围，而政治上是指秦汉以来疆域所及之地，文化上是指儒家礼教施行之域。在分裂的五代十国时期，“九州岛之本”是指中国，而中国的代表即政治上的正统皇朝
1 是指五代各朝，这应是当时“中国”一词语境的两个方面。对于边区除契丹外，史书记载五代时吐蕃微弱，回鹘、党项分据各地，但也正值“中国衰乱”而不能抚有其地，唯有甘、凉、瓜、沙四州“常自通于中国”。后周时沧州留后折逋嘉施前来请命，枢密使王峻即建言说：“凉州深入夷狄，中国未尝命吏”，请遣派人往凉州，结合当地“中国留人子孙”为将吏；但后因难以安抚而撤出，“凉州遂绝于中国”。【28】这是以凉州“夷夏”杂处之地，是否属“九州岛之本”？恐怕难以明确，“中国”指的是五代各朝，“中国留人子孙”指的是汉族子民，当系唐朝时移往该地区的。吐蕃、回鹘、党项的记载也以“数至中国”或“时通中国”、“诸夷皆入市中国”，来说明与五代各朝往来情形，【29】此不赘述。
“中国”在五代时期指汉族天下的国家，而以五代各朝为代表，有时也含有汉族之意，如后梁、后唐之际，卢文进引契丹攻新州各地，掳获士女“教其（契丹）织纴工作，中国所为者悉备”，【30】这是指汉族士女的纺织工艺技术，属于农业民族“中国”的特长，游牧民族衣皮毛，不谙这种“中国所为者”，得到汉族的工艺技术，这方面也就“悉备”了。当契丹辽太宗灭后晋不久即撤出中原，随行北走的汉人众多，冯道因“见有中国士女为契丹所俘者”，出财物为之赎身，【31】这些中国士女即是中原后晋的汉族士女。中国之人实指汉族子民，狭义的范围是指对象的地区或国家之人。这种史书的记载所指在《新五代史》也可看见，如辽太宗灭后晋，曾问冯道说：
天下百姓如何收得？道为俳语以对日：“此时佛出救不得，惟皇帝救得。”人皆以谓契丹不夷灭中国之人者，赖道一言之善也。【32】
这里的“中国之人”自是指中原的汉族，而具体对象应是说后晋国内之人。《新五代史》对“中国”的词称书写大体上与《旧五代史》相似，指的是五代为代表的朝廷国家，如说后晋末“契丹陷京师，中国无主”，【33】所记为南唐事，但以后晋为中国。又如后唐庄宗入汴，南汉刘龚心有所惧，遣使“入询中国虚实”，【34】所记为南汉事，但仍以后唐为中国。由此可见《新五代史》对“中国”词称之应用与书写，基本上是承《旧五代史》而未改变。两五代史为宋人所修纂，虽是后人追记史事，反映出其时的历史观念，但仍据五代时实录与其他史书修成，尤以《旧五代史》为是，《五代会要》亦复如此。而《新五代史》除薛史与五代实录外，又得见十国实录、史籍等，概言之，追记的前史，反映当时的原貌记事所在仍多。【35】在五代十国分裂的时代，五代各朝自居为中国，而南方各国也认为其本国并不能代表中国，反以为北方中原之地的五代各朝是代表着中国。《五代会要》述及外族如回鹘言“其后时通中国，世以中国为舅”，此言唐朝时之情形，自以唐为中国无疑，后为薛居正写五代史所本，即皆参据五代的实录而来。契丹辽太宗耶律德光，本名曜屈之，因“慕中国之名，故改为德光”，述党项于后唐明宗时，明宗言：“外蕃朝贡，中国赐银”，述高丽时“前王姓高氏，世通中国”，述渤海，言唐高宗时平高丽，“徙其人散居中国”，述占城，言“占城国在中国西南”等。所记述的“中国”，从文意上看，有时指中国一个时期的朝代，有时是对中国的通称。五代时人自身分别蕃汉，也是如此，如平居诲说“吐蕃男子冠中国帽”，又说瓜、沙二州多“中国人”，服饰器用多用玉，“今中国所有，多自彼来耳”，【36】这种说法在五代前已是传统，五代时人仍沿用此种概念式的自称。王溥为五代时人，人宋后则为宋臣，书写五代典故极切合其身份，其所闻见及史料也有根据，故而他述外族（国）时所说的中国，即是指唐朝与五代各朝，很能代表五代与宋初人的看法。
三、其他各国的“中国”观
