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 儒家学说的理论体系
人和动物的最本质区别是人能改造外部的客观世界，而动物只能被动地适应外部世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能够创造和使用工具是把人类从动物界分离出来的标志(有了工具才能够改造客观世界)。改造客观世界就必然要引起主观世界的改造，因为主观世界不过是客观世界的认识与反映。改造客观世界本身又包括改造自然与改造社会两方面。人类从走出动物界的那一刻开始，就不仅仅具有自然属性，而且具有社会属性，“人”不是作为单个个体存在，而是作为氏族部落的一个成员处在人与人组成的社会关系之中。既然要改造自然、改造社会，与此同时还要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所以如本文第二部分所指出的，人类面临的种种复杂问题概括起来不外乎涉及三方面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人与自身的关系(有关内心思想意识与情感冲突的种种矛盾关系)。如何才能把这三方面的关系都处理好，从而使人与自然的关系和谐，人与人之间彼此亲密相处，与此同时人的思想、情感也能在认识与反映客观世界过程中(即适应上述两种关系的过程中)得到不断的升华与完善，从而形成适合社会与自然发展的理想人格呢？正是在这种综合考虑的基础上，以孔、孟为代表的先秦儒家奠定了儒家学说的理论基础。显然，按这样的考虑建构起来的理论体系绝不仅仅是教育思想体系，因为这种体系中所包容的已不仅是作为社会子系统之一的教育，而是包容了人类所面对的、从主观到客观、从自然到社会的全部问题。下面就来看看孔孟所代表的先秦儒家对这种理论体系是如何建构的。
儒家所建构的这种理论体系可以说非常复杂又非常简单，复杂是因为这个体系包容极为宽广，覆盖自然、社会和内心世界的全部，而其思想内涵又极为丰富、深遽，且万古长青，经久不衰；简单是因为这个体系可以简化到只用一个字来概括，这个字就是“仁”。孔孟所代表的先秦儒家用于处理上述三方面复杂关系的理论思想体系完全建立在这个“仁”字的基础之上。
§3.2 妥善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仁”学
1、孔子关于“仁”的定义
“仁”是儒家学说的核心。早在孔子之前的一些古代文献(如《诗经》、《左传》)中就已有“仁”字出现，但那时的“仁”只有《说文解字》所解释的“仁，亲也，从人从二”即表示人与人之间相亲相爱的基本含义。“仁”真正具有《论语》中那样的重要性与崇高地位是自孔子始[4][22]。
孔子谈仁最多，一部《论语》中讲到仁的一共有109处[23]，在不同的场合，他对仁的解释往往不同。要准确理解孔子关于仁的含义就要把这些解释联系起来，从总体精神上去把握。《论语》一书关于仁的解释虽有许多，但真正涉及仁的本质意义，即可作为定义使用的主要有以下四个：
定义1：“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 颜渊》
这是对“仁”原有意义的确认与继承，是一种尊重历史的态度。这可以说是孔子对仁这个概念的浅层次定义。 定义2：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有之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 学而》)
这里把“孝弟”定义为仁之本，即作为仁的最基本含义。这是孔子对仁这个概念的扩展与提升。君子务本就是要懂得孝敬父母，敬爱兄长。一个连自己父母都不爱的人是不可能爱他人、爱社会的。正如孟子所说“不得乎亲，不可以为人；不顺乎亲，不可以为子。”(《孟子· 离娄上》)，这就是说，不孝顺父母的人就失去了起码的做人资格。所以仁爱之心必须从爱亲人开始培养，这就是做人的根本道理，也是“孝弟”被定义为“仁之本”的理据所在。
定义3：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 学而》)
这里把仁的概念又一次扩展，即“仁”不仅要做到在家孝顺父母，亲爱兄弟，而且出门在外，还要能尊敬长辈，说话做事谨慎，对朋友讲信用；并要博爱大众和亲近有仁德的人。这个定义的核心是，不仅要爱自己家里的亲人，还要“泛爱众”，即热爱全社会(乃至普天下)的人民大众，要把对家庭的亲情、血缘之爱扩展为对朋友的友爱，对全社会的博爱。表面上看，这是对仁这个概念的进一步扩展，实际上是对“仁”的重新建构，使“仁”具有了极为丰富而深厚的内涵，但又并未脱离原有的基本含义。
定义4：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论语· 雍也》)
这里所谓“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就是能为人民大众谋福利，能为他们带来实际的利益和好处，是“泛爱众”的最高体现。这是连古代圣贤尧舜二帝也难以做到的，所以是只能无限趋近，而不能完全达到的关于“仁”的最高境界，也称“圣”的境界。
上面四个关于仁的定义，层次分明，其内涵有浅入深、由低到高，逐步递进。既不是高不可攀，也决非不经长期的刻苦学习、磨练就能轻易做到。上述四条是孔子关于“仁”的最本质定义。尽管《论语》中还有许多地方讲到仁，但那里讲的往往不是关于仁的定义而是如何达到仁的方法，或解释与仁有关的其他范畴。例如：
“克己复礼为仁。”(《论语· 颜渊》)
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论语· 阳货》)
是讲如何达到仁的方法；
“巧言令色，鲜矣仁。”(《论语· 学而》)
“刚、毅、木、讷近于仁。”(《论语· 子路》)
是讲仁者与不仁者的不同外在表现；
“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论语· 泰伯》)
“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 卫灵公》)
是要求人们要以弘扬和贯彻仁道为己任，甚至要不惜牺牲去成全仁道。显然，上面这几段论述都不能作为仁本身的定义，只能作为加深对仁这一概念理解的参考。
2、孔子的理想社会--大同世界
