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日记是私人记载的一种，历来被认为具有直接史料的价值。本文以政治人物、文化人物的日记为例，予以说明。
【关键词】日记；史料；官员的日记；文人学者的日记
【作者简介】齐世荣，男，河北南皮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100089）。
【原文出处】《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京），2011．6．1～15
日记是私人记载的一种，按照年月日记录作者的亲身经历和见闻，以及作者对人对事的看法，历来被认为具有直接史料的价值，是治史者所必须参考的。由于日记记录的是当天发生的事情，而不是事后的追忆，故比较准确。由于日记是写给自己看的，故能比较真实地反映作者的个性。此外，日记中谈到的作者所处时代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诸方面情况，亦可与官书和书信、回忆录等其他私人文件互相参照比较。
日记原本是写给自己看的，多数日记都属于这一类。这类日记能反映作者“真面目”，具有较高史料价值。但也有少数日记是被作者当做“著作”，准备身后发表的，甚至是在当时就供给他人阅读的。这类日记时时有些做作，难以从中看见作者的“心”，即灵魂深处的东西。但如果作者是某方面的重要人物，记下了他所掌握而一般人不知道或难知其详的种种情况，则这种日记仍有相当高的史料价值。
因篇幅所限，兹先将政治和文化两类人物的日记各择数例，以说明其史料价值。
政治人物的日记
（一）高级官员的日记
这类人物的日记，有些因讳忌太多，并未提供重要史料，如《曾文正公手书日记》。王闿运于序中说：“惜其记事简略，非同时人莫能知其厓涘，故闿运观之而了然，不能喻之人也。时历四纪，欲学裴松之以注辅志，则记录文字不备，无从搜求。”①崤些人的日记则内容丰富，可备史乘，下文略举数例予以说明。
1．《翁同稣日记》（即翁文恭公日记）
翁氏日记，起自咸丰八年六月二十一日（1858年7月31日），迄于光绪三十年五月十四日（1904年6月27日），长达46年，记叙了许多重要史事和作者本人的思想与活动，内容十分丰富。
翁同稣在戊戌变法中的作用，论者已多，基本肯定；而于他在甲午战争中的表现，亦有人誉美逾分，实未得其当。兹据翁氏日记，集中谈一下他在甲午战争中的作为。由于本文不是全面谈翁氏日记，对其他内容一概从略。
光绪二十年甲午七月初一（1894年8月1日），中日同时宣战。战争开始前，李鸿章畏敌怯战，幻想依赖俄、英等国的调停，与日本讲和，以至屡误战机，被日本着着争先。八月十六日（9月15日），清军溃败，平壤弃守。八月十八日（9月17日），黄海一战，清水军又败。翁同稣等主战派一方面继续抨弹李鸿章，另一方面则纷纷请启用被那拉氏罢黜、已息影十年的恭亲王奕。十月三日（10月31日），翁同稣见奕诉，“痛哭流涕，请持危局”[1]（p.2745）。十月五日（11月2日）下诏，恭亲王督办军务，各路统兵大员均归节制。次日，翁同稣、李鸿藻、刚毅补授军机大臣。奕诉出山后，亦主议和，翁同稣大失所望，但无可奈何。翁、李入军机后不久，旅顺于十月二十四日（11月21日）失守。十月二十七日（11月24日），李鸿章受到革职留任、摘去顶带的处分。是日，翁同稣邀奕诉等来商，“相对无一策”[1]（p.2753）。翁、李虽已入军机，掌握实权，但他们素不知兵，于是又寄希望于时任两江总督的湘军将领刘坤一。十二月二日（12月28日），清廷授刘坤一钦差大臣，关内外防剿各军统归节制。刘坤一到京后，翁同稣即于十二月十五日（1895年1月10日）访刘，“辩论甚长，伊执队不齐械不备不能轻试之语，百折不回也”[1]（p.2768）。十二月十七日（1895年1月12日）翁至“督办处，始见宋庆报盖平失陷情形，自请治罪，催刘出关，诸公相对，一筹莫展”[1]（p.2768）。十二月十九日（1895年1月14日），翁偕奕诉等至督办处，刘坤一在场，“闻命（按指命他进扎山海关——笔者）惶悚，具陈所处之难，慰藉良久乃平”[1]（p.2769）。在一再督促下，刘坤一才于十二月二十四日（1895年1月19日）带着满腹牢骚勉强出京。翁同稣倚重的刘坤一实际上畏敌怯战，湘军亦不足持。据文廷式《闻尘偶记》：“刘坤一治兵既无效，而营求回任之心至极，内则恭亲王、荣禄主之，然上意殊不谓然也。乃遣江苏候补道丁葆元入都，粮台以报销余款十万济之，遂得要领。余告李高阳（即李鸿藻——笔者），高阳以为事所必无。不数日而回任之旨下。高阳又谓余曰：‘汝前所言之事，乃真实语也。丁者何名？信有神通耶？’余曰：‘非某知之，有门人籍宁波者，言四恒（宁波人在京师开银号者，有恒顺、恒丰等共四家，交通贿赂，人皆信之，故名。）前月已出票，故敢告也。’”[2]（p.735），这条材料，可作旁证参考。
