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署名梁武帝撰的菩提达摩碑文，是中国佛教禅宗的重要文献。对其展开的研究，事关早期禅宗史和早期禅宗思想史，一向为佛教研究者所重视。近年来，日本学者小岛岱山和国内学者纪华传等，均就此展开研究并取得成果。
小岛岱山的文章曾在国内出版的《世界宗教研究》（2001年第1期）发表，标题为《菩提达摩石碑碑文并参考资料》，其主要贡献在于将分处于熊耳山、少林寺、二祖庙的三块菩提达摩碑的碑文及有关资料放在一起进行比较，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便利。遗憾在于对二祖庙达摩碑文的识读仍存个别错误；纪华传的论文载于《曹溪禅研究》（2003年第2期），标题为《菩提达摩碑文考释》，其主要贡献在于确定了碑文出现的下限（公元732年之前），肯定了碑文的文本价值，同时指出了熊耳山的菩提达摩碑不可能是原石原碑。遗憾在于，其思路仍不敢跳出胡适和陈垣设下的“圈套”，执著地认为碑文乃伪作，故其对碑文产生时间和作者的推定也只能是“姑妄言之”。
本文以对二祖庙菩提达摩碑的实地考察为基础，结合传世的佛教文献和当代学者的研究成果等，对二祖庙菩提达摩碑的碑文及碑阴文进行了复原，考定二祖庙达摩碑的重建时间为唐元和十三年（818年）五月，并就碑文的真伪等提出自己的意见。
二、二祖元符寺及达摩大师碑简况
二祖元符寺是中国禅宗二祖慧可大师舍利安奉处，距今已有近1400年的历史。二祖村，古名娄姑村，即佛教各典籍所载之芦村。后以祖师灵塔所在，遂改名为二祖村。二祖村历史上隶属于彰德府磁州，1945年以后划归成安县。河北省佛教协会秘书长 高士涛居士曾专门撰文介绍过元符寺概况：
“隋开皇十三年（593年）三月十六日，禅宗二祖慧可大师以一百零七岁高龄圆寂后即葬此处。唐贞观十六年（642年），钦命尉迟恭监工建寺。开元二十年（732年）于寺内建塔，安奉慧可大师舍利。天复二年（902年），钦赐寺名为‘广慈禅院’。宋元符三年（1100年）易名‘元符寺’。明永乐及清康熙年间屡有重修。……元符寺原有山门殿、二祖舍利塔、韦陀殿、大雄宝殿、藏经楼、禅堂、钟楼、鼓楼、背座殿等建筑。民国年间，元符寺已逐渐破败。1938年二祖舍利塔遭土匪焚烧，塔刹跌落。1969年，塔被彻底拆除。既而发现四壁有精彩绘画的地宫。而慧可大师舍利亦被同时发现。其舍利保存于地宫内舍利石函中。有铁链将舍利函于地宫中悬空吊起，石函中又有雕饰精美的银棺，银棺内安放着慧可大师舍利。石函前有长明灯两盏，其周围又有十八尊铸铜罗汉像。由于当时文物部门参与发掘，故二祖慧可大师舍利发现后即被文物部门收藏。”（《禅》2001年第2期）
达摩大师碑即位于今河北省邯郸市成安县东二祖村北的元符寺内，1935年被重新发现。该碑原淤于地面以下，碑首不知去向，碑体上部风化较重且有局部剥落，部分字迹已无法辨认。碑残高2.05米，宽1.02米，厚0.26米，碑阳、阴、左侧三面刻字。碑阳阴刻楷书（间有行书）正文26行，满行42字；落款2行。字体刚劲秀逸。碑阴阴刻楷书22行，满行33字。碑左阴刻楷书6行，现残存42字。
三、碑阴文复原及考释
《全唐文》卷998收录有李朝正于唐元和十三年（注：具体推定见下文）五月“重建禅门第一祖菩提达摩大师碑”时口述的碑阴文。结合实物，笔者将碑阴文点校复原如下（括号内为复原内容，其余为现场识读或《全唐文》所载）：