孔子重新建构“仁”这一道德范畴，主要是为了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由于每一个人均处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所以把各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处理好了，就可以导致一个秩序井然的理想社会的出现。在上述定义3中最清楚不过地表述了孔子的这一想法，即首先通过强调在家里要孝顺父母、亲爱兄弟，培养其对亲人的强烈爱心，作为对仁的基本要求。然后把爱心逐渐扩展到家庭以外的人，最后再把这种爱心进一步扩大到全社会，使每个人都有一颗博爱的心。虽然做不到“博施于民”，但每个人都能自觉地为社会作好事，例如推己及人，将心比心，“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选贤举能. . . . . . 等等。“在这个社会里，奉行天下为公的原则，其所向往的不是社会生产能力的高度发达和人们物质生活的极大富足，而是社会道德的高尚，人伦关系的和睦，社会秩序的安定。”[24]这样一幅大同社会的蓝图最早见于《礼记· 礼运》篇：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之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已。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这种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正是孔子想通过向每一个人灌输仁爱观念，大力推行仁道来建立的理想社会。孔子曾对颜渊和子路谈及自己向往的是“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 公冶长》)。这与上述《礼运》篇所言“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少有所长”几乎同出一辙[24]。还有一次曾皙说他的理想是：“莫(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孔子听后，“谓然叹曰：‘吾与点(即曾皙)也！’”(《论语· 先进》)这表明孔子所追求的正是人民安居乐业、老幼各得其所、怡然自得的大同世界。怎样实现这样的大同世界呢？孔子打算从三个方面去努力：社会教化、自我修养和提倡中庸之道。第一方面是通过教育来建立理想社会所要求的美好人际关系；第二方面是通过自我修养(处理好人与自身的关系)来适应理想社会的要求；第三方面是通过哲学上的、合乎事物发展规律的“中庸”思想方法论，既可进一步协调人与人的关系也可用于和谐人与自然的关系(要实现怡然自得的理想社会，需有优美的自然环境，所以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必须和谐)。
3、实现大同世界的重要途径--社会教育
为了实现大同世界，关键是要把仁爱思想灌输到广大群众中去，为此需要培养一大批有志于弘扬和推行仁道的志士和君子。这类志士和君子既要有弘道和行道的志向，又要有弘道和行道的德才。
志向是指：“笃信好学，守死善道”(《论语· 泰伯》)，“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生以成仁。”(《论语· 卫灵公》)。
德才是指：具有智、仁、勇、艺、礼、乐等六个方面的德行与才能，即孔子所说的：“若藏武仲之知(智)，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论语· 宪问》)由于“不欲”含有“克己”之意，按“克己复礼为仁”的说法，“不欲”含有可达仁之意，故可解释为“仁”。可见培养具有上述弘道与行道志向与德才的君子或志士就是孔子教育的培养目标。
关于教育的作用，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既重视其社会作用，也重视其在个人发展中的作用。《礼记》中《大学》篇关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著名论述既说明了儒家关于大学教育的过程和步骤，也清楚地表明了儒家对教育作用的看法：通过格物、致知做到诚意、正心(即树立正确的伦理道德观念，做到不为各种私心邪念所动摇)从而达到修身的目的(即形成完善的人格)，这是教育对个人发展所起的作用；在此基础上，每个人都积极为促进各自家庭的和谐美满(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和国家的繁荣、稳定而努力作出自己的贡献(齐家、治国)，这是教育对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有些学者认为，儒家教育思想是只考虑教育的社会作用而忽视个人的发展，甚至是压抑个性的发展。这种看法是不公允的。事实上儒家教育思想很重视个人的发展，“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就是儒家促进个人发展的理论基础。但儒家的个人发展不是只强调“自我”而不管他人的极端个人主义的发展，而是“己欲利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以完善人格为目标、和群体和谐一致的个人发展。这是孔子教育思想与西方教育思想很不相同的地方，也正是孔子教育思想的伟大之处。 关于教育的对象，可用孔子的一句名言“有教无类”(《论语· 卫灵公》)来概括，即不分贵族与平民，不分华夏与狄夷都可以接受教育。这在等级森严的奴隶社会末期和把狄夷看作非我族类的“豺狼”的时代，孔子能对教育对象有如此认识，并能在实践中始终以此作为办学方针，这无疑表明孔子有极大的革命勇气与魄力。
孔子为达到上述培养目标而确定的教学内容是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等六门课程。周公制作礼乐以治天下，“礼”用于维护各种人伦和道德规范；“乐”是通过音乐、舞蹈、诗歌等艺术手段使学生从情感上接受道德的熏陶，所以礼乐互为表里，共同完成德育任务；“射”是射箭，“御”是指驾驭战车的技术，这两项属军事技能；“书”包括识字和自然博物常识，相当于现代的文化科学知识；“数”的教学不仅指一般的数学知识还包括记日、记月、记年的历法，甚至“八卦”也属数教的内容[24]。由六艺可见，孔子的教学内容已包括道德教育、科学文化教育和技能训练三部分。但这三部分内容并非等量齐观的，从“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这个关于仁的重要定义来看，孔子显然是把“学会做人”即德育放在基础或首要的地位来强调的。由于“乐”教相当于现代的美育，军事技能相当于现代军事体育，科学文化知识就是智育，因此我们可以说，孔子在2500年前已明确提出了教学内容应包括德、智、体、美四个方面，并且应以德育为基础，把德育放在首位，这种教育思想至今仍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关于六艺中的“书”，有的学者认为只包括识字而不包括自然科学知识，许多人认为孔子只讲伦理道德，忽视自然科学，这完全是误解。由王炳照、阎国华教授主编于94年6月出版的“中国教育思想通史”(第一卷)中，已列举了大量有关孔子亲身向弟子们传授自然科学知识(包括气象、天文、历法、动植物、地理和古生物等内容)的事例，其中有些事例还来自马王堆汉墓出土文物所提供的资料。《国语· 鲁语下》也有不少这类事例的记载。所以认为孔子重文轻理，或只教伦理道德而不教自然科学的说法是站不住的。儒家轻视自然科学是汉儒和宋儒们所为，是违背孔子教育思想的。在这点上必须将孔子代表的先秦儒家和以后的汉儒、宋儒划清界限。