战事日益失利，日记中屡屡出现彷徨无计的情况。十二月二十六日（1895年1月21日）：“电报多，威海日逼矣，奈何奈何！”[1]（p.2770）十二月二十七日（1895年1月22日）：“廿五申刻荣城县失守，威海益迫，恐旦夕复失，相对于邑。”[1]（p.2771）光绪二十一年一月七日（1895年2月1日）：“商威海事，竞不能发一策，可叹。”[1]（p.2775）一月九日（2月3日）：“威海北岸三台尽失……相对默然，计无所出。”[1]（p.2775）一月十八日（2月12日），丁汝昌自杀身亡。二月八日（3月4日），湘军败于牛庄。二月九日（3月5日）：“得吴清卿私电，贼于初八扑牛庄，魏（光焘）、李（光久）两军皆败（按吴、李皆湘军——笔者）……可危之至。”[1]（p.2783）二月二十三13（3月19日），李鸿章到达马关，次日开始议和。二月二十九日（3月25日），翁同稣至值房，与奕诉“相对愁绝”[1]（p.2788）。三月五日（3月30日），停战协定成立，但只限于北方。三月六日（3月31日）：“赴督办处，楚囚相对，意况不堪。”m删略举以上数例，已可看出翁等主战派之束手无策。石泉在《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一书中说：“彼等主战，但并无实际有效之方策以支持战争，而自立于不败之地，更无论乎求胜矣。”[3]（p.124）
清代同光朝士大夫有所谓“清流”、“浊流”之分。翁同稣是清流首领人物之一。陈寅恪在《寒柳堂记梦未定稿》中说：“自同治至光绪末年，京官以恭亲王奕诉、李鸿藻、翁同稣、张佩纶等，外官以沈葆桢、张之洞等为清流。京官以醇亲王奕譞、孙毓汶等，外官以李鸿章、张树声等为浊流。”又云：“同光时代士大夫之清流，大抵为少年科第，不谙地方实情及国际形势，务为高论。”“总而言之，清流士大夫，虽较清廉，然殊无才实。浊流士大夫略具才实，然甚贪污。其中固有例外，然以此原则衡清季数十年人事世变，虽不中亦不远也。”[4]（pp.170～171）；[5]（p.34；p.35）陈寅恪对清流的一般看法，也适合于翁同稣个人。翁于咸丰六年中状元，时方26岁，陈寅恪所谓“少年科第”者。后升迁很快，但从未在地方上任过职，更没有带兵打仗的经验。甲午战前，思想顽固保守，例如他在光绪二年（1876年）二月初一（公历2月25日）日记中大骂郭嵩焘：“适郭筠仙来，遂论洋务……其以电信、铁路为必行，及洋税加倍，厘金尽撤者谬也。至援引古书，伸其妄辩，真是丧心狂走矣。”[6]（p.32）②又如，翁同稣对于同文馆也是坚决反对的。同治五年十二月（1866年1月），总理衙门议考选正途五品以下京外官入同文馆从西人肆习天文、算学。同治六年二月十五日（1867年3月20日），大学士倭仁上书坚决反对，奏称：“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前二日（3月18日），翁在日记中写道：“同文馆之设，谣言甚多，有对联云：‘鬼计本多端，使小朝廷设同文之馆；军机无远略，诱佳子弟拜异类为师。’”[1]（p.518）二月二十四日（3月29日），翁又记嘲骂同文馆的俚语和对联：“京师口语藉藉，或粘纸于前门以俚语笑骂（‘胡闹胡闹，教人都从了天主教’云云）。或作对句：‘未同而言，斯文将丧。’又曰：‘孔门弟子，鬼谷先生。’”[1]（p.521）恭亲王奕诉针对倭仁的这种态度，干脆请旨命倭仁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让他尝尝洋务的味道，同他开了一个大玩笑。倭仁当然不肯就职。翁同稣站在倭仁一方，从同年三月二十一日（4月25日）起，多次与倭仁一起商量如何辞去在总理衙门行走的差使。辞职终于获准。六月十二日（7月13日）：“倭艮翁是日请开缺，闻准开一切差使，仍以大学士在弘德殿行走，为之额手。”[1]（p.544）从翁同龢对待同文馆的态度，再次可见甲午战前他对世界大势的茫无所知以及拒绝向西方学习的守旧立场。这样一个人，在甲午战争中的表现只能是主战却拿不出实际有效的办法。