《五代会要》及《五代史》所据以五代实录为主，亦参考其时各国的史料，大体上是采用当时人的记录为本。五代时人所记的史料至今可见者尚有几种，虽然多为辑本，不过还保留了原貌，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在五代人的记述中，尚未见地方各国以本国自居为代表中国，反而有以北方五代朝廷为“中国”、“中原”朝廷，如吴越武肃王钱镠，他临终前教谕第七子元瓘说：“子孙善事中国，勿以易姓废事大之礼”，【37】显然看待北方五代朝廷是中国的代表，即便北方政权有所更易，仍是代表中国，吴越乃地方之国，“事大”就是事奉中国正统朝廷。对于蕃夷外地而言，五代人无疑是以“中国”、“中华”自称。如后唐时，记兆验之语说：“蕃中驼马牛羊，无巨细，皆头南而卧”，这景象被认为是：“中国之兆，盖自数百年来相传有准，必恐鲜卑入华矣！”【38】预测验像以中国相传之说，恐怕是夷狄将入中国之兆，当时预言指契丹后来援后晋灭后唐之事。谈论契丹入侵如同匈奴“夷狄异类”，“猾夏乱华”，契丹是“横行中原，兴晋灭唐”，【39】至于契丹草地异兽，当然是“华夏所无”，故而言“中华有眼未曾识”。【40】所称的“华夏”、“中华”无异于是指中国。
中原的五代朝廷与南方各国间，由公文书信里尚可看出其间的态度。后梁建国次年（开平二年，908）遣使通聘于前蜀（武成三年），国书中说：
且念与皇帝八兄，顷在前朝，各封异姓……两国愿通于情好，征曹刘之往制，各有君臣，近楚汉之前踪，常分疆宇。【41】
后梁仍视前蜀为“平等”之国，梁、蜀之于前朝唐而言，都是藩镇出身，至此是“两国”各异，有如三国时曹魏与刘蜀，项楚与刘汉一般，各有其疆域及政权国家。如此，前蜀的回复国书也答说道：
大蜀皇帝致书于大梁皇帝阁下……窃念早岁与皇帝共逢昌运，同事前朝……此际与皇帝共分茅土，共统邦家。……永言梁、蜀之欢，合认弟兄之国。【42】
蜀、梁二国互称国君同为其国的皇帝，仍表示是平等的两国，在唐时是“同事前朝”，而今是“同分茅土，共统邦家”，两国间要“合认弟兄之国”。梁、蜀双方的国书在平等国家的态度上是很好的例子。类似的例子如后唐庄宗时，于前蜀的咸康元年（925），曾致书修好，所说“来追唐、蜀之欢”、“吾皇迥感于蜀皇”，【43】仍视为平等分立的二国；这或是后唐庄宗对蜀国客气的话语。前蜀的臣僚在国内也持有同样的态度，并不如吴越的武肃王一般视五代之朝为中国的代表或正统朝廷，而认为中国分裂成各国，即“共分茅土”之意。如（前）蜀后主王衍欲行巡秦州，前秦州节度判官蒲禹卿上谏说：
又陛下与唐主始中欢好，信币交驰……方今岐阳不顺，梁园已亡，中原有人，大事未了。……候中原无事，八表来王，天下人心，成归我主。【44】
言中是将后唐视为中原朝廷，如同前朝的后梁一般，而前蜀国也是一国，仍可以待“八表来王”，甚至收天下人心而成天下之主。以天下为“中国”的意涵似不明确，但区别中原与天下，梁、唐为中原之国，而中原朝廷并不能代表中国或天下，意思中有天下（中国）分裂，各据有其国，而国家地位应是平等的。在前蜀皇帝王衍而言，也是说“北有后唐霸盛，南有蛮蜑强良”。【45】所说的后唐不过是北方中原的一个强国，似未看后唐为唯一正统朝代或能代表天下。不过，在形势变化时，对外的态度仍有相应的表示，如前所言，当唐庄宗灭后梁，蜀国有所忧惧，于是蜀国对后唐即以“大蜀国主致书上大唐皇帝”了。其后，当前蜀灭亡，王衍遭诛杀，蒲禹卿有哀痛感怀诗句说：“非干大国浑无识，都是中原未有人”，【46】后唐为中原大国，仍攻灭后来上表称臣的蜀国。
后唐灭前蜀，剑南东西川节度使孟知祥于应顺元年（934）称帝建立后蜀国。两年后，石敬瑭得契丹援助灭后唐而建国后晋，同样遣使到后蜀建交，国书中说：“大晋皇帝奏书皇蜀皇帝”，又说“方鼎足以分疆，宣邻好之讲睦”等，【47】如同后梁、后唐一样，视蜀国为鼎足而立之国，持有平等国家关系的态度。但到后周建国于中原，世宗归放秦、凤所俘还于蜀，后蜀皇帝孟昶致书答谢，并要与后周世宗“合叙乡关之分，以陈玉帛之欢”，自称为“大蜀皇帝”，后周世宗未有答书，似不屑承认蜀的平等地位，孟昶深表不满说：“朕郊祀天地称天子时，尔方鼠窃作贼，何得相薄邪？”【48】似以为后周政权亦不过是阴谋篡窃立国，未必较后蜀高明，自然心中颇有不平之气。
五代时人的记载与宋人史书对“中国”的观念略有出入。前文提到南汉刘陟致书后唐庄宗，称“大汉国主致书大唐皇帝”，又曾称“中国帝王为洛州刺史”，是种矛盾的态度，可能的解释是“内帝外王”的做法，即对后唐尊为皇帝，自居为地方“受封”的国王，而在内则自居为帝，等同于后唐之国一般，也就是各有其国、各有其帝之意。对于前蜀王衍致书后唐，史书也记载说是“大唐国主致书上大唐皇帝”，又说中原后唐之事为“中国近事”等，则与五代时人所记载有异。后梁、后唐、后晋三朝都与前、后蜀有国书往来，如前面所述，应是互称皇帝的两国，且有平等地位的二国关系，不如史书上所言蜀国自居为地方“国主”，而奉中原为中央“皇帝”，这其问的差距应是宋初修史时，宋人以继五代而来的正统观念所致。
