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朝阳十六国时期慕容鲜卑三燕古都龙城出土的文物。 资料图片
自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西方近代体质人类学进入中国后，中国的体质人类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经过多年的成长和发展，已建立起一整套系统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及手段，并日益在各相关领域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以考古学为例，体质人类学可以从“骨”和“人”关系的四个层面为考古学研究提供帮助。
“透骨见人”
所谓“透骨见人”，就是指看到人体骨骼就能够了解到其性别、年龄、形象样貌、体质特征、种族属性甚至食谱、职业等等一系列其生前的信息，这些信息往往是体质人类学工作者结合各种方法手段从人体骨骼上直接得到的，故称“透骨见人”，我们也形象地称之为“见死如见生”。
可以说，“透骨见人”是体质人类学对于考古学最根本、最传统的帮助方式。这些信息不但能够帮助考古工作者了解某一时代某一地域的古人类种群特征、形象样貌、生活习惯等，还能够帮助研究当时的职业分工、阶级形态等等。例如，2000年发掘的北京老山汉墓，通过对墓主人的体质人类学研究，得出了一系列表明老山汉墓墓主人体质特征的信息：墓主人为30岁左右的女性亚洲蒙古人种。在综合运用考古学、民族学、历史学以及体质人类学研究获得的数据及形态特征的基础上，我们完成了墓主人的人像复原，这一结果形象直观地向人们展示了西汉王室贵族的体貌及体质特征。这就是一个“透骨见人”的典型范例。但是，这只是最初级的研究层面，比之更高一层的研究层面应该是“透人见骨”。
“透人见骨”
所谓“透人见骨”，就是指看到活生生的人就能知道其人骨形态、骨骼特点，在体质人类学工作者眼中，每一个身边的人都可以被“透视”为去掉血肉的人骨。我们又称之为“见生如见死”。
这项能力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不同地域现生人群的种族特性、人体形态特点，进而和“透骨见人”结合在一起，将古人骨与现代人类进行对比分析，这就可以帮助我们获知古人到今人的进化特点、种系变化方向、人类的融合与迁徙等等，而这些往往就是体质人类学工作者和考古工作者研究的重点与起点。例如现在东南亚一带的居民，如印度尼西亚人，以及大洋洲的现代土著等具有身材比较矮小、长颅、低面、阔鼻、突颌等特点。这类人群如果向前追溯，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的浙江余姚河姆渡、福建闽侯昙石山等地。故而，这种类型的居民在先秦时期可能是以我国南方沿海地区即浙、闽、粤、桂一带为主要分布区。涉及到该古代类型与现代华南地区居民之间的关系问题，著名体质人类学家朱泓先生推测：“由于中国历史上北方地区战乱频繁，大量的北民南迁乃至侨置郡县，致使南方地区的人口结构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一方面，北民南迁的压力迫使一部分‘古华南类型’土著不断向更南方向的东南亚一带以及太平洋诸岛屿迁徙，因而对这些地方现代人种的形成产生了影响；另一方面，南迁的北民与当地土著‘古华南类型’居民在长时间的共存、同化、融合的基础上形成了今天的华南汉族和其他众多少数民族。”这一推测能否得到验证，就有赖于考古学工作者的努力了。而有了这一方向进行指引，就可以避免在考古学研究中走错路和冤枉路。这一层次已经是体质人类学研究的更高层面，但是还远远不够，还需要做到更高一层的“透骨见骨”。
“透骨见骨”
所谓“透骨见骨”，就是指看到人体骨骼资料就能知道哪些不同时代和不同地域的人体骨骼资料和其相近或相关，在体质人类学工作者眼中，每一具人骨资料之间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的密切，有的疏离，有的血肉相连，有的形似陌路。
对于传统的体质人类学研究来说，这一层次往往就是研究的最高层面，首先我们“透骨见人”，然后再“透人见骨”，由此达到“透骨见骨”的目的。体质人类学工作者可以将不同遗址的古代居民加以比较分析，研究分类，得到各人群的疏离程度和亲缘关系。例如，目前已发表的鲜卑族人类学资料共计七批，分别出土于内蒙古呼伦贝尔市的完工墓地和扎赉诺尔墓地，赤峰市巴林左旗的南杨家营子遗址，乌兰察布市的三道湾、七狼山、东大井墓地以及辽宁省朝阳市的十二台营子等地的墓葬。其中前六处墓葬均被认为属于拓跋鲜卑的遗存，而朝阳的鲜卑族资料则被认为应属东部鲜卑中的慕容部。
所以人们往往认为体质人类学研究是这样的一种模式——对于某批古代遗址出土的人骨材料进行研究，再将其与其他古代遗址出土的人骨材料比对分析，最后得到一个亲疏远近等等的结论。但是，这种研究并不能回答这样的疑问：同一文化下为什么会有不同的人群，同样的人群为什么又会创造不同的文化，同一地域为什么会有不同人群创造的同一文化，文化的传承是否意味着族群的延续，族群消亡而文化一定会被毁灭吗……这就需要我们进入到一个更高的层面来研究问题——“透人见人”。
“透人见人”
所谓“透人见人”，其实是指两层意思：一是我们在“透骨见骨”之后形成一个循环，看到古代人骨就能在脑海中勾画出一条到今人的路途，看到今人也能猜想到其远祖的大致状态，看到身旁的人就能联想到万里之外的人群，总结出今人的关系、古人的亲缘，所谓今古相连、南北交织，成就纵横交错的人类发展谱系。二是与考古中的“透物见人”结合在一起，透人体之“人”见考古之“人”，还要透考古之“人”见人体之“人”，体质人类学应该与考古学的“透物见人”携手并行，从解释人群与人群入手，继而从人群到文化，再而从文化到文化，再从文化到人群，形成良性循环。这是体质人类学与考古学结合的最高层次。
这样看来，体质人类学的上述四个层面需要浑然一体，相辅相成，才会对考古学发挥更有益的影响作用。为达到这一点，需要明确研究目的，以体质人类学的第四个层面“透人见人”为最高研究目标，高屋建瓴地进行科学研究；更要完善研究方法，不断吸收和借鉴诸如分子考古学、生物考古学、环境考古学等学科的经验和成果。惟其如此，才能够使人类学与考古学互助双赢，更快地发展壮大。（作者单位：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光明日报》（2011年08月23日1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