（大唐元和十三年）五月十二日，重建禅门第一祖菩提达摩大师碑，故叙碑阴文。
昭义军监军使、登仕郎、守内侍省奚官局令、上柱国、赐紫金鱼袋，李朝正述。
此碑文布传于天下久矣，未详其本立处。顷日得之，窃玩其文，乃知梁武帝深达玄旨。若非留心此宗，则罕测其涯际。或者云：“梁武帝崩后，菩提达摩犹行化人间。”盖或者自惑耳。考诸史籍，则梁大同二年岁在乙卯，至太清二年岁在戊辰，相去一十四年矣。武帝废于侯景。自大同单阏之岁，至我唐元和阉茂之岁，凡三百四十三年矣！朝正尝愿于熊耳吴坂再立此碑，属以戎事多故，遂乖本志。今乃就二祖可大师塔前建之，用表真宗之所由也。
菩提达摩自西域至中国，为禅宗第一祖。内传心印以为宗，谓意出文字外；外传袈裟以为信，信表师资。其袈裟授可大师。可授璨，璨授信，信授忍，忍授能。达摩遗言云：“我法至第六代后，传我法者命如悬丝。”故能受付嘱后犹隐遁人间，事在本传。祖师知当来学徒，必注意谓法在衣上，不知法本无为，得之者永超三界。了斯玄旨，是达真宗。所以诫绝传衣，令学徒得意者广通流布，化及无穷，拯溺俗于沉沙，擢迷途于苦海者矣。
曹溪能弟子南岳惠让，让弟子龚公山洪州道一，洪州弟子信州鹅湖山大义。大义贞元中内道场供奉大德，每敷演妙理，万法一如，得无所得，证无所证，开合不二，是非双泯。夫无像之像，像遍十方；无言之言，言充八极。可谓真证真得涅槃宗源乎？至十九年四月十九日，德宗皇帝乃度中贵王士则，命舍官，赐法名惠通，充弟子；又度官生童子惠真，充侍者。惠通由是亲承教旨，妙达真宗。
自祖师历六代后，名流大德、学徒得意者布行天下，敷演妙理，不可殚纪。朝正但据所禀本教来处叙之，将来幸辩由户不谬矣。今恐年代久远，故重刊石纪之。
（将仕）郎、内侍省掖庭局宫教博士员外置同正员，祁再光、第五义和。
在复原碑阴文的过程中，笔者注意到了以下问题：
1、李朝正重建达摩碑的时间为唐元和十三年（818年），而非小岛岱山发布的唐元和十二年。
证据来自碑阴文本身。在“考诸史籍，则梁大同二年岁在乙卯，至太清二年岁在戊辰，相去一十四年矣。武帝废于侯景，自大同单阏之岁，至我唐元和阉茂之岁，凡三百四十三年矣”这一段中，存在如下问题：一是“梁大同二年”岁在丙辰，而非“乙卯”，其与“太清二年”相去一十三年，亦非“一十四年”；二是“自大同单阏之岁，至我唐元和阉茂之岁”，相去只有二百八十三年，而非“三百四十三年”，误差正好一个甲子——六十年。笔者以为，上述问题的存在，恰恰证明二祖庙达摩碑是真正的唐碑。理由有三：一是古人计算年代没有今天方便，“掐指算来”，难免“前赶后错”；二是年代久远时，往往用相距几个甲子（一个甲子六十年）来推算，多算一个甲子固然令人扫兴，但似乎也在情理之中；三是如果此碑为后人处心积虑的伪造，伪造者难道会低能到允许出现这样明显的错误？总而言之，李朝正的这篇碑阴文应属急就章，而其身边帮忙数数的人恰好又有些糊涂，因此造就了这一公案。此外，“单阏之岁”为兔年，“阉茂之岁”为狗年，查《中国历史纪年表》，唐元和元年恰逢狗年（丙戌），下一个狗年只能是元和十三年（戊戌）。
2、“朝正尝愿于熊耳吴坂再立此碑，属以戎事多故，遂乖本志”一语，旁证了唐代熊耳山空相寺并不存在达摩碑。考虑到温玉成在《传为达摩葬地的熊耳山空相寺勘察记》一文（原载1994年11月13日《中国文物报》）中也认为：“《菩提达摩大师颂并序》，约作于明万历间。该碑显系利用宋金旧碑重刊。”