总之，那拉氏、李鸿章、孙毓汶等主和派误国有罪，翁同稣、李鸿藻等主战派虽愤激有加，然无救时之才，亦不过徒作高论、张皇求胜而已。同光时，清朝统治阶级整体上已经十分腐朽，甲午战败是不可避免的。翁同稣的可贵之处，不在于他在甲午战争中的主战，而在于他战后能够猛省，走上维新变法的道路。
2．《郭嵩焘日记》
郭嵩焘是清朝同治、光绪年间洋务派中最有见解的一人。顽固昏庸的士大夫激烈反对他的主张，甚至诋毁他的人格，骂之为“汉奸”。他的日记现存手稿始于咸丰五年，迄于光绪十七年，长达37年（其问缺三段，为时约39个月），内容十分丰富。我们从中摘取他出使外国时的日记若干则，以见他对西方的认识，从中亦可了解顽固派何以对他恨之入骨的原因。
光绪元年八月八日（1875年9月7日），清廷正式下诏，命郭嵩焘充任使英大臣。当时，清朝虽已数败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但大多数士大夫的虚骄之气丝毫未减，仍视出使外国为可耻之事。1876年初，京师编造联语，以“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相诮訾，湖南顽固士绅甚至耻与郭为伍。光绪二年十月五日（1876年11月20日），郭嵩焘在致两江总督沈葆桢的信中悲愤地说：“嵩焘乃以老病之身，奔走七万里，自京师士大夫，下至乡里父老，相与痛诋之，更不复以人数。”[7]（p.247）在这样恶劣的政治气氛下，郭嵩焘仍毅然决然地决定出使。光绪二年十月十八日（1876年12月3日），郭自上海启程。十二月八日（1877年1月21日）抵伦敦。十二月二十五日（1877年2月7日）正式呈递国书。郭嵩焘自上海启程后，就沿途见闻和他的一些看法都有日记，抵英后加以整理，录呈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题名为《使西纪程》。总署将之刊行，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使西纪程》中有这样一段话：“西洋立国两千年，政教修明，具有本末，与辽、金崛起一时，倏盛倏衰，情形绝异。其至中国，唯务通商而已，而窟穴已深，逼处凭陵，智力兼胜。所以应付处理之方，岂能不一讲求？并不得以和论。无故悬一‘和’字以为劫持朝廷之资，侈口张目以自快其议论，至有谓‘宁可覆国亡家，不可言和’者，京师已屡闻此言……诚不意宋、明诸儒议论，流传为害之烈一至斯也。”[8]（pp.39～40）这段话中也有对西方国家认识不清的地方，如说它们“至中国，唯务通商而已”，而看不到它们侵略的本质。但郭氏强调的“西洋立国两千年，政教修明，具有本末”这一点，确有见解，而这正是顽固派绝对不承认的。他们认为，只有中国才是礼义之邦，政教修明，立国有本。西洋国家哪有什么政教可言，最多不过是掌握了“术数”、“技巧”而已，但这些都是“末”，本末不能倒置，靠“一技之末”是不可能起中国于衰弱的。清流大老李鸿藻看了《使西纪程》以后大怒，逢人便骂。于是，编修何金寿在李授意下[7]（p.249）[9]（p.249）③，上奏弹劾郭嵩焘，斥为“大清无此臣子”。光绪三年六月十一日（1877年7月21日），清廷下诏毁《使西纪程》版。
郭嵩焘是个事业心很强、有远大抱负的人，并未因毁版一事的打击而一蹶不振。他继续深入考察，从根本制度上认识英国，提出了一些十分重要的看法。例如，光绪三年十一月十八（1877年12月22日）的日记写道：“其初国政亦甚乖乱。推原其立国本末，所以持久而国势益张者，则在巴力门议政院有维持国是之义；设买阿尔治民，有顺从民愿之情。二者相持，是以君与民交相维系，迭盛迭衰，而立国千余年终以不敝。人才学问相承以起，而皆有以自效，此其立国之本也。而巴力门君民争政，互相残杀，数百年久而后定，买阿尔独相安无事，亦可知为君者之欲易逞而难戢，而小民之情难拂而易安也。中国秦汉以来二千余年适得其反，能辨此者鲜矣！”[10]（p.373）光绪三年十二月十八（1878年1月20日）又记：“而国政一公之臣民，其君不以为私。其择官治事，亦有阶级资格，而所用必皆贤能，一与其臣民共之，朝廷之爱憎无所施。臣民一有不惬，即不得安其位。自始设立议政院，即分同、异二党，使各竭其志意，推究辩驳，以定是非，而秉政者亦于其间迭起以争胜。于是两党相持之局，一成而不可易，问难酬答，直输其情，无有隐避，积之久而亦习为风俗。……朝廷又一公其政于臣民，直言极论，无所忌讳。庶人上书，皆与酬答。其风俗之成，酝酿固已深矣。世安有无政治教化而能成风俗者哉？”[10]（p.393）