关于教学内容的实施(即教学过程)孔子明确提出应划分为学、思、习、行等四个阶段。前两个阶段是学习知识的过程，后两个阶段则是知识外化的过程棗要求学生将所学知识应用于实践，要“躬行践履”。孔子是第一个将学思结合、知行统一的观点纳入教学过程的教育家。“他的这一思想为儒家后学所继承和发展，并以孔子名义总结出‘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中庸》)”，其中‘博学’、‘审问’属于‘学’的过程，‘慎思’、‘明辨’是‘思’的过程，‘笃行’则是‘习’和‘行’的过程。这五个阶段. . . . . . 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教学过程的内在联系，这是中国最早提出的教学过程阶段论，对我国古代教学曾起过重大的影响。”[22]
关于教学方法孔子更有诸多辉煌创造如：循循善诱、因材施教，学思结合，知行统一、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温故知新、循序渐进，叩其两端、举一反三、. . . . . . 等行之有效的方法，千古流传，至今仍在各级各类学校的教学中发挥作用。
孔子晚年，皓首穷经改编出的“六书”(诗、书、礼、乐、易、春秋)是我国第一套完整的教科书，以后被荀子尊称“六经”，除“乐”经亡佚失传以外，其余五经在我国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一直是官学和私学的最基本教材。
可见，孔子从教育的培养目标、教育的作用、教学对象、教学内容、教学过程、教学方法一直到教材建设等诸多方面均有卓越建树，不仅为我国儒家教育思想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坚实基础，而且在世界教育史上也有其崇高的地位。其中特别值得我们引以自豪的是孔子在以下几方面对教育思想和教育理论所作出的贡献：
第一是关于道德教育。
孔子的道德教育有以下两个鲜明特色：
一是狠抓德育的根本。如上所述，在德、智、体、美诸育中，德育被放在首要地位加以强调。那么道德教育本身，有没有基础，要不要基础，这还是一个至今尚未引起人们重视的问题。“孔子素以道德教育著称于世，他的成功之道正是发现并加强了德育的‘基础教育’，而德育的‘基础’，就是他所谓的务本。”[24]。“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论语· 学而》)这里的“本”就是做人的根本，“务本”就是要学会做人，学会作一个有仁爱之心，能“泛爱众”，和“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即能为人民大众谋福利的人。孟子进一步发展了孔子关于德育的根本是要“教会学生做人”这一思想，指出，要作一个真正合乎道德规范的人必须具备完美的人格。实施德育的过程就是塑造和完善人格的过程。孟子认为，有无人格是区别人兽的标志，丧失人格就要沦为禽兽。所以造就人格是德育的根本任务。孟子关于人格内涵的论述，有些虽已不完全适合今天的情况，但是孟子所提倡的人格标准，即“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 滕文公下》)[28]则在中华民族历史上起过巨大作用。正如张岱年先生所指出的：“一切进步的思想家、文学家、政治家、艺术家都受到这个人格标准的影响”[27]。把完善人格作为做人的目标并把造就理想人格作为德育的根本任务棗孔孟的这一光辉思想不仅至今有其重大的现实意义，而且对于我国当前的教育现状来说真可谓“切中时弊”。
二是重视方法与途径。孔子的道德教育不仅注意抓根本，即有明确的道德教育目标棗造就理想人格，而且还给出了达到这一目标的具体途径和方法。如上所述，孔子关于道德教育的最高目标是要培养具有最大的仁爱之心、能“泛爱众”和“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即能为人民大众谋福利的人，也只有这种人才有可能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所以这就是具有最理想、最完善人格的人。但是这样的崇高目标不是一蹴而就，一步就能达到的，必须有适当的培养途径和方法才能逐渐完善人格的塑造，达到最终的目标。“由近及远，推己及人”就是达到这一目标的最好方法。其具体实施步骤则是：孝、悌、忠、信，即先从自己最亲近的人开始培养仁爱之心(这是最容易做到的，也是德育的最起码要求)，然后向纵、横两个方向逐步扩展：纵向扩展是指，在对父母尽孝的基础上，进一步上推则要求对长辈、对上级领导乃至国家领导人都要尊重和敬爱；对国家则要尽“忠”。这就意味着在国家危亡的紧急关头要勇于为国捐躯；而在和平时期则要对自己所承担的、与国家利益有关的事业或是与人民大众利益有关的工作忠于职守，尽心尽责。向下推则要求对子女要“慈”(父慈才能子孝)，对下级也要象对子女一样关怀、爱护、帮助┄┄。横向扩展是指，在对兄弟友爱(“悌”)的基础上，进一步向左右推即对平辈也要讲友爱，对朋友要态度真诚讲求信用。这就是“由近及远”逐步做到孝、悌、忠、信的要求(也就是不同层次的“践仁”要求)。当这几步都已做到以后，再进一步要求“将心比心”“推己及人”的道德修养(即关于“己所不欲，勿施与人”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忠恕之道的修养)，这样，就不难在上述基础上把仁爱之心进一步扩展到全社会，达到“泛爱众”的要求。可见，孔子实施道德教育的方法与途径非常清楚、明确：其方法就是“由近及远，推己及人”，具体途径与步骤则如下图所示：
“由近及远，推己及人”的践仁途径
由图可见，“孝悌”是孔子道德的中心与出发点，而泛爱众则是其最终目标与归宿。显然，这样的道德教育方法、途径由于步骤清楚、明确，所以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再加上每一步都是按照由近及远，由亲至疏的顺序，既体现了由易到难的原则，也使人觉得合情合理，符合人之常情，愿意这样去做。因而便于学生(尤其是小学生)去躬行践履，不会使人产生“说教”或“灌输”的生硬感觉。
反观我们多年来对中小学生的道德教育是怎么进行的呢？文革以前的五、六十年代是讲“五爱”棗爱祖国、爱人民、爱集体、爱劳动、爱护公共财物。改革开放以后是“五讲、四美、三热爱”。这些道德教育目标都很正确、也很具体，可是收效并不大，原因在哪里呢？“五爱”中的每一爱都很重要，都是德育的根本，德育的中心，结果多中心等于没中心。加上又未能提出可以被中小学生躬行践履的具体途径与方法，于是就使这些正确的道德目标仅仅成为动听的口号，难以落实到人们的行动上。“五讲、四美、三热爱”也有类似的弊病。这种状况长期以来一直没有引起教育领导部门的重视，加上高考指挥棒的作用，只重智育忽视德育的现象日趋严重，德育中存在的这些问题就更无人过问了。
