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康丽娜，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上海，200234。
中国古代科技长期走在世界前列，但是由于相对隔绝的地理环境，与世界其他文明地区难于进行交流，因而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面貌。中国古代社会的经济基础是分散的个体小农经济，王朝的财政也主要依靠地租和赋税，因此占社会支配地位的实际上是一种农业文化。中国传统科技受到它的制约，成绩最突出的是农学、天文历法、数学、医学四大体系和冶炼、纺织两大技术部门，与农业都有直接和间接的关系。这个系统形成于秦汉，再经过隋唐的持续发展，到宋元时期达到高峰。
为总结和推广传统旱地精耕细作的农业技术，秦汉时期产生了一大批农学文献，如著录于《汉书•艺文志》的有《神农》、《野老》、《宰氏》、《董安国》、《尹都尉》、《赵氏》、《汜胜之书》、《王氏》、《蔡癸》等共9家计114篇（《汉书》，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1743页）。另外还有农书《四民月令》著录于《隋书•经籍志》（《隋书》，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010页）。这些农学文献虽然数量不少，但到今天却几乎亡佚殆尽，我们能看到的仅有《汜胜之书》和《四民月令》两个辑佚本。这两本书不仅记载了汉代的农耕园艺和多种经营技术，而且在农学史上也有很高的文献价值，曾被后世典籍广泛征引（据统计《汜胜之书》被五十多部典籍收录，而征引《四民月令》的典籍则多达一百多部），因此代表了秦汉时期农书的最高水平，弥足珍贵。但目前多数学者的关注点仅在其中的农业技术史料，而忽视了其整体价值，尤其是在文献学方面的重要价值。
一、关于古代农书的分类
中国古代农书至今没有一个统一的分类标准。王毓瑚将之归纳为九个系统，即综合性农书、天时与耕作的专书、各种专谱、蚕桑专书、兽医书籍、野菜专著、治蝗书、农家月令书和通书性质的农书。石声汉按写作对象分为整体性农书和专业性农书，按体裁分为农家月令书、农业知识大全和通书，按作者分为官书和私人著作，按地域分为全国性农书和地方性农书（惠富平：《中国农书分类考析》，《农业图书情报学刊》1997年第6期）。
我认为，从最广义的角度可以把中国农书分为综合性农书、专业性农书和月令体农书三类。综合性农书的内容会涉及农、林、牧、副、渔等各个方面，专业性农书只涉及一种栽培植物或家养动物或农业技术的内容，月令体农书是以月令、时令及岁时为框架，内容虽也涉及到各个方面，但编纂体例与综合性农书不同。秦汉时期的《汜胜之书》和《四民月令》代表了古代农书的两种类型，即综合性农书和月令体农书，对后代具有体例示范价值。
二、《汜胜之书》的文献学价值
《汜胜之书》经后人辑佚，虽仅三千多字，但整个体例还是一目了然的。它分为十八节：（1）耕田（2）收种（3）溲种法（4）区田法（5）禾（6）黍（7）麦（8）稻（9）稗（10） 大豆（11）小豆（12）枲（13）麻（14）瓜（15）瓠（16）芋（17） 桑（18）杂项。书中的前四节为作物栽培总论，概括了作物栽培中的总原则。第五至第十七节是作物栽培分论，具体介绍了各种主要粮食作物、经济作物、园艺作物等的栽培方法。最后一篇的“杂项”，记录了几条与农业相关的前代事迹。
《汜胜之书》奠定了古代综合性农书的体例基础，被此后同类农书所承袭。
如成书于南北朝时期的重要农书《齐民要术》，其内容比《汜胜之书》要庞杂许多，但体例仍是以《汜胜之书》为嚆矢。《齐民要术》分为十卷，卷一是作物栽培总论，包括耕田、收种等作物种植总原则。从第二卷开始的各卷，即为农业各生产技术分论，详细记载了当时农、林、牧、副、渔的生产技术。如卷三记录了葵、葱、韭等园艺作物的栽培技术，卷五记载了桑、柘等林木的种植方法。但是《齐民要术》把“杂说”放在卷首，安排在卷一前，而不是全书末尾。笔者认为，“杂说”仅记载和农业相关之事迹、见闻，不具有整体指导性，还是按《汜胜之书》的编排，放在卷尾似更合理。《齐民要术》的创新在于最前面的序言部分，主要记述了作者写作此书的经过、意图等内容。