郭嵩焘对西方国家的这些认识，在同光年问士大夫中可谓罕见，实在可贵。当时的顽固守旧势力认为这些“夷狄之邦”根本谈不上有什么文物制度，甚至连西方拥有的近代交通工具也深恶痛绝。以铁路为例，同治十三年（1874年）冬李鸿章赴京谒晤恭亲王奕诉，“极陈铁路利益……邸意亦以为然，谓无人敢主持。复请乘问为两宫言之，渠谓两宫亦不能定此大计”[11]（p.121）④。郭嵩焘在《复姚彦嘉书》中说：“士大夫语及洋人，则大憾。见洋人机器，所以致富强，则益憾。独于洋烟，甘心吸嗜。”[7]（p.169）可谓愤极而言。
至于洋务派巨头如李鸿章、沈葆桢、张之洞等人，也只认识到筑铁路、造轮船、通邮电、开矿山、兴学校的重要性，而对于中国的封建制度和文明则认为远非西方可比，是“本”是“体”，必须维护而不可触动。郭嵩焘不仅能看到西方“船坚炮利”，而且能认识到西方在政治教化方面胜于中国之处，所以他在洋务派中也是最有眼光的。
1891年郭嵩焘去世。直隶总督李鸿章奏上郭的学行政绩，请宣付史馆立传，并请赐谥。奏中说：郭“生平于洋务最为究心，所论利害，皆洞人精微，事后无不征验”。奏入，被驳，诏不准立传赐谥，理由是“郭嵩焘出使外洋，所著书籍，颇滋物议，所请著不准行”[12]（pp.1008～1009）⑤。他在英国最赏识的海军留学生严复，这时已任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惊闻郭去世，写了一幅挽联：“平生蒙国士之知，而今鹤翅氋氃，激赏深惭羊叔子；惟公负独醒之累，在昔蛾眉谣诼，离忧岂仅屈灵均？”[13]（p.1548）李鸿章的评价是公允的，而严复挽联中所称“负独醒之累”，尤其是对郭嵩焘的准确的历史定位。郭嵩焘关于西方的种种看法，特别是政教修明这一点确实是“独醒”之见，正由于此，才遭到顽固守旧势力的谤毁和世俗的误解。先驱者往往不免一时处于孤独的地位，但这也正是他们可贵的地方。
3．《齐亚诺日记》
齐亚诺是意大利墨索里尼政府的外交大臣，是墨索里尼的政治亲信，还是他的女婿。齐亚诺的日记有两本：1937年至1938年一本；1939年至1943年一本。从他的日记中，可以得到有关墨索里尼政府外交、内政方面一些不为外界所知的材料，兹举数例并略加说明。
1937年9月21日齐亚诺日记，有几句关于尼翁会议的十分重要的话：“这是一次卓越的胜利。从被怀疑的海盗变为地中海的警察——而且船只被我们击沉的俄国人被排除在外。”[14]（p.15）齐亚诺所说的“一次卓越的胜利”，是指何而言呢？他又为什么如此得意呢？1936年西班牙内战爆发后，意大利站在叛军佛朗哥一方。1937年8月中旬至9月初，意大利的潜艇和飞机攻击了法、苏、英、希腊、丹麦、西班牙（共和国政府方面）等国的船只。9月14日，尼翁会议九国达成协议，建立了海上巡逻体系，规定对攻击不属于西班牙纷争任何一方的商船的潜艇都予以消灭。英国明明知道海盗行为是意大利干的，但仍与法国一道给了意大利一定的巡逻范围。实际上，这等于给了意大利继续向佛朗哥叛军提供援助而不被发觉的便利。尼翁会议原拟分配给苏联的巡逻范围是北爱琴海，但土耳其等东地中海国家反对与苏联合作。后来决定爱琴海区域也由英、法担任巡逻任务，而由小国和苏联予以协助。这就实际上把苏联排除在外了。齐亚诺的得意洋洋，恰好说明了英、法的绥靖政策不是维护和平的政策，而是纵容侵略的政策。