第二是关于教育心理。
搞教育的人不重视心理研究，搞心理学的人不重视教育实践棗在目前国内教育界和心理学界这已是相当普遍的现象，甚至成为一种偏向。但是在2500年前的春秋末期，在当时还没有心理学这门科学，人们对心理现象还毫无认识的情况下，孔子却能敏锐地观察出人们在学习过程中的种种心理活动，并对这些心理活动作出深刻分析，然后在教学过程中加以灵活运用，从而取得良好效果。孔子对教育心理的贡献不仅在中国古代教育家中绝无仅有，在世界的古代教育家中也极为罕见。
下面我们仅列举几个主要方面，对孔子的教育心理学造诣之深就可见一斑：
关于学习动机——“吾十有五而志于学”(《论语· 为政》)，说明孔子认识到求学需先立志，即先解决动机问题，才能使学习有内在驱动力，不致半途而废。
关于学习的三种不同心理境界——“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 雍也》)，说明孔子已认识到学习的内驱力不仅与动机有关，还与意志和情感有关，并且按内驱力大小把学习的心理境界分成三个层次：想学、好学、乐学。其中“乐学”是最高层次，可以产生最大的内驱力。孔子的这一发现是对教育心理学的莫大贡献。
对问题解决过程中两种关键心理状态的分析——“不愤不启，不悱不发。”(《论语· 述而》)，孔子发现“愤”和“悱”是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遇到疑难问题时必然要出现的两种心理状态(关于这个问题在下面一节中将详加分析)，并指出，学生处于这两种状态的时刻就是教师进行启发式教学的最佳时机。
先天禀赋与后天努力的关系——“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 阳货》)，孔子指出，每个人先天的禀赋是很相近的，但是每个人的习性(习惯和性格)却有很大的不同，这是由于每个人后天学习成效有很大差异的缘故。这句话等于宣告教育不仅对人的知识与能力的培养起关键作用，而且对人的心理发展也是至关重要的。
根据每个人的不同心理特点施教——孔子指出，人的智力有智、愚、中之分，人的性格有鲁、喭之异，人的心理状态有勇进与退缩之别，而且每个人的才能有不同的发展趋势(例如有的适合文学，有的适合从政，有的适合军事，有的适合商贾┅┅)因此教学中必须根据这些不同的心理特点因人而异施教，才能获得理想的效果。
第三是关于教学方法。
孔子实在不愧为伟大的教育家，其教学方法和教学艺术之高超至今难以有人能望其项背。 以著名的“启发式教学法”为例，许多人都以为这是苏格拉底的首创。这对于言必称希腊的西方学者来说是不足为怪的，在我们中国也有不少人持这种看法(尤其是在计算机教育界)，这就未免“数典忘祖”。事实上，孔子不仅一贯坚持启发式教学，而且“启发”式这个名称本身也是由孔子(而不是苏格拉底)所创造。孔子比苏格拉底大82岁，孔子逝世后10年，苏才出生[26]。所以孔子才是真正的当之无愧的“启发式教学”创始人。除此以外，孔子所创造的启发式教学法，其内涵也要比苏格拉底的“产婆术”更为丰富、更为深刻。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不妨将称之为“产婆术”的苏格拉底启发式对话法与孔子的启发式教学法作一比较。 一位名叫欧谛德谟的青年，一心想当政治家，为帮助这位青年认清正义与非正义问题，苏格拉底运用启发式方法和这位青年进行了下面的对话(以下皆是苏问，欧答)[30][25]：
问：虚伪应归于哪一类？
答：应归入非正义类。
问：偷盗、欺骗、奴役等应归入哪一类？
答：非正义类。
问：如果一个将军惩罚哪些极大地损害了其国家利益的敌人，并对他们加以奴役这能说是非正义吗？
答：不能。
问：如果他偷走了敌人的财物或在作战中欺骗了敌人，这种行为该怎么看呢？
答：这当然正确，但我指的是欺骗朋友。
苏格拉底：那好吧，我们就专门讨论朋友间的问题。假如一位将军所统帅的军队已经丧失了士气，精神面临崩溃，他欺骗自己士兵说援军马上就到，从而鼓舞起斗志取得胜利，这种行为该如何理解？
答：应算是正义的。
问：如果一个孩子有病不肯吃药，父亲骗他说药不苦、很好吃，哄他吃下去了，结果治好了病，这种行为该属于哪一类呢？
答：应属于正义类。
苏格拉底仍不罢休又问：如果一个人发了疯，他的朋友怕他自杀，偷走了他的刀子和利器，这种偷盗行为是正义的吗？
答：是，他们也应属于这一类。
问：你不是认为朋友之间不能欺骗吗？
欧谛德谟：请允许我收回我刚才说过的话。
从这一段生动的对话可以看出，苏格拉底启发式教学的特点是：抓住学生思维过程中的矛盾，启发诱导，层层分析，步步深入，最后导出正确的结论。
下面再看孔子的启发式教学。他只有八个字：“不愤不启，不悱不发。”(《论语· 述而》)。按宋代朱熹的解释：“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启，谓开其意；发，谓达其辞。”[17]可见，“愤”就是学生对某一问题正在积极思考，急于解决而又尚未搞通时的矛盾心理状态。这时教师应对学生思考问题的方法适时给以指导，以帮助学生开启思路，这就是“启”。“悱”是学生对某一问题已经有一段时间的思考，但尚未考虑成熟，处于想说又难以表达的另一种矛盾心理状态。这时教师应帮助学生明确思路，弄清事物的本质属性，然后用比较准确的语言表达出来，这就是“发”[12]。孔子的启发式教学虽然只有八个字，但它不仅生动地表现出孔子进行启发式教学的完整过程，而且还深刻地揭示出学习过程中遇到疑难问题时将会顺序出现两种矛盾的心理状态，或者说两种不同的思维矛盾，以及这两种矛盾的正确处理方法。和苏格拉底对话法相比较，二者的共同之处是：彼此都十分重视学生思维过程中的矛盾，但是两者处理思维矛盾的方法则完全不同：苏格拉底是通过教师连续不断的提问迫使学生陷入自相矛盾状态，从而把学生的认识逐步引向深入，使问题最终得到解决。孔子则是由教师或学生自己提出问题，由学生自己去思考，等到学生处于“愤”的心理状态，即遇到思维过程中的第一种矛盾而又无法解决时，教师才去点拨一下。然后又让学生自己继续去认真思考，等到学生进入“悱”的心理状态，即遇到思维过程中的第二种矛盾且无法解决时，教师又再点拨一下，从而使学生柳暗花明，豁然开朗。 由以上分析可见，苏格拉底的对话法实际上是以教师为中心，学生完全被教师牵着鼻子走，这种启发式虽然也能使学生印象深刻，但是由于学生的主动性发挥不够，对于较复杂问题的理解，即涉及高级认知能力的场合，恐怕对问题难以理解得很深入。而孔子的启发式则是以学生为中心，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自始至终处于主动地位，让学生主动提出问题、思考问题，让学生主动去发现、去探索，教师只是从旁边加以点拨，起指导和促进作用。两相比较，不难看出，尽管两种启发式在教学中都很有效，都能促进学生的思维，但是显然孔子的启发式有更深刻的认知心理学基础，更加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因而具有更高的理论价值。所以我们的结论应当是：孔子才是世界上启发式教学的真正创始人。孔子的“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八个字是关于启发式教学的高度概括，也是最科学、最天才的概括。 再以“因材施教”方法而论，孔子更是独树一帜，在古今中外的教育家中无人能与之相比。在《论语》中，有不少生动的事例表明，同一个问题，孔子对不同学生有不同的教法，例如在(《论语· 颜渊》)篇中记载，樊迟、司马牛、仲弓、和颜渊均曾向孔子问仁，孔子做出了四种不同的回答：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