日本学者镰田茂雄认为熊耳山空相寺的达摩碑是“真正的原石原碑”的结论，应该是无法成立的。
3、二祖庙的达摩碑重建于唐代，少林寺的达摩碑重建于元代，空相寺的达摩碑重建于明代。在现存的三块达摩碑中，二祖庙达摩碑的年代最早，以常理论，其内容应该与原碑最为接近。
4、唐内侍省掖廷局宫教博士，掌教习宫人书算众艺，秩从九品下，文散官阶为将仕郎。以常识推测，祁再光与第五义和应为李朝正口述碑阴文的记录者和书写者。
5、据碑文落款，李朝正官衔中有“兴元元从（功臣）”一项，说明其曾于兴元元年（784年）跟随唐德宗出奔梁州，与朝中宦官有很深的渊源。故其叙述的“大义贞元（785—805年）中内道场供奉大德”一事必有根据，绝非空穴来风。
6、碑阴文所述之“慧能——惠让（怀让）——道一（马祖）——大义”的传承法系，说明李朝正信奉的是南宗（洪州宗）。因此，纪华传认为达摩碑为北宗门人所伪造的推论可不攻自破。
四、达摩碑文复原及考释
以现场识读为基础，参照小岛岱山公布的资料，笔者将二祖庙达摩碑文点校复原如下（括号内为复原内容，其余为现场识读）：
（禅门第一祖菩提达摩大师）碑并序
梁武帝撰
（我闻沧海之内有骊）龙珠，白毫色，天莫见、人不识，则我大师得之矣。大师讳达摩，云天竺人也，莫知其所居，未详其姓氏。大师以精灵为骨，阴阳为器，性则天假，智乃神与。含海岳之秀，抱凌云之气，类邬陁身子之聪辩；若（昙磨弗利之）博闻。总三藏于心河，蕴五乘于口海。为玉氎久灰，金言未普，誓传法化。天竺东来，杖锡于秦，说无（说法），（如）闇室之炀炬，若明月之开云，声震夷夏，道迈今古。群后闻名，钦若昊天。于是跃鳞惠海，振羽禅河，法梁（横天），（佛）日高照。示其育物也，注无雨雨，洒润身田；说无法法，证开明理。指一言以直说，即心是佛；绝万缘以（泯相），（身）离众生。实哉空哉，凡哉圣哉！心无也，刹那而登妙觉；心有也，旷劫而滞凡夫。有而不有，无而不无。智通（无碍），（神）行莫测。大之则无外，小之则无内。积之于无，成之于有。其教示乎，于时奔如云，学如雨，果而少，花而多。（其得意）者，惟可禅师矣。大师舒容而叹曰：“我心将毕，大教已行。一真之法，尽可有矣。”命之以执手，付之以传灯。（事行物）外，理在（斯矣）。（意之来也），（身之住）乎；意之行也，身之去乎。呜呼！大师可谓寿逾天地、化齐日月。使长流法（海），（洗幽）冥而不（竭）；（永注禅河），（涤烦笼而）无尽。岂唯积善不祐，皇天何辜！月闇禅庭，风迷觉路，法梁摧折，惠水潜（流）。（夜壑藏舟），（潮波汩起）。（何图不祐），（俄）然往矣。神色无异，颜貌如常。其时则地物变白，天色苍茫，野兽悲鸣，甘泉（顿竭）。（呜呼）！（无为将来），（有为将去），（道）寄兹（行），示现生灭，以大同二年十二月五日终于洛州禹门山，未测其报龄（也）。（遂茔葬于熊耳吴坂矣）。（于是门人悲）感，号（动天地），泣流遍体，伤割五情。如丧考焉，如丧妣焉。生途眼灭，伤如之何。（嗟乎）！（法身匪一），（示现无方），（骸葬）兹坟，形游西域。亦为来而不来、去而不去，非圣智者安得而知之乎？
朕以不德，（忝统大）业，上（亏阴阳之化），（下）阙黎庶之欢，夕惕勤勤，旰不暇食。万机之内，留心释门，虽无九年之储，以积群生（之福），（缅寻法意），（恒寄兹门）。（安而）作之，精矣妙矣。嗟乎！见之不见，逢之不逢，今之古之，悔之恨之。朕虽一介凡夫，（敢以师之于后）。（未获现生之得），冀有（当来之）因。不以刻石铭心，何表法之有也。亦恐天变地化，将大教之不闻，（式建鸿碑），（以示来见）。（乃作颂曰）：