再如宋元成书的《王祯农书》，也是一部重要的综合性农书。第一部分“农桑通诀”，相当于农业总论。其中的“农事起本”、“牛耕起本”和“蚕事起本”诸篇，简要叙述了上古农业的有关历史及传说；“授时”、“地利”等16 篇是对农业生产各个技术环节的系统总结。第二部分“谷谱”属分论性质，按谷、蓏、蔬、果、竹木、杂类、饮食（附备荒）七类，逐一介绍作物栽培，分述其起源及栽培、保护、收获、贮藏、利用等技术方法。第三部分“农器图谱”为本书重点，篇幅约占全书的4/5，并附有农具图270余幅，详细介绍了当时耕作、收获、加工、仓贮、灌溉、蚕桑、纺织等方面的工具。可以看出，《王祯农书》的体例还是沿袭《汜胜之书》创立的作物种植先总论后分论的方法，“农器图谱”部分虽不属于作物种植范围，但可视为器具分论，还是这一编纂原则的体现。
总之，后代的综合性农书虽然在内容上更加丰富，但编纂体例仍是以《汜胜之书》为基础。
三、《四民月令》的文献学价值
“月令体”农书的特征是以时系事，即把一年中该做的事逐月加以安排，内容包括天象、物候和农事活动等，后来又增加了天子百官的起居、祭祀、礼仪和平民百姓应遵守的法令、条戒等。月令书体裁的起源可追溯到先秦时的《夏小正》，该书虽无月令之名，但确是按十二个月来统领全书内容，既包括物候及与物候有关的人事活动，也包括天象及与天象有关的节令和斗建（何幼琦：《（夏小正）的内容和时代》，《西北大学学报》1987年第1期）。可是笔者认为，《夏小正》的内容偏重于对物候和星象的记载，与农业相关的人事活动内容只占很小比例，故只能算是星象物候专书，并不能称之为农书。然而，它那种以月系事的结构却被后世的农书所继承。
《四民月令》为中国古代月令体农书的真正开山。全书以十二个月为顺序，逐月记录一年的农事活动，内容不仅有作物种植，而且对农副产品加工、工商业甚至乡村教育均有记载。如：“正月之朔，是谓正旦……命幼童入小学，学篇章……命女工趣织布，典馈酿春酒……正月自朔暨晦，可移诸树竹、漆、桐、梓、松、柏、杂木。唯有果实者，及望而止。”如：“八月暑退，命幼童入小学，如正月焉。清风戒寒，趣织缣帛，染彩色……凡种大小麦，得白露节可种薄田，秋分种中田，后十日种美田。”（石声汉：《四民月令校注》，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60页）月令体农书使人对一年农事及生活的安排清晰明了，后世沿之，如唐代的《四时纂要》，就是同样性质的一部重要农书。
《四时纂要》与《四民月令》一样，也是以“月”为纲来安排一年的农事，目录编排为：春令卷之一，正月；春令卷之二，二、三月；夏令卷之三，四、五、六月；秋令卷之四，七√＼、九月；冬令卷之五，十、十一、十二月。在内容安排上，《四时纂要》与《四民月令》一样，以农业生产技术的记载为主，如：“二月：是月上旬为上时。凡春种欲深。遇小雨……粟得八米。”（缪启愉：《四时纂要校释》，农业出版社1981年版，第50页）“四月：种谷，此月上旬为下时。若三月种，每亩用子一半，若四月种，每亩一斗二升。”（缪启愉：《四时纂要校释》，第114页）“五月：栽早稻，此月霖雨时拔而栽之。栽欲浅植，根四散。”（缪启愉：《四时纂要校释》，第138页）
《四时纂要》也记载了大量农副产品加工方面的内容，如：“三月：造酪，是月牛羊饱草，好造矣。”“十月：造白日油，取大麻油，率一石……日中以椽木阁上曝之。”（缪启愉：《四时纂要校释》，第227页）其他一些与乡村生活密切相关的内容在其中也有反映，如：“七月：浣故衣，制新衣，作夹衣，以备始凉。”“八月：习射。命童子入学。”“九月：备冬藏，凡藏蔓菁、荏、韭辈，脆美而不耐停。”（缪启愉：《四时纂要校释》，212页）
《四时纂要》之后，每朝也都有月令体农书出现。固然，它们记载的农作物品种和种植技术会因时代的发展而变化，但编纂体例却是在《四民月令》的基础上很少改变，元代的《农桑衣食撮要》如此，明代的《农政全书》亦如此，它们在体例上并无新的突破。
四、从秦汉农书看汉代的农业经营思想与民风民俗
除具体的农业生产技术外，《汜胜之书》和《四民月令》的内容都体现了汉代的农业经营思想。如《汜胜之书》主张除粟、麦外，还要适当种植大豆、稗子等作物来防备灾荒，“大豆保岁易为，宜古之所以备凶年也。谨计家口数，种大豆，率人五亩，此田之本也”，“稗既堪水旱，种无不熟时，又特滋茂盛，易生荒秽。良田亩得二三十斛。宜种之备凶年”（石声汉：《汜胜之书今释》，科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22 – 30页）。古代早有“种谷必杂五种，以备灾害”的传统，但《汜胜之书》却能将备荒作物的种植具体化。