司马牛问仁。子曰：“仁者，其言也仞”。
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樊迟的资质较鲁钝，孔子对他就只讲“仁”的最基本概念棗“爱人”；司马牛因“多言而躁”，孔子就告诫他：做一个仁人要说话谨慎，不要急于表态；仲弓对人不够谦恭，不能体谅别人，孔子就教他忠恕之道，要能将心比心推己及人；颜渊是孔门第一大弟子，已有很高的德行，所以孔子就用仁的最高标准来要求他棗视、听、言、行，一举一动都要合乎礼的规范。总之，根据每个学生基础和造诣的不同，孔子对同一问题作出了四种深浅不同的回答，既切合每个学生的思想实际，又都符合仁的基本概念。孔子之所以能做到这点，是因为他经常分析每个学生的不同特点，他认为：“由也果”(认为子路果敢)，“赐也达”(子贡为人豁达、大度)，“求也艺”(冉求多才多艺)，“柴也愚”(高柴较迟钝)，“参也鲁”(曾参较耿直)，“师也辟”(子张较偏激)，┅┅等等。对每一位学生的才能特点、性格特征，孔子心理都有数。并且他还把学生的性格特征分为三种类型：“狂者”、“中行”、“狷者”，他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论语· 子路》)，即人有偏激、拘谨和介于二者之间(即“中行”)的三种不同性格[29]。
孔子不仅能做到因人施教，还能因时间、地点、环境的不同而施教，《论语》中关于这方面的例子也很多。除此以外，更令人惊叹的是孔子还能根据学生的心理状态和思维过程的不同特点而施教(参看上面关于孔子的启发式教学部分)，真可谓变化无穷。尽管“因材施教”这一概念并非孔子本人提出，而是宋代朱熹在总结孔子教学方法时归纳出来的[22][17]，但是从孔子一生的教育实践看，他确实是世界上最早、也是最完整、最深入地把因材施教方法运用于教学过程的教育家。
第四是关于教学思想与教学理论。
近、现代的教学思想可谓流派纷呈，种类繁多，但是若从本质上区分，那就只有两大派：一派是以“学生”为中心，另一派是以“教师”为中心。
以“学生”为中心教学思想的代表是建构主义理论，它既是一种学习理论又是一种教学理论，是目前国际上在教育领域最具影响力的一种理论。尤其是在西方，随着多媒体和Internet 应用的普及，建构主义思想已逐渐在学校教学领域占据统治地位。建构主义的核心是强调学生是认知过程的主体，是知识意义的主动建构者而不是教师灌输的对象。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必须强调以学生为中心，要让学生主动去发现、去探索。不难看出，这种以学生为中心的建构主义思想和孔子提出的启发式教学法的理论基础是何等相似乃尔。可是迄今为止，在国际上提到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思想和教学理论时，一般只追朔到杜威(因为他在1900年发表的《学校与社会》一书中首次提出要让儿童成为教育的中心，即“儿童中心”论)和皮亚杰(因为他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所从事的关于儿童认知发展的研究为建构主义奠定了坚实的心理学基础)。杜威和皮亚杰是近现代卓越的教育心理学家，他们确实为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思想、教学理论的确立作出了重大贡献。但是通过上述不可辩驳的事实和科学的分析，不是已经充分证明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思想的真正源头应当追朔到孔子吗？在这样一个重大的教学思想与教学理论的形成与发展中，完全抹杀孔子所做出的贡献难道是公平的吗？
再看以“教师”为中心。这一派的理论由于有几百年的发展历史，所以种类很多。目前公认最有代表性的是奥苏贝尔的“有意义接受学习”理论，正是由于有奥苏贝尔理论的有力支持，才使得这一派在当前以学生为中心浪潮的强大冲击下岿然不动，仍在许多国家(特别是在中国)的学校教学领域发挥重要作用。奥苏贝尔的“有意义接受学习”理论，是要求教师能够在当前所教的新概念、新知识与学生的原有认知结构(即学生大脑中长期形成的知识与经验系统)之间帮助学生建立起某种联系。如果能够建立这种新、旧知识之间的联系，学生的“接受式学习”(即教师的“讲解式”或“传递式”教学)就是有意义的，否则就是机械的(即死记硬背、囫囵吞枣，不能真正理解和掌握所学知识的意义)。换句话说，能否让学生建立起新、旧知识之间的联系是达到有意义学习的关键，也是奥苏贝尔理论的核心。事实上这个“核心”在孔子的教学思想中也早有体现，《论语》中有两段话可以为此佐证： 一是“告诸往而知来者”(《论语· 学而》)。这句话的意思很明白：告诉你过去可以推知未来。这里的“往”表示过去的知识、经历，即原有认知结构中的“旧”知；“来者”指未来的事情也包括尚未了解的事物，也就是“新”知。所以这句话就是阐明“新”知与“旧”知之间有密切的联系，要了解、掌握“新”知应该将它和“旧”知联系起来。
二是“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论语·子罕》）这段话今人一般翻译为[15]：“孔子说，我有知识吗？我没有知识。有一个乡下人来问我，我一无所知，我就从他提出的那个问题的头尾去探求，然后尽力替他解释清楚。”宋代朱熹的注释则是[17]：“孔子谦言自己无知识。但其告人，虽於至愚不敢不尽耳。叩，发动也；两端，犹言两头，言始终本末，上下精粗，无所不尽。”我觉得这两种翻译都未能完全表达孔子的原意。关键是对“叩其两端”如何理解，前一种翻译只把“两端”看作是“头尾”，未免太机械、太简单化了。朱熹不愧是大学问家，他能从矛盾对立的普遍性去看待“两端”，认为应从“始终、本末、上下、精粗”总之可以从事物的任何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去理解(“无所不尽”)。这比今人的翻译含义要广、要深，但是其针对性似乎不太强。综合今人和古人的上述两种解释我们可以认为，“叩其两端”既指从问题的来龙去脉(始终、本末)去分析，也包含将事物的正反两面以及新知和旧知两端联系起来的意思，这样可能更符合孔子的原意。结合前一段“告诸往而知来者”的含义，我们认为，这样的解释是合理的，并不是穿凿附会。