1937年11月6日，意大利加入了德、日反共产国际协定。加入之前，1937年11月2日齐亚诺在日记中写道：“三国公约，在理论上是反共产国际的，但实际上明白无误地是反对英国的。”[14]（p.27）这则日记道出了反共产国际协定的一个重要目的。从条文上看，这个协定完全是针对共产国际的，但它也是一种策略，即利用一些国家害怕共产主义的心理，以推行三国的侵略政策，特别是要达到威慑英国的目的。11月6日，即签字当天的日记写道：“三个国家正在一起走上一条或许可能引起战争的道路。一场为了打破正在窒息年青国家的活力和大志的硬壳而必需的战争。”[14]（p.p28～29）在1939年1月12日的日记中，齐亚诺又谈到了三国盟约：“德国重新武装一事，成为英国人的心头重负。他们如能看清将来，就应准备做出任何牺牲。他们心头的这一阴影使我更觉缔结三国盟约是必要的。有此工具在手，便能有求必得。”[15]（pp.56～57）
1939年1月11日的日记有一段对英国首相张伯伦之流的评价，值得注意。1939年1月，张伯伦访问意大利。11日墨索里尼与张伯伦会谈后，评论说：“这些人与创造大英帝国的弗朗西斯·德雷克等伟大冒险家并不是同样材料塑成的。说到底，他们不过是些富豪世家的没有出息的玄孙，他们会把他们的帝国败掉的。”[15]（p.56）这段话说明：英国越是推行绥靖政策，法西斯国家就越嚣张，越看不起张伯伦之流，因而得寸进尺，终于在绥靖政策的纵容下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
德意虽然结成同盟，但德国根本看不起意大利这个走卒，齐亚诺日记有多处谈到这一点。1939年8月11日：“每当我问及德国行动计划时，冯·里宾特罗甫往往闪烁其词……我能断定，即使让德国人之所得超出他们之所求，他们也要进攻，因为他们已被毁灭的魔鬼迷住了心窍……我开始意识到，我们在德国人的心目中是多么渺小。”[15]（pp.164～165）1939年8月12日：“实际上，我感觉到，就德国人而言，与我们结盟只是意味着迫使敌方以若干师对付我们，从而缓和德国战线的局势。此外他们一概不管。对于我们的命运，他们毫不在意。他们知道，强行作出决定的，是他们而不是我们。总而言之，他们答应给我们的只是微不足道的一点点。”[15]（p.165）1943年12月23日——最后记载：“从萨尔茨堡会谈以来，在意大利中立期间以及战争期间，柏林对付意大利的政策不过是谎言、阴谋和欺骗之大杂烩。他们从未把我们看作伙伴，而总是把我们当作奴才。他们每次采取行动从不告知我们，甚至连各种最基本的决定也是在付诸行动之后才通知我们……在德军已越过俄国东部国境半小时以后，我们才得知进攻俄国的消息。”[15]（p.636）
齐亚诺日记还记载了一些有关意大利投机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情况。1939年9月德国入侵波兰，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意大利暂时采取“非交战”立场，持观望态度。直到法国败局已定，意大利才于1940年6月10日对英、法宣战。这是因为意大利的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都严重不足。1939年8月6日：“我们的黄金储备已近枯竭，金属储备也将耗尽，远未完成在独裁政治和军事方面的准备工作。”[15]（p.162）1939年9月18日：“晚上，我与领袖长谈。我向他汇报了从格拉齐亚尼将军那儿获悉的情况。目前我们一线兵力总共只有10个师。另外35个师是拼凑起来的，兵员不足，装备不良。领袖承认情况确是如此，还对陆军的真实状况发了一通怨言。陆军如今毛病甚多。他对我们的军用飞机吹了一通。他有瓦莱（意大利航空事务部长——笔者）给他的一些荒唐的乐观数字。我劝他通过司令官（按此处译文有误。Civilian Prefeets应译作地方行政长官或省长——笔者）进行一番调查，清查飞机库里的飞机，然后求出飞机的总和。这不应该是无法办到的事。然而，我们至今尚未查明实际情况。”[15]（p.193）墨索里尼对空军最为自豪，每当有人对意大利的空军力量有怀疑时，他都答以他的空军能够遮暗太阳[16]（p.91）。实际上，意大利的空军数量常被墨索里尼任意夸大，并无精确统计，由上述一则齐亚诺日记可以看出真相。
