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首先对道学诸儒郑重提出的《中庸》乃孔子传于曾参、曾参传于子思的说法（1）予以驳难，指出：
孔子尝言“中庸之德民鲜能”，而子思作《中庸》；若以《中庸》为孔子遗言，是颜（回）、闵（子骞）犹无是告，而独閟其家，非是。若子思所自作，则高者极高、深者极深，宜非上世所传也。然则言孔子传曾子、曾子传子思，必有谬误。（2）
他细考《论语》，发现“中庸”仅有一见，显然在先秦孔门并不占重要地位。况且，如《中庸》所述确系孔子遗言，为什么颜回、闵子骞等主要弟子未闻师教，而“独閟其家”呢？这是不能成立的。所以，既谓《中庸》为“子思所自作”，则不可谓其“上世所传”。并且，所谓“子思所自作”亦颇成问题：“汉人虽称《中庸》子思所著，今以其书考之，疑不专出子思也。”（3）叶适对于曾参独受孔子亲传之道而又传之于人的说法很不以为然，说：
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所传皆一道，孔子以教其徒，而所受各不同。以为虽不同而皆受之于孔子则可，以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所以一者，而曾子独受而传之人，大不可也。（4）
在他看来，孔子之时，“礼”已崩坏不行，“道”分散而不可复，“惟义数之在书者尚可传，义理之在人心者犹不泯，故颜（回）、曾（参）欲求之于心，子贡（端木赐）、游（言偃）、夏（卜商）之徒欲求之于书，孔子皆指其偏失处，至明至切。然终以分散而不可复合者，礼已坏而不行，行之又无所因故也。”（5）既然如此，那末，被道学诸儒吹嘘为独得孔圣真传的曾参——子思——孟子相承之学，其实不仅与孔子本人思想不相符合，而且正背离了由尧而至孔一脉相传之“道”：“按后民言道统相承，自孔氏门人至孟、荀而止。孔氏未尝以辞明道，内之所安则为仁、外之所明则为学，至于内外不得而异称者，于道其庶几矣。子思之流始以辞明道，辞之所之，道亦之焉，非其辞也，则道不可以明。孟子不止于辞而辨胜矣。……学者苟知辞、辞之未足以尽道，而能推见孔氏之学以上接圣贤之统，散可复完，薄可复淳矣。不然，循而下之，无所终极，断港绝潢，争于波靡，于道何有哉！”（6）
叶适对《中庸》诸多概念均作出与道学诸儒迥然有异的诠释。如《中庸》开篇即曰：“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朱熹《四书集注·中庸章句》释之云：“命，犹令也。性即离也。”“率，循也。道，犹路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是则所谓道也。修，品节之也。性、道虽同，而气禀或异，故不能无可不及之差，圣人因人物之所当行者而品节之，以为法于天下，则谓之教，若礼、乐、刑、政之属是也。”而叶适则认为，（一）“万物与人生于天地之间，同谓之命”，只是“人之所受者衷（中、正之意），而非止于命也”，故而唯有人才能认识事物之“当然”。（二）对于“性”，只“可以言若有恒性，而不可以言率性”，却不能认识事物之“当然”，而又主观地认为“所谓当然者率之，又加道焉，则道离于性而非率也。”（三）对于“道”，只“可以言绥（安定），而不可以言修”，因为若民有“恒性”而君能“绥之”，就不应再有所增损加减，而“修则有所损益而道非其实，道非其实，则教才强民以从己矣。”（五）“率性之谓道”是逆而非顺：“古人言道，顺而下之，‘率性之谓道’是逆而上之也。夫性与道合可也；率性而谓之道，则以道合性，将各徇乎人之所安，而大公至正之路不得而共由矣。”（六）“道也者不可须臾离，可离非道”之说自相矛盾：“夫自户而出，则非其户而不出者矣。今曰‘不可须臾离’，则是无往而非户也；无往面非户，则‘不可须臾离’者有时而离之矣。将以明道而反蔽之，必自此言始。”（7）
道学诸儒推尊《大学》，称之为“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但叶适认为其虽名为“大学”，而实则应为“小学”。他说：
所谓大学者，以其学而大成，异于小学，处可以修身、齐家、出可以治国、平天下也。然其书开载笺解，彼此不相顾而贯穿通彻之义终以不明。学者（指程、朱）又逐逐焉章分句析，随文为说，名为习大学，而实未离于小学，此其可惜者也。（8）
叶适尤对《大学》“格物致知”程朱说提出批评。他总论《大学》时曰：“意可形也，必可存也；在意为诚，在心为正。夫然后修其身、齐其家，以至于天下，而是书既言之矣。致知格物在心、意之先，为大学之要，而是书不言焉。”（9）更对程朱“格物穷理”说批评道：
程氏言：“格物者，穷理也。”按此篇，心未正当正，意未诚当成，知未至当致，而君臣父子之道各有所止，是亦入德之门尔，未至于能穷理也。若穷尽物理，矩镬不逾，天下国家之道已自无复遗蕴，安得意未诚、心未正、知未至者而先能之？《诗》曰：“民之靡盈，谁夙知而莫成！”疑程氏之言亦非也。若以为未能穷理而求穷理，则未正之心、未诚之意、未至之知，安能求之？又非也。然所以若是者，正谓为《大学》之书者自不能明，故疑误后学尔。以此知趋诣简捷之地未能求而徒易惑也。（10）
这里明确提出程、朱以“格物”为“穷理”是错误的，因为“格物”只能达到致知，而不能达到穷理，不经过致知、正心、诚意等阶段是不能达到的；越过必经阶段而把“格物”说成是“穷理”，就会把认识引向神秘主义的道路。程颐就是这样“疑误后学”的，当其把“格物”说成是“穷理”后就立即宣称这是他所发现的《大学》指示给人们的一条“简捷”途径。朱熹发展此一路，说：“至于用力之久，而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体体大用无不明矣。”（11）叶适对此斥曰：“然仁必有方，道必有等，未有一造而尽获也。一造而尽获，庄、佛氏之妄也。”（12）所谓“一造尽获”就是朱熹所谓“一旦豁然贯通”，这实质上是庄、佛的顿悟说。叶适洞悉到在这方面，道学阵营中的理学和心学是相通的，尽管各自表述不同，却殊途同归，故其指出：“今世之学，以心起之，推而至于穷事物之事与，反而至于复性命之际”；“今之为道者，各出内以治外也，然而于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夫妇，常患其不合也。守其心以自信，或不合惑，则道何以成？”（13）这就将理学和心学合在一起加以指责，从而划清了与道学的界限，并更凸显出叶氏儒学思想的批判精神。
[注释]
（1）二程断言《中庸》传自孔子，谓：“《中庸》之书，决是传圣人之学不杂，子思恐传授渐失，故著此一书。”（《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五）“《中庸》之书，是孔门传授，成于子思。”（同上）这显然是在通过《中庸》的授受来强调孔门存在着一个孔子——曾参——子思的统绪。
（2）《习学记言序目》卷四十九。
（3）上书卷八。
（4）上书卷十三。
（5）上书卷八。
（6）上书卷四十四。
（7）上书卷八。
（8）同上。
（9）《水心别集》卷七。
（10）《习学记言序目》卷八。
（11）《四书集注·大学章句》。
（12）《水心别集》卷十七。
（13）上书卷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