由此可见，当代两大教学思想流派均可从孔子教学思想中找到根源。
除了以上关于道德教育、教育心理、教学思想和教学方法等方面的贡献以外，孔子还难能可贵地提出了“终身学习”的思想[24]，并且身体力行。他现身说法地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 为政》)在孔子看来，学习是一辈子的事，没有年龄阶段的限制。这种学而不厌的精神，不仅成为千百年来鼓舞中国广大知识分子“活到老、学到老”的光辉榜样，而且在当代被进一步发展成为信息时代最有价值、最受欢迎也最富于创造性的教育思想棗终身教育思想。孔子尽管没有提出终身教育这一科学概念，孔子在2500年前所理解的终身学习内涵也不可能象现在的终身教育那样全面、丰富而深刻，但是他的言论和他一生的实践，应该说是初步体现了这种思想的。因此，我们认为，孔子应该是世界上最早体现终身教育思想的教育家。 §3.3 和谐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庸思想方法论
为了和谐人与自然的关系，儒家提出了两种重要的哲学思想--“天人合一”世界观和“中庸”思想方法论。
关于天人合一，不少学者认为儒家自汉代之后才逐渐形成较完整的理论，而在先秦儒家中尽管早已有这种思想，但尚未成为一种世界观[23]。例如，他们认为，荀子所说的“治乱非天”所表达的是天命与治乱，即天命与人事的关系；孟子所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 尽心上》指的是人性与天的关系；而道家主张由天道而知人道，所考虑的是天地万物与人的关系。所以他们认为，先秦儒家所考虑的只是人事、人性与天命的关系，道家考虑的则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但在“天人合一”这点上儒、道二家是相通的，只是天人关系的内容有所不同，各有其片面性，都还不是全面、系统的世界观[23]。对于这种观点(即认为先秦儒家尚未形成“天人合一”世界观的观点)我们难以苟同。事实上，著名国学家张岱年先生在其“中国文化概论”一书中，已对此有精辟的论述。由于这个问题目前学术界尚有争议，我们暂且把它放在一边，留待第四章第4.3节分析孔子教育思想与“天人合一”的关系时再作详细论证。这里我们仅就中庸思想方法论先进行介绍。
孔子从哲学高度提出的“中庸”思想方法论，原本是为了调节人际关系的目的，但是实际上它不仅对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有实际价值，而且对于和谐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关于“中庸”思想孔子是很重视的，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甚至矣乎”(《论语· 雍也》)，把中庸提到很高的地位(“甚至矣乎”)。这是因为，中庸不仅是一种德行而且反映了孔子对世界万物本质规律的认识。正如钱逊先生所指出的[23]，孔子的中庸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中”，二是“和”。许多人把中庸的“中”误解为调和与折中，这并非孔子原意。孔子说：“惟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论语· 里仁》)，表明孔子并不是无原则的爱，不是谁也不得罪只知调和折中的老好先生。中庸的“中”是指“适度”，即“无过无不及”。 《论语· 先进》中有子贡与孔子的这样一段对话：
“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
孔子认为，“过”与“不及”是一样的，因为都不“适度”。在《论语· 尧曰》中，孔子引尧舜的话“允执其中”，也是这个意思[23]。
中庸的另一方面含义是“和”，“礼之用，和为贵”(《论语· 学而》)。“和”不是指一个事物与另一个事物相同，而是指不同事物之间相互补充、相互调节，从而达到总体上的和谐，这是中庸思想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关于“和”与“同”的区别在(《国语· 郑语》)中有这样的论述：
“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稗同，尽乃弃矣。”
以烹调为例，如果各种佐料、水分、火候都适度就可做出美味的汤来，这是“和”；如果只是水加水，结果还是水，作不成汤，这是“同”。这就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烹调是如此，其他一切事物也无不如此。这种通过相互补充、相互调节来达到总体和谐，实际上是自然界各种事物存在与发展的规律。这是中庸另一方面的含义。
“中”与“和”又是相辅相成，彼此相关的：“事物要达到和谐，他的各个部分、各个要素之间就应保持一种确定的关系，这种关系规定了每一部分、每一要素所应有的‘度’。烹调时油、盐、酱、醋等等的用量┅┅要求有一定的比例关系，决定着各种用料的‘度’┅┅不同意见之间的和，也不是简单的折中、调和，而是通过不同意见的相互补充达到正确和完善。所以‘中’就是‘和’的要求。事物的各个部分都能适度，达到‘中’的状态，事物总体才能和谐。”[23]
对中庸的追求(即对适度与和谐的追求)是孔子哲学思想的重要方面。事实上，这正是孔子提出“仁”学的哲学基础。仁的最终目标就是要达到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以及人与自身之间关系的和谐。以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关系为例，孔子所提倡的“礼”，即各种道德规范(如孝、悌、忠、信等)就是要为各种人在不同社会关系中的言行规定其合适的“度”，从而使全社会秩序井然，彼此和睦相处。显然，以中庸之道来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必须注意适度的问题，即对自然资源的开采与利用不能肆无忌惮，无限榨取，而应取之适度以保持自然界正常的生态循环，否则，将会破坏人类与自然关系的和谐，为人类带来灾难性后果。
§3.4 正确处理人与自身的关系--道德修养理论
