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仰韶文化的发现，结束了“中国无石器时代”的历史，而它的发现者——瑞典地质学家、考古学家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1874—1960）也因此被称为“仰韶文化之父”。安特生对中国史前考古学的贡献，早已载入了中国考古学的史册。同时，在近代中瑞两国间的文化交流方面，安特生也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然而，由于他曾提出过“中国文化西来说”，这又使他在学界饱受争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陈星灿在考究了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史后，指出安特生在中国的身份，大致经历了从学者到“殖民主义者”、“帝国主义者的帮凶”，最后再回归到学者这样一个曲折过程。回首历史，安特生在中国的命运起伏，也让我们看到了中国考古学曲折的发展历程。
1914年，安特生以“中国北洋政府农商部矿政司顾问”的身份来到中国，主要负责调查北方煤矿的分布与储藏情况，并参与地质研究所的教学和地质陈列馆的筹建等工作。在勘矿过程中，他无意中发现黄河河岸的土层中蕴藏着大量的古生物化石。这一偶然发现不仅改变了安特生的后半生，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写了中国考古学的历史。兴奋之余，他向时任地质调查所所长的丁文江提出了中瑞合作大规模采集古生物化石的计划。1917年，此计划得到农商部批准后开始实施，并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1921年夏，安特生与奥地利学者师坦斯基等人在北京周口店发现了后来被称为“第一地点”的化石地点（即北京猿人洞穴）。这一发现为中国的考古学奠定了基础，而安特生在发现“北京人”遗址方面无疑起到了先导作用。同年10月，安特生又在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附近发现了史前文化遗址，不但确认了中国的第一支考古学文化，同时也标志性地完成了从地质学家向考古学家的转型。
安特生考察史前文化所取得的巨大成功，激发了他去中国大西北地区进行勘探和发掘活动的斗志。在充分准备后，他于1923年春率队前往大西北，经过18个月的艰苦跋涉，他们的足迹遍布陕西、甘肃、内蒙古和西藏等地，发现并系统发掘了约50个文化遗迹，其中包括齐家坪、朱家寨、半山等遗址，并获得了大量的古代文物，考察队一直到1924年10月才在他的带领下踏上归程。可以说，正是安特生在中国的一系列考古活动，揭开了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序幕。
1925年7月，安特生与农商部所签的合约到期，根据合约，他将所有发掘到的古文物带回瑞典进行研究、检测。后来，在瑞典政府的支持下，安特生以这批文物为基础，创建了远东文物博物馆并担任馆长。其后，安特生怀着对中国文化的深厚感情，又先后两次重返中国进行考察、访问，并严格按照当初的约定，分七次将国宝归还给中国。
安特生因考古而与中国结缘，他在中国生活了长达11年之久，对中国历史和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他亲切地称中国为“第二祖国”。回到瑞典后，他仍积极从事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工作，直至逝世，他都保持着对中国的高度关注。由于发掘上的局限性，在中国文化的来源、中国史前文化年代和分期上，安特生早期存在着一些认知性的错误，但不容否认的是，随着更多史前文化遗址的出土，安特生对中国史前史的认识也在不断调整。
自20世纪20年代安特生提出“中国文化西来说”后，学界开始了对他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批评。上世纪中叶以前，学界对安特生及他的发现都给予了充分肯定，即便是批评，也主要是集中在技术层面上。然而，到了20世纪50年代，学界对他的态度急转直下。他不再是对中国考古有重大贡献的“仰韶文化之父”，而是变成了“殖民主义考古学家”，甚至被称为“帝国主义分子安特生”。
“文革”结束后，安特生“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帮凶”的身份得到了平反，对安特生的评价掀开了新的一页，其标志性的转折是1985年11月河南渑池“纪念仰韶文化发现65周年学术研讨会”的召开。在会上，考古学家严文明对安特生的学术贡献给予高度评价。他指出：“20世纪20年代安特生在中国进行的考古工作，对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的建立和近代田野考古学的发展，都是有开创之功的。这段历史不应被抹杀，也不应作别的解释。”此后，学界对安特生的研究态度渐趋向于客观，力求还原安特生一个真实的、有着高尚人格的学者形象。
2001年11月，“仰韶文化发现80周年纪念会”在河南渑池召开，中国社会科学院、河南省政府、瑞典驻华使馆及众多专家学者，在热烈友好的气氛下缅怀安特生及其仰韶文化的伟大发现。这实际上也等于宣布，安特生的学术贡献已得到中国学界乃至官方的正式认可。几年后，甘肃天水市成立了安特生博士纪念馆。目前，学界对安特生的研究内容非常广泛，涉及他对地质学、考古学、汉学、中外交流等诸多方面的贡献。
从学界对安特生称呼的变化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在中国的命运起伏，这也使我们在探寻历史真相的同时，不禁感叹历史的无情。作为一名外聘专家，安特生也许不会想到，近一个世纪以来，他个人的“沉浮”竟然会成为中国近代考古学发展的缩影。当然，安特生最终完成了“学者的回归”，也是中国学术进步、发展、繁荣的真实写照。
爱因斯坦曾说过，只有在人类社会达到足够的开放水平、个人能够自由发展自己能力的时候，人类社会才能取得有价值的成就。历史留给我们太多的启示，只有在一个民主、和谐的社会里，鼓励人们进行独立思考和实践，提倡各种理论的自由讨论，才能激发创新的勇气和创造的活力，才可能出现一个真正的科学文化的大繁荣局面。今天，我们身处改革开放的社会环境中，更应放宽眼界，放眼未来，使学术文化建设更加符合历史进步的逻辑和时代的要求，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安特生们”再次陷入悲剧性的“沉浮”。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第21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