《汜胜之书》还注意到投入与产出，即成本与利润的计算：“种瓠法，以三月耕良田十亩作区……一本三实，一区十二实，一亩得二千八百八十实，十亩凡五万七千六百瓢。瓢直十钱，并直五十七万六千文。用蚕矢二百石，牛耕、功力直二万六千文，余有五十五万。肥猪、明烛利在其外。”（石声汉：．《汜胜之书今释》，第27～28页）在生产成本中列出蚕矢、牛耕、功力三项，并计算出支出的货币总数。收入列出了出售主产品瓠瓢的货币数，副产品“肥猪、明烛”之利虽也有估算，但没有计算到利润中。再如：“区种瓜一亩，为二十四科……种常以冬至后九十日、百日，得戊辰日种之。又种薤十根，令周回壅，居瓜子外。至五月瓜熟，薤可拔卖之，与瓜相避。又可种小豆子瓜中，亩四五升，其霍可卖。此法，宜平地，瓜收，亩万钱。”（石声汉：《汜胜之书今释》，第49～50页）这里除计算种瓜的收入：亩万钱外，还记有间套种植的其他副产品的收入。《汜胜之书》中有关成本、支出和利润的计算虽不完备，但却是中国古代农业成本核算的最早记录。
《四民月令》更多记载了农副产品的买卖活动，其主旨是按照农作物的生长周期来安排，买贱卖贵。如二三月播种时出仓“粜粟、黍、大小豆、麻、麦子”（石声汉：《四民月令校注》，第23页），十月收获后再入仓“籴粟、大小豆、麻子”（石声汉：《四民月令校注》，第69页），十一月也“籴粳稻、粟、豆、麻子”（石声汉：《四民月令校注》，第72页）。另外，四、五、六月麦收后“籴大小麦”（石声汉：《四民月令校注》，第46页），直至七八月种麦时则“粜种麦”（石声汉：《四民月令校注》，第64页）。又如从三月起，天气开始转暖，人们大量从事蚕事纺织活动，于是开始收买布帛弊絮；到六七月份，重点收买缣帛等丝织品；到十月天气开始转冷，就卖出手中的缣帛、弊絮。
这两本农书中有关农业经营的内容，反映出商品性农业在秦汉时期已达到较高的发展水平。
两汉时代，禁忌是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分布于生产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马新：《汉代民间禁忌与择日之术》，《民俗研究》1996年第1期）。《汜胜之书》中的作物种植忌日，当属农业生产中的禁忌风俗，是汉代禁忌风俗的重要组成部分。
《汜胜之书》记载的有关九谷播种日期禁忌的内容，如：“小豆忌卯，稻麻忌辰，禾忌丙，黍忌丑，秫忌寅未，小麦忌戌，大麦忌子，大豆忌申卯，凡九谷有忌日。种之不避其忌，则多伤败，此非虚语也。其自然者，烧黍稷则害瓠。”（石声汉：《汜胜之书今释》，第9页）这里的九谷忌日与云梦秦简《日书》中“五种忌”的内容大同小异，一者它明显继承了战国的民风民俗，二者反映了战国秦以来的多数农作物在汉代仍被广泛种植的事实。在时令的把握上二者无异，也说明它们所反映的农业地域仍在北方，未向南超过长江。
此外，《四民月令》还保存有乡村蒙训的大量史料，反映了东汉重视知识、重视教育的社会风气。
《四民月令》是按照农事活动的转移来安排教学活动的，教育对象分为两类：一类是9～14岁的幼童；一类是15～20岁的成童。与此对应，其学习内容也分为两类；成童主要学习“五经”，要掌握传统文史和典制等方面的内容；幼童主要学习识字和计数。以农事活动为基础，正月是幼童和成童的学习时间：“正月之朔……农事未起，命成童从上人大学，学五经。砚冰释，命幼童人小学，学篇章。篇章，谓《六甲》、《九九》、《急就》、《三仓》之属。”（石声汉：《四民月令校注》，第9页）因为对成童来说，因“农事未起”，故不必参加农业劳动；对幼童来说，“砚冰释”，即砚台上不再结冰，也才具备学习的气候条件。幼童再开学是“八月暑小退”，“如正月焉”（石声汉：《四民月令校注》，第60页）。等十月农活做完，成童再入学：“十月……农事毕，命成童以上人大学，如正月焉。”（石声汉：《四民月令校注》，第68页）这对我们研究汉代乃至中国古代的启蒙教育，都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来源：《社会科学研究》2012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