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必须相应改造主观世界，即处理好人类自身的内在矛盾，才能使个体的思想行为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适应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需要。这就不仅要求进行社会教化，即通过教师传道来使人们接受“仁”的思想和“礼”的约束；而且也要求每个人进行自我修养，使“仁”逐渐成为每个人的潜在意识，使“礼”成为每个人的自觉行为。这样，才能使人人都成为追求完美人格的君子，达到大同世界的要求。为此，以孔孟为代表的先秦儒家根据“为仁由已”的思想精心设计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自我修养理论与方法，以便每个人随时了解和克制自己内心的思想与情绪，实现人格的自我完善。这种自我实施的道德修养理论与方法由以下六个环节组成：
1. 自省
是指通过自我反省随时了解、认识自己的思想、意识、情绪与态度[24]。孔子教导弟子说，能否坚持这样做是区别君子与小人的主要标志：“君子求诸已，小人求诸人”(《论语· 卫灵公》)，又说：“吾未见能见其过而内自讼者也”(《论语· 公冶长》)。“内自讼”即内心自责，自我反省。孟子进一步发扬孔子的“求诸已”思想，提出：“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已。”(《孟子· 离娄上》)[28]。意思是说，我爱别人而别人不亲近我，应反问自己的仁爱之心够不够；我管理别人而未能管理好，应反问自己的知识能力够不够；我礼貌地对待人而得不到回应，要反问自己态度够不够恭敬；任何行为得不到预期效果，都应反躬自问，好好检查自己。
孔门大弟子曾参关于自省有一段著名的论述：“吾一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 学而》)。曾参每日三省是从另外三个方面去检查自己的思想和言行；一是反省谋事情况，即对自己所承担的工作是否忠于职守；二是反省自己与朋友交往是否信守诺言；三是反省自己是否知行一致，即是否把学到的内容身体力行。总之，通过自省是要从思想意识、情感态度、言论行动等各个方面去深刻认识自己、剖析自己。
2. 克己
是指自我克制、自我约束能力的培养。关于“克己”孔子有一句名言：“克己复礼为仁”。意思是说，每个人都应克制自己不正当的欲望、冲动情绪和不正确的言行，自觉遵守社会道德规范(即“礼”的规定)。作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无言、非礼勿动”，使自己的视、听、言、行，一举一动都符合礼的规定，即符合社会道德规范的要求。孔子一贯主张以礼驭情，以礼约束自己言行，多次批评感情用事，不能克制冲动的卤莽行为。他对学生说：“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亲，非惑与？”(《论语· 颜渊》)指出不能克制一时冲动往往会干出伤害自己和亲人的蠢事，这是很不明智的。他还说：“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论语· 阳货》)意思是说，只好武勇，不爱学习就不能以礼驭情，容易感情用事，难免闯祸。在自我修养的六个环节中，孔子对“克己”看得比较重，认为只要每个人都能够按礼的要求来克制、约束自己，就可以使人人成为君子，全社会也就可以弘扬仁道，实现理想的大同世界。所以孔子说：“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 颜渊》)
3. 忠恕
忠恕要求根据自己内心的体验来推测别人的思想感受，达到推己及人的目的。这是儒家道德修养中用于处理人际关系的重要原则。“恕”是由孔子最早提出的，并为恕下过这样的定义：“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与人”(《论语· 卫灵公》)。这是孔子在回答子贡的一个提问时说的。子贡的问题是：“有一言可以终身行之者乎？”(有没有可以终身奉行的一句话？)孔子在《论语· 雍也》篇中还说过：“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这里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和“己所不欲，勿施与人。”有相似的含义，但是后一句话较为消极些，而前一句显得主动、积极。
关于“忠”，则和曾子说过的“为人谋而不忠乎”有关。这里的“忠”是指尽己之力为人谋事，忠于职守。据此，宋代朱熹在四书集注中提出[18]：“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后世儒家对忠恕的解释不尽相同，但都有推己及人，即将心比心，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之意。以后“忠恕”二字逐渐被连在一起作为一个特定的概念使用，不再分开。上述两句话：“己所不欲，勿施与人”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则作为“忠恕”一词的具体内涵或解释。两千多年来，“忠恕”一直是儒家道德修养的重要内容，并且至今对于人际关系的正确处理仍有实际的指导意义。
4. 慎独
慎独是儒家对个人内心深处比较隐蔽的意识、情绪进行管理和自律的一种修养方式。它是孔门后学在“自省”和“克己”基础上，为使自我修养达到更高境界而提出的一种修养方式[24]。它最早出现于《中庸》：“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意思是说，对于“幽暗之中，细微之事，迹虽未形而几则动，人虽不知而己独知，遏人欲于将萌，而不使其滋长于隐微之中，谨言慎行，追求道德规范”[15]。换句话说，慎独就是在个人独处，没有别人看见的场合也要严格要求自己，警惕内心深处尚处于萌芽状态、尚未引起旁人注意的错误意识、不正当的私欲或不正常的情绪，并自觉地用礼(社会道德规范)加以约束，使之回复到正常状态，作到防微杜渐，防患与未然。可见，这是一种比“克己”的自觉性要求更高的道德修养方式。
5. 中庸
中庸既是儒家对事物发展规律的一种认识，也是维持人际关系和谐的一种态度，所以它既属于哲学范畴又属于道德范畴。在道德的自我修养中，儒家历来把能否把握中庸之道作为衡量一个人道德水准高低和选贤任能的一条重要标准。因为能把握中庸之道就意味着他能恰到好处地掌握各种事物的分寸(即“度”)，既不过也无不及；在处理人际关系方面，这种“度”的掌握尤为困难和复杂，稍有不慎就会伤害他人感情或挫伤下级的积极性。中庸之道的修养实在是维系人际关系和谐的一门重要学问，也是作为领导干部的一项基本功。这里应特别强调的是，中庸的本质是适度与和谐而绝对不要把它理解为调和与折中(那是一种误解甚至歪曲)，我们应当为中庸正名。
6. 力行