四、结语
“中国”词称的起源、运用及其意涵由来已久，在历史上各朝代都不乏所见，通常在统一的时代里，虽然所指有不同的对象，如文化上、地理上、政治上等，但都较有一致的看法，自述性的或他者所指谓的也都少有争议；成为“中国”词称的一种传统。然而在分裂的时代，是否仍然一致或有分歧？应是值得考察的问题。此外，分裂时代的各朝（国），关于其本身的政权或国家，以及对其他各国，关于政权或国家的定位方面，应该也可由其中反映出来。
自唐亡后，相继建国于华北中原之地的五代，除后汉享国仅四年，一时未见相关资料外，其余各朝在对外族如契丹、于阗，都自称为中国，是自认为正统并承袭前此“中国”意涵；而对于淮南等地分裂的各国，亦是如此。至于当时北方最有势力的敌国契丹，虽然也有以正统自居的观念，但同样以五代各朝为中国，有如汉朝与匈奴之形势，南北分据天下，各自为华夷两国，此种形势与中国观延续至契丹、北宋和南宋。【49】
分裂的五代十国时期，在中原立国的五代各朝虽以正统自居于中国，但对分裂的局势仍有现实的承认，在公文书中可以看到对予对方的关系，不论称“国主”或“皇帝”，都是对其国家政权的承认，亦即天下分裂，各有其国；同样也显示分裂的各国也自认其国家的合法性。在大唐天下国家覆亡，各政权有其地而立国，理应平等而不分主从，天下非必然为一姓之天下。不过五代各朝在中原之地，其政权取自大唐的中央朝廷，以为改朝换代有其政统，也具有法统，故而以正统自居，淮南等各国就有些政权视五代各朝为正统中央，自居国主而上书皇帝者，如吴越、南汉等。然而亦有视之为对等之国而“同分茅土”者，如前、后蜀。但现实形势会因情况不同而有所改变，如唐庄宗与前蜀的关系，由平等修好至蜀国主上表后唐皇帝，而后周世宗与后蜀关系亦复如此。整体来看五代各朝的自大与自居正统是较为明显，对分裂各国只作现况的承认，因局势改变即有调整的空间，此种情形延续至宋朝的立国与统一。
注释：
【1】参见王尔敏：《“中国”名称溯源及其近代诠释》，《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台北市：自印本，1977年版，第441—480页。文中以先秦五十三种载籍考察“中国”词称总数为178次，究其意旨约有五种，其一谓京师之意，其二谓国境之内之意，其三谓诸夏之领域，其四谓中等之国，其五谓中央之国。
【2】帝舜参见《史记》卷一《五帝本纪》，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0页；夏禹事见《史记》卷二《夏本纪》，第75页；吴国事见《史记》卷五《秦本纪》，第198页；秦国见《史记》卷五《秦本纪》，第202页。
【3】参见王明荪：《论上古的夷夏观》，《中国民族与北疆史论：汉晋篇》，台北市：丹青图书公司1987年版，第19—67页；《史记》中又有些例子，说明中、外，夷夏之别，如《天官书》中言天文历象，以“外国”、“中国”区分星象所示，中国的地理位置、山川的流向，星象与中国、胡貉、夷狄所主不同等。参见《史记》卷二七《天官书》，第1325、1328、1347页等。司马迁这些观点可代表汉朝时人的看法，也应是总结先秦以来的看法。
【4】分裂时代的中国观，笔者曾作《北宋的中国观——以“中国”词称为主的讨论》，浙江大学宋学研究中心编：《宋学研究集刊》第二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38页。本文虽以北宋为主的讨论，亦兼论及宋对分裂各国、辽国等。
【5】《旧五代史》卷一三七《契丹传》，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829、1830页。
【6】《旧五代史》卷六五《高行珪传》，第867页。
【7】《旧五代史》卷四三《明宗纪第九》，第591页。