齐亚诺日记也有许多自我吹嘘和前后矛盾之处。他本来十分效忠于墨索里尼，但到1943年7月看到墨索里尼大势已去，他便参加反墨集团，把墨索里尼赶下了台。墨索里尼被囚后，被希特勒派伞兵救出，随后组建了受德国保护的傀儡政权。齐亚诺被判死刑，临刑前他在1943年12月23日日记中把战败的责任完全归咎于墨索里尼：“几天内，虚伪的特别法庭将公布一份判决。这是墨索里尼在其狐群狗党影响下早已作出的判决。这些年来，这些家伙像瘟疫一样危害意大利的政治生活，并把我国引向深渊的边缘。”[15]（p.637）可是就在1943年2月8日的日记中齐亚诺还说：“我喜欢墨索里尼，非常喜欢他。最使我怀念的是我与他的接触。”[15]（p.633）
4．《和平大使：阿贝农勋爵日记》
1925年召开的洛迦诺会议，是20世纪前半期欧洲外交史上的一件大事。英国是促成《洛迦诺公约》缔结的重要国家，时任英国驻德大使的阿贝农勋爵有公约的“教父”之称。英国的目的何在？阿贝农在他日记中有清楚的说明，而这些真正意图在正式的官方文件中是看不到的。
英国的一个目的是扶德抑法，防止法国称霸欧洲大陆。阿贝农在1923年8月20日日记中写道：“关于中欧的整个形势和英国应该采取什么政策的问题，最清楚的结论看来是：英国的根本利益在于防止德国的崩溃。只要德国是一个整体，欧洲就能或多或少保持均势。一旦德国分崩离析，这个均势必然消失；而法国则依靠它的军队和它的军事同盟，依然无可置疑地在军事上和政治上处于支配地位。1914年对德国适用的许多论证，今天对法国也是适用的。的确，这还说的不够，因为那时三国同盟是由法俄同盟予以抗衡的；今天，法国和小协约国则没有受到任何抗衡……任何人如果认为，一个像拿破仑在提尔西特和约以后那样支配欧洲大陆的法国政府依然对英国友好，他就是对民族心理的一个可怜的判断者……在这种情况下，要我们对法国友好同样是不可能的。在希望维持英法协约的同时，我不得不希望一个强大的德国的存在。”[17]（p.238～239）
英国的另一个目的，是把魏玛德国拉入西方集团，防止德俄接近。1925年8月11日日记写道：“公约的第二个效果是将使德国解除被迫投入俄国怀抱的危险。在这个问题上我从来不是一个大惊小怪的人，我相信德国和俄国之间的政治差别，达到了苏俄与基本上是贵族的德国之间的紧密联盟几乎是不可想象的程度。然而，热那亚会议的情况可能重演，随之发生的是另一个更坏的拉巴洛条约。根据公约，德国被接纳为一个平等的成员，并作为一个英国和法国的伙伴维持西欧的现状。如此，德国被吸引到俄国共产主义势力范围的危险就明显减低了。”[18]（p.184）
英国还有一种企图，就是凌驾于德法之上。1925年8月11日日记写道：“（公约）对英国的直接利益是不太明显的，但成为法德之间的仲裁者的间接利益却使我们处于一种具有巨大潜力的地位。它使我们成为支配欧洲政治的因素。”[18]（p.184）
阿贝农日记关于公约缔结前美、英、德三国金融巨头会晤情况的记载十分重要。1925年7月16日：“英格兰银行总裁诺曼（Norman）、美国联邦储备银行总裁本甲明·斯特朗（Benjamin Strong），在柏林访问帝国银行总裁沙赫特博士（Dr．Schaeht）。诺曼对我说：‘这次访问的目的部分是建立一种未来合作的基础，但更重要的是给沙赫特以支持并提高他的威信。’”“诺曼预见到德国的严重财政困难，除非政治气氛迅速明朗起来。他说不能坐失时机——危机在两个月或三个月内就要降临到我们身上。”[18]（p.176）时任德国外交部长的斯特莱斯曼在1925年7月19日日记中也有一段与上述阿贝农日记密切相关的记载：“在过去几周，在资本巨头斯特朗、蒙塔古·诺曼和沙赫特之间也举行了会谈。我看好像一种英—美—德资本托辣斯正在形成，自然是以安全公约为先决条件。我们迫切地需要这些亿万富翁。美国人在联邦储备银行存有180亿金马克这一事实，说明英国实际上和我们一样输掉了战争。”[19]（p.142）在研究一些重要的外交条约时，注意其经济背景十分必要。西方关于洛迦诺会议和《洛迦诺公约》的著作已有许多，但涉及会议前美、英、德三国金融巨头会谈的则很少。应根据阿贝农日记和斯特莱斯曼日记提供的线索，进一步深入研究下去。
英国自认为公约的缔结是它外交上的一大胜利，但最大的受益国其实还是德国。德国不是以战败国的身份，而是以与英、法等战胜国平等的一员出席会议并签定公约的，这就大大提高了它的国际地位。会后，德国于1926年9月正式加入国联，并成为行政院常任理事国。英国要扶德抑法，德国正好借机拆散英法联盟。德国被扶起来了，但转弱为强后，在1940年6月打败了法国，英国如无一海之隔也难逃被德军占领的下场。