孔孟所主张的自我修养，并非象文化大革命所批判的那样是脱离群众、脱离实践的“闭门思过”。相反，孔孟这套道德修养理论在强调“自省”、“克己”和“慎独”的同时，还非常强调“忠恕”和“中庸”。如上所述，忠恕的出发点是将心比心，推己及人，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中庸则是要和谐人际关系，这两方面的修养都不能脱离周围的人群，不能脱离社会。除此以外，孔孟还非常强调身体力行，躬行践履，强调通过实践在严酷的环境中去锻炼成长，去完善自己的人格。《论语》开宗明义第一句话就是：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悦)乎？”“时习”就是经常练习、经常实践的意思。孔子一贯重“行”，在言与行的关系上，他明确主张要“听其言而观其行”。他告诫学生，衡量人的品德不能只听其言论，而应看其实际行动。他认为学习的目的在于“行道”：“君子学以致远”(《论语· 子张》)，“行义以达其道”(《论语· 季氏》)。只有“行”才能使“道”变为现实。孔子所说的“道”就是他的仁学或称仁道(即通过向全社会传播仁爱思想来实现人人相互敬爱的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为了做到躬行践履，孔子要求学生要做到言行一致，“言必信，行必果”(《论语· 子路》)，要以“言过其实”及“躬之不逮”为耻。在孔子的严格教诲下，孔门终于形成崇尚力行的风气[24]。孟子继承和发扬孔子的“力行”思想，进一步指出：“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这就是说，要想担当大任开创伟大的事业，对于道德的修养不仅要身体力行，还要能自觉地接受各种严酷环境的磨练和艰难挫折的考验。这样才可获得卓越的才能，形成完善的人格，达到崇高的道德境界。孟子的这一光辉思想具有巨大的教育意义，它不仅成为儒家学者自我修养的座右铭，而且已成为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力量。千百年来，多少中华民族的志士仁人在这一精神鼓舞下，不屈不挠，艰苦磨练，终于成就了无数惊天动地、可歌可泣的不朽事业[24]。孔孟所提倡的坚持力行的道德修养方法(即其实践性)是孔孟道德修养理论的最鲜明特色之一；这种道德修养理论的另外一个鲜明特色，就是上面所述的以“忠恕”和“中庸”为标志的“群体性”或“社会性”。正是这两点使孔孟的道德修养理论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精神，也是它区别于西方一切资产阶级道德修养理论的根本标志。
§3.5 先秦儒家学说的核心内容
由以上论述可见，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说应由三大部分组成：关于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学说，关于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学说和关于处理人与自身关系的学说。其中第一部分(处理人与人关系)是儒家学说最重要的内容。这一部分除了上面介绍过的儒家教育思想理论以外，还涉及儒家的政治学、社会学、文化艺术学等领域。例如《论语》中多处谈到“为政以德”，“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 (《论语· 为证》)，要正确处理君臣关系和各种人际关系，以及关于“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论语· 颜渊》)和“百姓足，君孰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论语· 颜渊》)即富国先要富民，民以食为天等思想均包含丰富的政治学和社会学的内容；孔子关于《诗经》、《韶乐》的许多论述则属于我国传统文化艺术理论中的精华部分。所以应当说这一部分的儒家学说涉及的领域是多方面的、丰富多采的。但是若就其理论的完整性和孔孟等儒家创始人毕生所从事的主要活动及其主要成就来看，恐怕这一部分的最核心内容还是教育思想、教育理论。第三部分(处理人与自身的关系)是儒家关于道德的自我修养学说，实际上一般学者往往把这一部分看成“道德教育”的补充，并把它也纳入儒家的教育思想体系[24]。至于第二部分的中庸之道，本是儒家从哲学高度提出的思想方法论，既可应用于自然也可应用于社会。但是由于先秦儒家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研究不多(汉代以后的儒家对于这方面就更不重视)，所以，本来属于哲学范畴的中庸之道，在先秦儒家中实际上被主要用来提高人们的道德修养，以便更好地协调人际关系，即把中庸之道仅仅作为道德范畴来运用，因而也被纳入儒家的教育思想体系[24][23]。换句话说，儒家学说的三大部分都可将其全部或其主要部分纳入教育领域。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学术界普遍认为，先秦儒家学说的核心是关于教育的思想、教育的理论。
§3.6 孔子教育思想的主要特征
通过以上分析，不难发现以孔孟为代表的先秦儒家教育思想(下面简称孔子教育思想)具有以下几个鲜明特征：
⒈ 教育内容包括礼、乐、射、御、书、数六艺，如前面所述，这相当于德、智、体、美四个方面并以德育为基础。德育又以塑造和完善学生的人格，也就是教会学生如何做人作为自己的根本目标和根本任务。“学会做人”既是孔子德育的出发点与归宿，也是整个孔子教育思想体系的出发点与归宿。
⒉ 在教学中既重视教师的传道作用，也非常重视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心理状态和学习主动性的发挥。
⒊ 最早提出教学过程阶段论，把教学过程明确划分为学、思、习、行等四个阶段；使知识的学习过程与知识的外化过程形成一个整体；使学思结合观点、知行统一观点被纳入实际教学过程。
⒋ 有一套科学的关于道德修养的理论与方法。这种理论与方法不仅要求通过“自省”、“克己”、“慎独”和“力行”来实现人格的自我完善，而且强调通过“忠恕”和“中庸”之道更好地了解别人情绪、更多地关心他人以促进人际关系的和谐，因此个性的发展不仅与他人利益、群体利益不相冲突，而且还能促进群体的发展。并且也只有在群体发展过程中才能求得个性的最充分发展。这种个性发展观点与西方极端利己、完全不顾他人、追求个性极端自由的个性发展观简直有天壤之别。 ⒌ 能初步体现“终身教育”的思想。
⒍ 整个教育思想体系的哲学基础，除了包含朴素的唯物辩证法以外(如“子不语怪、力、乱、神”，“敬鬼神而远之”，“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叩其两端”以及“有教无类”等孔子的许多思想均含有朴素的甚至较丰富的唯物辨证法)，儒家还创立了“中庸”之道，作为观察客观事物发展规律、处理人际关系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方法论。
⒎ 在孟子的“性善论”中包含有体现整体直观思维方式的“天人合一”哲学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