【8】《旧五代史》卷八九《杨光远传》，第1290页。
【9】《旧五代史》卷八九《桑维翰传》，第1162页，引注《通鉴》文（《旧五代史考异》）；另见《资治通鉴》卷二八○《后晋纪一》，高祖天福元年条，台北市：世界书局1974年版，第9156页。
【10】《旧五代史》卷八八《王庭胤传》，第1150页。
【11】《新五代史》卷五一《安重进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586页。
【12】《旧五代史》卷九八《安重荣传》，第1302、1303页。
【13】《旧五代史》卷七九《高祖纪第五》，第1048页。
【14】《旧五代史》卷九八《安重荣传》，第1304页。
【15】《旧五代史》卷八九《桑维翰传》，第1164、1165页。
【16】《旧五代史》卷八八《景延广传》，第1144页。
【17】《旧五代史》卷八四《少帝纪第四》，第1118页。
【18】《旧五代史》卷九八《赵延寿传》，第1312页。
【19】参见叶隆礼：《契丹国志》，台北市：广文书局1992年版，第41页。
【20】《旧五代史》卷一一六《世宗纪第三》，第1543—1546页。
【21】《旧五代史》卷四八《末帝纪下》，注引文，第668页。
【22】《旧五代史》卷一三四《僭伪列传第一》，第1787页。《旧五代史》将其时分裂各国都列入为“僭伪”，自将之排除于正统之外，也就不会许之于“中国”之号，《新五代史》则将各国置于“世家”，也未许以正统王朝，不过视之为中国分裂时的地方政权。两五代史书加于各国名号不同，其实质意义则相同。
【23】《旧五代史》卷一二八《裴羽传》，第1690页。吴越与南唐及对中原五代朝廷的关系，参见Edmund H．Worthy，Jr．”Domestic and Foreign Relations of Wu Yueh，907—978”，MorrisRbssabi，ed．，China among Equals，Berkdey：Univemity of Cali—fomia Press，1983，PP．17—44。
【24】《旧五代史》卷一三四《僭伪列传第一》，第1792页。
【25】《旧五代史》卷一三五《僭伪列传第二》，第1808、1809页。
【26】《旧五代史》卷一三六《僭伪列传第三》，第1820页。李严与宋光嗣“因言中国事”的内容，参见《旧五代史》卷七○《李严传》，第929、930页。
【27】《旧五代史》卷七○《李严传》，第930页。
【28】《旧五代史》卷一三八《吐蕃传》，第1839、1840页。
【29】吐蕃、回鹘参见《旧五代史》卷一三八《吐蕃传》、《回鹘传》，第1841页；党项见《旧五代史》卷一三八《党项传》，第1845页。
【30】《旧五代史》卷九七《卢文进传》，第1295页。
【31】《旧五代史》卷一二六《冯道传》，第1660页。此冯道之功德事，《新五代史》未载。
【32】《新五代史》卷五四《冯道传》，第614页。
【33】《新五代史》卷六二《南唐世家第二》，第771页。
【34】《新五代史》卷六五《南汉世家第五》，第812页。
【35】参见郭武雄：《五代史料探源》，台北市：“商务印书馆” 1987年版，第98—118页。
【36】回鹘、契丹、党项、高丽、渤海、占城，参见王溥：《五代会要》，台北市：九思出版社1978年版。第448、456、462、470、473、479页；平居诲所言，参见平居诲撰：《于阗国行程录》，傅璇琮、徐海荣、徐吉军主编：《五代史书汇编》，杭州出版社2004年版，第1941、1942页。
【37】参见钱俨：《吴越备史》，傅璇琮、徐海荣、徐吉军主编：《五代史书汇编》卷一，第6231页。
【38】参见王仁裕：《玉堂闲话》，傅璇琮、徐海荣、徐吉军主编：《五代史书汇编》卷五，“蕃中六畜”条，第1932页。
【39】参见王仁裕：《玉堂闲话》，傅璇琮、徐海荣、徐吉军主编：《五代史书汇编》卷五，“胡王”条，第1934页。
【40】参见王仁裕：《玉堂闲话》，傅璇琮、徐海荣、徐吉军主编：《五代史书汇编》卷五，“耶孤儿”条，第1933页。
【41】参见句延庆：《锦里耆旧传》，傅璇琮、徐海荣、徐吉军主编：《五代史书汇编》卷六，第6034页。