（二）中下级官员的日记
有些中下级官员，因其所处的特殊位置和不同一般的人际关系，这类“小人物”的日记反倒能比“大人物”的日记透露出更多的消息。下文以赵烈文的《能静居日记》为例，予以说明。
赵烈文（1832—1893年），字惠甫，号能静居士。他的官很小，只做到易州知州，但他是曾国藩十分信任的幕僚，很受曾的器重。同治八年（1869年）曾国藩任直隶总督时，专摺奏调他至保定，考语有“随臣营多年，素讲爱民之道，熟于史学，庶以儒术润泽吏治”云云[20]（p.65）。所记《能静居日记》始于咸丰八年（1858年），迄于光绪十五年（1889年），历时31年，手写稿本64册，内容丰富。他迭参曾国藩、曾国荃兄弟戍幕，得知许多内幕，以下略举数例，以见其日记的史料价值。
日记中有关于清军攻占天京后大肆掠夺的情况。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1864年7月19日）：“傍晚闻各军入城后，贪掠得，颇乱伍。余又见中军各勇留营者皆去搜括，甚至各棚厮役皆去，担负相属于道。”[21]（第2册，p.644）又同治三年六月二十三日（1864年7月26日）：“计破城后，精壮长毛除抗拒时被杀外，其余死者寥寥，大半为兵勇扛抬什物出城，或引各勇挖窖，得后即行纵放……其老弱本地人民不能挑担，又无窖可挖者，尽遭杀死。沿街死尸十之九皆老者，其幼孩未满二、三岁者亦斫戳以为戏…一又萧孚泗在伪天王府取出金银不赀，即纵火烧屋以灭迹。伪忠酋系方山民人陶大蘭缚送伊营内，伊即掠美，禀称派队擒获，中丞亦不深究。本地之民一文不赏亦可矣，萧又疑忠酋有存项在其家，派队将其家属全数缚至营中，邻里亦被牵曳，逼讯存款，至合村遗民空村鬣匿，丧良昧理，一至于此，吾不知其死所。”[21]（第二册，p.653～654）但曾国藩在致郭岜焘（郭嵩焘之弟——笔者）的信中，却谎话连篇地说：“此次攻克逆巢，舍弟（指曾国荃）号令严明，将士人人用命，尽洗向来抢夺财物、子女之习，故能搜杀数日，无一漏网。”[22]（p.151）⑥
赵烈文同曾国藩的—些谈话，极具史料价值。同治六年六月二十日（1867年7月21日）：“初鼓后，滁师（指曾国藩）来畅谈。言得京中来人所说云：都门气象甚恶，明火执仗之案时出，而市肆乞丐成群，甚至妇女亦裸身无衫，民穷财尽，恐有异变奈何？余云：‘天下治安，一统久矣，势必驯至分剖。然主威素重，风气未开，若非抽心一烂，则土崩瓦解之局不成。以烈度之，异日之祸，必先根本颠仆，而后方舟无主，人自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师蹙额良久，曰‘然则当南迁乎？’余云‘恐遂陆沉，未必能效晋、宋也。’”[21]（第3册，p.397～398）“同治中兴”的第一功臣曾国藩对时局如此悲观，以致对他的亲信幕僚竟议论起清朝的危亡，可见“中兴”的真相如何了。而赵烈文所言不出五十年清朝将亡，可谓极有远见。果然，四十余年后，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次年清帝退位，中华民国成立。
又，同治八年五月二十八日（1869年7月7日），赵谒曾国藩久谈。曾（时任直隶总督）说：“两官才地平常，见面无一要语；皇上冲默，亦无从测之。时局尽在军机恭邸、文、宝数人，权过人主。恭邸极聪明，而晃荡不能立足。文柏川（文祥）正派，而规模狭隘，亦不知求人自辅。宝佩蘅（宝望）则不满人口，朝中有特立之操者，尚推倭艮峰（倭仁），然才薄识短，余更碌碌，甚可忧耳。”[21]（第3册，pp.730～731）那拉氏和奕等，在官样文章中都是以“圣君贤相”的面目出现的，但在曾国藩心目中却是个个庸劣，无一有治国之才，国家大政掌握在他们手中实在危险，故“甚可忧耳”。曾国藩对他们的看法是符合实际的，绝非苛求，但他只有在和自己最亲信幕僚的“私房话”中才能道出。《能静居日记》的重要史料价值于此又得一证。