（楞伽山顶）生宝月，（中）有金人披缕褐。
形同大地体如空，心如琉璃色如雪。
匪磨匪莹恒净明，（披云卷雾）心且（彻）。
（芬）陀利花用严身，随缘触物常欢悦。
不有不无非去来，多闻辩才无法说。
（实哉）空哉离生灭，大之小之众缘绝。
刹那而登妙觉心，跃鳞惠海超先哲。
理应法水永长流，（何）期暂涌还暂竭。
骊龙珠内落心灯，白毫惠刃当锋缺。
生徒忽焉惠眼闭，禅河驻流法梁折。
（无去）无来无是非，彼此形骸心碎裂。
住焉去焉皆归寂，寂内何曾存哽咽。
付之执手以传灯，（生）死去来如电掣。
有能志诚心不疑，劫火燃灯斯不灭。
一真之法尽可有，未悟迷途兹是谒。
（大唐元和十三年）五月十二日，昭义军监军使，兴元元从，登仕郎、守内侍省奚官局令员外置同正员、上柱国、赐紫金鱼袋，李朝正重建。
（中大夫、检校工部尚书兼潞州）大都督府长史、御史大夫、充昭义军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管内支度营田、泽潞磁邢洺等州观察处置等使、上柱国、赐紫金鱼袋，辛秘。
在复原碑文的过程中，笔者注意到了以下三个问题：
1、据光绪版《广平府志·卷三十五·金石略上》“达摩大师碑”：“末行有中大夫、检校工部尚书兼潞州大都督府长史、御史大夫、充昭义军等字”，可确定碑文的书丹者为时任昭义军节度使的辛秘，进一步确证该碑的建立时间为唐元和十三年五月。
据《旧唐书·卷一百五十七·辛秘传》：
“辛秘，陇西人。少嗜学。贞元年中，累登《五经》、《开元礼》科，选授华原尉，判入高等，调补长安尉。……元和初，拜湖州刺史。……九年，征拜谏议大夫，改常州刺史，选为河南尹。莅职修政，有可称者。十二年，拜检校工部尚书，代郗士美为潞州大都督府长史、御史大夫，充昭义军节度、泽潞磁洺邢等州观察使。是时以再讨王承宗，泽潞压境，凋费尤甚。朝议以兵革之后，思能完复者，遂以命秘。凡四岁，府库积钱七十万贯，餱粮器械称是。……久历重任，无丰财厚产，为时所称。元和十五年十二月卒，年六十四。”
又，《旧唐书·卷十五·宪宗纪》：“（元和十二年）八月戊午朔。庚申……以河南尹辛秘为潞府长史、昭义军节度使，代郗士美。”“（元和十三年）秋七月，己酉，诏诸道节度使先带度支营田使名者，并罢之。”
显然，由于辛秘元和十二年八月始任昭义军节度使，该碑不可能立于元和十二年五月；又由于元和十三年六月以后，节度使不再兼任“度支营田使”，而辛秘落款中恰恰有此兼职，只能证明这一落款是确定无疑的。因此，二祖庙达摩碑属于唐碑的真实性是不存在问题的。
2、与少林寺、空相寺的达摩碑文相校，在形容达摩大师的法力广大时，二祖庙达摩碑文与之最明显的区别有两处。一是二祖庙碑为“声震夷夏”，其余二碑皆为“声震华夏”；二是二祖庙碑为“群后闻名，钦若昊天”，其余二碑皆为“帝后闻名，钦若昊天”。很明显，使用“声震夷夏”、“群后闻名”之语，才符合梁武帝的帝王身份。须知，达摩为“番僧”，自然是“声震夷夏”；“群后”者，各路诸侯也。由此可知，探究达摩碑文，二祖庙碑要比其余两碑可靠得多。
3、由于少林寺和空相寺的达摩碑靠不住，而重建二祖庙达摩碑的李朝正又说“未详其本立处”，真正的原碑原石是否曾经存在，恐怕也很成问题。
