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简是在2008年夏天入藏的，其整理报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第一辑于2010年底出版，第二辑目前尚在编写中。这两辑报告共收简10篇，而整批简初步估计有60多篇，因此现在想准确评说这批简对古代学术史研究有怎样的价值，实在是为时尚早。但即使只就这头两辑来说，已经可以看到清华简在这方面的重要性，这里试谈几个问题。
首先是《尚书》的传流问题。大家知道，汉初伏生传《尚书》28篇，为今文《尚书》，后来景帝末曲阜孔壁发现《尚书》，增多16篇，为古文《尚书》，其后又有杜林得于西州的“漆书”古文。古文《尚书》久已散佚，东晋以后流传的《孔传》本宋代以来屡经学者质疑，也一直有论作为之翻案。清华简中有《尚书》一类书籍20余篇，有的是今文《尚书》有的，如《金縢》，有的是见于孔壁古文或百篇《书序》的，如《尹诰》（即《咸有一德》）、《说命》，还有一些是今古文都没有的。以清华简《尹诰》与《孔传》本《咸有一德》比较，很容易看出后者是晚出的依托之作，种种辩解都是徒劳的。
清华简还有几篇，如《皇门》、《祭公》，汉代以来收录于《逸周书》，而在竹简中居于与《尹诰》、《金縢》等同样的地位。这证明在汉代还曾有不少这一类文献传流，只是由于不见于百篇《书序》或类似原因，被屏于《尚书》之外，现今我们对之就应该刮目相看了。不管是《皇门》还是《祭公》，其所体现的思想特点都和《尚书》中的《周书》各篇一致，足以证明后来的儒学确实是继承和发展了西周占统治地位的观念传统。
传统的看法是，孔子删《书》，选定百篇，篇名见于《书序》，清华简虽有《尚书》，却不能证实这一点。特别是简里虽然有《金縢》篇文，原来用的篇题乃是“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并不像《书序》那样标为“金縢”。这至少表明，把篇文抄写到简上的人没有见过《书序》。
其次是《左传》的可信性问题。《左传》一书，传为西汉张苍所献，出现之后即在学者间引发争论。争论的焦点，本来是传文是否与《春秋》经文互为表里，到了近代，竟有著作怀疑《左传》记事的真实性，如日本津田左右吉的《左传的思想史研究》可为代表。清华简中固然没有《左传》，但有一种我们试题为“系年”的史书，在许多方面能够与《左传》彼此印证。
即将在《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第二辑中发表的《系年》，共有138支简，分为23章，叙事起自周初武王、成王，下至战国前期，其间属于春秋时期的章数最多，许多地方可与《左传》对照，相为补充，也证明《左传》所记真实，足资依据。值得注意的是，两者甚至一些人物的话语都是相似的，例如《系年》载，晋襄公死，其子灵公年幼，大臣想召请襄公之弟、当时在秦国的公子雍为君，“襄夫人闻之，乃抱灵公以号于廷，曰：‘死人何罪？生人何辜？舍其君之子弗立，而召人于外，而焉将置此子也？’”《左传》文公七年记此事，襄夫人说：“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适（嫡）嗣不立，而外求君，将焉置此？”与《系年》所记基本相同。
《系年》还有一点值得重视，就是在好多方面接近于古本《竹书纪年》。《纪年》是西晋之初在今河南汲县境内的一座战国魏墓中发现的竹简书籍，内容记夏商周史事，直到魏襄王二十年（前299），而《系年》作成于楚肃王时（前380—前370），彼此相去不远。《纪年》、《系年》若干记载一致，如西周晚年有共伯和执政，不同于《史记》周、召二公“共和”之说。
过去研究《纪年》的学者，大都以为《纪年》是类似《春秋》的编年体。晚出的所谓今本《竹书纪年》，就是这个样子。不过现在还能在传世载籍里找出的《纪年》佚文，有些是很难按编年体编排的，比如《史记·越世家》索隐所引关于越国史事的《纪年》原文就是如此。猜想《纪年》本来的体裁是和《系年》类似的，以史事为中心分为一章一章，有点像后世所谓“纪事本末”体。是否这样，需要深入研究，这在史学史上是一个很有意义的问题。
最后说一下楚国在学术史上的地位问题。迄今为止，以书籍为主要内容的随葬竹简，已经发现了好几批，最早的如信阳长台关简，后来的慈利石板村简、荆门郭店简、上海博物馆简，加上这里讨论的清华简，内涵之丰富，已经远远超过我们过去所能想象的。这些简都出于战国楚墓，当然是由于当地埋葬制度和地下条件特殊的原因，然而也充分说明了楚国的学术文化所达到的高度。以往历代学者，常视楚国为蛮夷之地，似乎没有多少文教可言，其实不过是一种偏见。重新考虑古代学术的地理分布，有关的材料条件已经逐步趋于成熟了。把现有的这几批简综合起来，结合传世文献研究的成果，写一部战国时期楚国学术史，一定别开生面。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01月09日第25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