【42】参见句延庆：《锦里耆旧传》，傅璇琮、徐海荣、徐吉军主编：《五代史书汇编》卷六，第6035、6036页。
【43】参见句延庆：《锦里耆旧传》，傅璇琮、徐海荣、徐吉军主编：《五代史书汇编》卷六，第6038页。
【44】参见王仁裕：《王氏闻见录》，傅璇琮、徐海荣、徐吉军主编：《五代史书汇编》，“王承休”条，第5837—5839页。
【45】参见何光远：《鉴戎录》，傅璇琮、徐海荣、徐吉军主编：《五代史书汇编》卷七，“仿十在”条，第5918页。所记之事与居白《幸蜀记》同，唯记载成“北有后唐，南有蛮诏”，参见傅璇琮、徐海荣、徐吉军主编：《五代史书汇编》，第5960页；又见张唐英：《蜀祷杌》，傅璇琮、徐海荣、徐吉军主编：《五代史书汇编》卷上，“十臣文”条亦有同样记载。（第6082页）
【46】参见何光远：《鉴戎录》，傅璇琮、徐海荣、徐吉军主编：《五代史书汇编》卷七，第5921页。
【47】参见居白：《幸蜀记》，傅璇琮、徐海荣、徐吉军主编：《五代史书汇编》，第5971页。
【48】参见居白：《幸蜀记》，傅璇琮、徐海荣、徐吉军主编：《五代史书汇编》，第5974页。周世宗放还秦、凤降军事，见《旧五代史》卷一一七《世宗纪第四》，第1561、1562页。世宗未答书，系因“（孟）昶本生于太原，故其书意愿与帝（世宗）推乡里之分，帝怒其抗礼，不答”，显然后周世宗以正统天子自居，不屑于蜀国的地位。
【49】参见前揭拙作《北宋的中国观——以“中国”词称为主的讨论》，浙江大学宋学研究中心编：《宋学研究集刊》第二辑。
On the Concept of “China” in Five Dynasties
Wang Mingsun
Abstract: During the period of Five Dynasties and Ten Kingdoms, the five dynasties Liang （梁）, Tang（唐）, Jin（晋）, Han （汉） and Zhou （周） established in succession, all of which regarded themselves as orthodox, the successorof Tang Dynasty, and represented for China. They admitte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other states, but they have noconsistent attitude depending on the existing circumstances. Sometimes they thought the world split apart, each hasits own state, sometimes they thought that local regimes should be their subordinates. As far as other states are con-cerned, some of them recognized the orthodox position of Five Dynasties, others didn’t regard the North as necessaryrepresentative of China and argued that each state has legal status. There is no consensus on whether “China” repre-sent the dynasties of central plains in North China or represent “Tianxia” （天下, under heaven）.
Key words: Five Dynasties; Concept of “China”; formulation
来源：《魏晋南北朝隋唐史》2012年3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