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震（1724-1777），字东原，安徽屯溪人。他既是乾嘉考据学久负盛名的“皖派宗师”，又是在儒学内部最早批判“以理杀人”的思想家。其宽博的知识体系为中国近代知识论述的源头，梁启超、胡适之都称戴震是中国近代“科学界的先驱者”；其视个体为真实，批判程朱理学的思想，又是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的本土资源，对近现代以来的学术思潮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戴震的一生是坎坷、传奇的一生。戴震自幼就跟随父亲走南闯北经商，广泛接触了社会生活，从小就养成了独立思考、追本穷源的思维习惯。究其一生的学术生涯，戴震在淹博、识断、精审的基础上通贯群经的超拔理路完全得力于他敢于怀疑、敢于批判、决不人云亦云的学术品格。他22岁写成《策算》，23岁写成《六书论》，24岁写成《考工记图》，25岁写成《转语》，27岁写成《尔雅文字考》……，天资聪颖，才华出众，但他的科举仕途却比登天还难，他的一生汲汲于科举考试，一直到40岁才考取举人，51岁被召为《四库全书》纂修官。52岁才得到乾隆皇帝的特别开恩，赐同进士出身。可一年他就逝世了，享年53岁。一方面是个体性情的真诚追求，深邃、直核，去蔽、求是，另一方面是以八股文为代表的专制主义文化的钳制。无穷的煎熬与探索、不断的绝望与奋斗，造就了戴震特立独行、丰富广阔的人生。
戴震首先是以乾嘉考据之学的大师著称于世的。但是，与清代中叶其他经师钻故纸堆不同的是，戴震考据学的出发点在于有意识地继承并发扬了顾炎武以来的学术传统，提出了“由故训以明义理”，“执义理而后能考核”的学术思想，既反对程朱理学空谈义理的虚玄无物，又反对乾嘉考据的矫枉过正。他说：“凡学始乎离词，中乎辨言，终乎闻道。”所以，“离词——辨言——闻道”，构成了戴震哲学的主体框架。在戴震看来，故训明物，乃是明道之具，两者是不能分开的。他说：“夫今人读书，文字之鲜能通，妄谓通其语言；语言之鲜能有通，妄谓通其心志。”戴震的意思是，义理、考据、文章（词章）同为学问之途，“义理即考核、文章二者之源”，义理是最为重要的，考据、词章只不过是通向义理的手段。这直接地导致了戴震的考据学具有与众不同性质：“有志闻道，为非求之《六经》、孔、孟不得，非从事于字义、制度、名物，无由以通其语言。宋儒讥训诂之学，轻语言文字，是犹渡江河而弃舟楫，欲登高而无阶梯也”。又云：“一字之义，必本六书，贯群经以为定诂”。但是，从现代解释学的角度看来，戴震“取证于经书”的训诂学，完全是一个主体意识呈现的过程，是通过传统经典的义理发现，揭示哲学思想的手段。
因此，戴震最高的学术成就不在文字考据，而在义理之学。章学诚说：“戴君所学，深通训诂，究于名物制度，而得其所以然，将以明道也。时人方贵博雅考订，见其训诂名物，有合时好，以谓戴之绝诣在此。及戴著《论性》、《原善》诸篇，于天人理气，实有发前人之所未发者。时人则谓空说义理，可以无作，是固不知戴学者矣。”章氏高论可谓独具慧眼。戴震借助对《孟子》的再次诠释（主要见于他的代表作《孟子字义疏证》），重新解释了理、天道、性、才、道、仁、义、礼、智、诚等哲学范畴，在继承并尖锐批评程朱理学的同时，展现了自己的哲学思想。他坚持“气化即道”的宇宙观，谓：“道，犹行也；气化流行，生生不息，是故谓之道。”并且说：“阴阳五行，道之实体也。”也就是说，阴阳五行永不停息的运动构成了道的真实内容。戴震的哲学特别擅长于哲学分析、抽象与理性思辨。他重新梳理了“化之原”与“化之流”，“生生者”与“生生而条理者”以及“自然”、“必然”、“本然”的关系，认为宇宙生命及其变化的源头是“仁”，“仁”是“生生者”，“变化之流”是“生生之条理者”，即“理”。换言之，人道本于性，而人性源于天道；天道固无不善，人道、人性自然也就无不善；于是，人的生命价值与宇宙生命的意义就融汇于“天人合一”的境界：基于本然之德，归于必然之常，以全其自然之顺。
戴震最大的理论贡献在于打破了“天理”、“理”的神圣性、神秘性，他用分析的方法将其还原为不同类与不同事物的规定性，借助先秦两汉时期质朴、平实的经典释诂，指出所谓“天理”就是天然的、自然而然的道理。谓“天理云者，言乎自然之分理也；自然之分理，以我之情絜人之情，而无不得其平是也”。宋儒将“理”与“欲”截然对立，戴震则认为“理”与“欲”是统一的，欲望的适当满足就是“理”：“理者，存乎欲者也。”戴震充分地注重人的血气心知：“人生而有欲、有情、有知，三者，血气心知之自然也。……惟有欲有情而又有知，然后欲得遂也，情得达也。”欲、情、知是天赋的人性，天赋人以“心”，即理性思维来调节作为感性存在的人。换言之，人欲并不可怕，也不是邪恶的，追求人欲的满足是正当的人性要求。欲、情、知三者条畅通达，才是人生的理想状态。
戴震以“理欲一元”的论说，打破了程朱理学 “理欲二元论”的樊篱，并且视程朱之“理”为专制主义的“残杀之具”：“尊者以理责卑，长者以理责幼，贵者以理责贱，虽失，谓之顺；卑者、幼者、贱者以理争之，虽得，谓之逆。于是下之人不能以天下之同情、天下所同欲达之于上；上以理责旗下，而在下之罪，人人不胜指数。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诸如此类的的论述在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时期都十分流行。这些思想在客观上反映了当时市民阶层的平等要求，包含着启蒙思想的因素，是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的先声。
走笔至此，笔者想起了梅瑞慈寇夫斯基（D.Merezhkovskii）在《先行者》中的诗句：“这里是一位醒得太早的人，当时四周幽暗，万物皆在沉睡。” 我们应该把它奉献给戴震。
（本文发表在《光明日报》2007年2月16日理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