五、关于达摩碑文是否为梁武帝所撰的讨论
胡适在《菩提达摩考》和《书菩提达摩考后》二文中，以唐道宣《续高僧传》和净觉的《楞伽师资记》未记达摩见梁武帝事为主要依据，断言一切有关达摩与梁武帝晤谈的记载，统统都是“谬说”和“伪造”，实为此一公案的始作俑者。由于胡适的弟子众多、影响很大，在很长的时期内，梁武帝从未见过菩提达摩几乎成了定论。其实，正如胡适的得意弟子顾颉刚怀疑“大禹是一条虫”一样，胡适本人对梁武帝与达摩关系的怀疑也是站不住脚的。
孙述圻曾在1984年第3期的《南京大学学报》上发表《菩提达摩与梁武帝——六朝佛教史上的一件疑案》一文，对胡适的论点和论据进行了系统批判，得出了菩提达摩初抵广州“来游中土”的时间正好在梁普通年间（520—527年）的结论。孙述圻的结论和历代禅宗门人对达摩来华时间的记述是一致的。笔者以为，无论如何，关于达摩来华的时间，禅宗门人是没有必要撒谎的。而只要达摩来华的时间是在梁普通年间，其首先经过的地方又吏属于南朝，极度崇佛的梁武帝就没有不见的道理。而一见之后，话不投机，菩提达摩遂飘然北渡，则非常符合情理。
胡适搞学问最著名的原则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我们不妨依样画葫芦地再来一遍，只不过我们搞的不是“有罪推定”，而是“无罪推定”。
我们的假设是：菩提达摩碑文就是梁武帝亲撰的。推定过程如下：
首先，我们认为，在达摩来华时间和来华路线上，其弟子们没有必要撒谎，因此，诸如宋道原著《景德传灯录》、明刊本《新锲全像达摩出身传灯传》等记载的达摩于梁普通八年（527年）或梁普通七年（526年）到达南海（今广州）是可以作为依据的。其次，达摩到达广州，地方官是应该知道的，而且地方官知道梁武帝崇佛。在这种情况下，不管是出于责任心还是想拍皇帝的马屁，及时报告并迎请是没有问题的。至于是不是果真在十天之内就到达了南京，我们倒没有必要较真儿。其三，南京是南朝（梁）的首都，即使广州的地方官不理会达摩，达摩也会设法到南京一游的。其四，只要到了南京，依梁武帝的做派，不予接见是不可能的；即使梁武帝忙于公务，无法及时安排会晤，达摩也会耐心等待的。总之，梁武帝与达摩的晤谈是必然要发生的。其五，达摩本来寄希望于梁武帝帮助其弘法，结果发现话不投机，“道不同不相为谋”，遂飘然北去，继续游历。当时的梁武帝对达摩的离去似乎也未太在意。其六，达摩至北魏后，面壁九年，终于掌握了弘扬佛法的诀窍，创造了禅宗，并吸引了众多弟子，影响日大。梁武帝听说后，难免懊悔，怎么这样的人才居然没有留住？其七，由于达摩在北魏也未受到更高的礼遇，其对梁武帝最初的挽留必定也心存暖意。达摩涅槃后，不管出于何种目的，弟子们及时向梁武帝通报了信息。其八，故人逝去，难免引起温情的回忆，文采风流又笃信佛教的梁武帝，遂起草了这篇“菩提达摩大师颂并序”。“见之不见，逢之不逢，今之古之，悔之恨之”，传达的正是梁武帝对与达摩失之交臂的一种复杂情绪。
当然，写论文毕竟不能等同于玩推理。但是，当由于历史的久远、资料的缺乏，一些重要的真相无法定论时，人之常情应该成为可以容忍的坐标系。总之，笔者以为，在新的、更为可靠的证据出现之前，对于“达摩碑文是否由梁武帝亲撰”这一课题，最好的办法是存疑。
原载《文物春秋》2012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