赵烈文在光绪元年九月初二日（1875年9月30日）日记中揭露了淮军的腐败。“雇舟成，将旋保定。张子衡廉访招饮，话别。并识汤聘徵、邓宝臣两军门，谈及淮军驻津者皆令赴海滨屯田，兵勇虽来田间，而逸乐已久，不甘劳苦。又统领营官腹削日甚，食米旃械号衣之外，下至包头裹腿均制办发给而扣应食之饷，每人月不得一金，士心嗟怨，逃者纷纷，每哨仅十余人。将弁利其虚伍，以为干没。闻之可为寒心。自军务稍息，合肥公专务养尊处优，不为未然之计，而前后左右无一骨鲠之士，佞谀者进，朴勤者退。凡不急之务，如兴造土木，创建善堂，及宦幕游客，或赡家，或归榇，或引见，或刻书，均勒令营中赀助。甚者嬉游宴饮，挟妓娶妾，无不于焉取之。武人多获穹爵，其巧援者知头衔无益于事，而欲求补署，则非联络要津不可，故悉力以奉承上心。顾坐营无掠夺之利，办公薪水又仅足日用，不得不设法渔猎。将习巧宦而士有离心。当此海疆多事，隐忧甫切，奈之何哉，奈之何哉！”[21]（第4册，p.599～600）海疆多事，20年后，赵烈文的隐忧在甲午战争中终于应验。淮军早已腐朽，战败是绝非偶然的。
甲午战争爆发后，淮军屡败。翁同稣等寄希望于湘军，但湘军亦早已腐败。《能静居日记》同治四年闰五月初七、初八（1865年6月29、30日）记湘军刘松山贪污及士卒索饷事，大致云刘松山“初发皖南，绐士卒至芜湖领饷。至芜湖，复云须至金陵。至金陵，领得五万，乃寄己家至八千金。自哨官以上皆有分，独兵勇无有。复云须过江发饷，且云江口不过三十里。士卒行至螺丝沟，不啻百余里。已拥大舟粮运中流而进，士卒终日不得食，故怒甚而哗……又其平时各勇告假，以须偿欠，皆坚勒不许。至勇丁耐苦不得而自去，则此款领到后全归乾没。旧制，勇丁须五百人一营，今则三百人已为满数。故一充营官统领，无不立富……而士卒恒半菽不饱，人心思乱，已非一日云云。”[21]（第3册，pp.98～99）《能静居日记》所述淮军、湘军的腐败情况，为研究甲午战争中国失败的原因提供了重要史料。
文化人物的日记
（一）文人的日记
文人、学者的日记，除论文论学的内容外，也往往包括其他方面的内容，有些颇有史料价值。兹先举几种文人日记予以说明。
1．《越缦堂日记》
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今所见者，始于咸丰四年（1854年），止于光绪二十年（1894年），前后共40年，内容包罗甚广，“上自朝章，中至学问，下迄相骂”[23]（《华盖集续编·马上日记》，p.326）。李氏的日记不仅是写给自己看的，还常借给他人阅读。由于李氏日记带有公开的性质，所以要从中看出他内心的活动是不可能的。从这个角度去衡量，鲁迅对李氏日记给以尖锐的批评。他说：“《越缦堂日记》近来已极风行了，我看了却总觉得他每次要留给我一点很不舒服的东西。为什么呢？一是钞上谕。大概是受了何焯的故事的影响的，他提防有一天要蒙‘御览’。二是许多墨涂。写了尚且涂去，该有许多不写的罢？三是早给人家看，钞，自以为一部著作了。我觉得从中看不见李慈铭的心，却时时看到一些做作，仿佛受了欺骗。”[24]（《三闲集·怎么写》，p.24）虽有上述缺点，但因其内容丰富，还有其他方面的价值。
《越缦堂日记》中有许多李氏的读书札记。这方面的内容瑜瑕并见，后人评价高低不一。李慈铭基本上是一个文士，尤长于诗，读书范围虽广，但在经史小学方面都未做过专深系统的研究。不过，在若干具体问题上，李慈铭也有独到见解，这是不应当抹煞的。例如，他在同治五年五月十一日（1866年6月23日）的日记中，敢于指出清修《明史》对李成梁及其子弟评价不高，是因为“成梁战功多与国初兴京事相连，又亲加害于二祖，史臣为本朝讳，故有不敢质言者”。李慈铭称赞说：“李氏父子兄弟五人相代镇辽东，而成梁先后凡三十年，镇帅之久，古所罕比。”[25]（第5册，pp.3597～3604）⑦同光时期的文网虽已远不如康雍乾时期的罗织诬陷，动辄大兴“文字狱”，但李慈铭的这番议论仍然是极其大胆的，没有很大勇气是不敢写的。
日记有关时事部分，有些很有价值，为后人留下了重要史料。例如，胡适指出：“记光绪九年十一月六日阜康银号的倒闭，因叙主者胡光墉的历史，并记恭亲王奕诉及文煜等大臣的存款被亏倒，皆可补史传。”[26]（pp.740～741）李氏十一月初七日记中有一大段谈胡光墉事，其中最有价值的部分是指出：“其邸店遍于南北，阜康之号，杭州、上海、宁波皆有之，其出入皆千万计。都中富者，自王公以下争寄重资为奇赢。前日之晡，忽天津电报言其南中有亏折，都人闻之，竞往取所寄者，一时无以应，夜半遂溃，劫攘一空。闻恭邸、文协揆等皆折阅百余万。亦有寒士得数百金托权子母为生命者，同归于尽。”[25]（第14册，pp.10100～10101）对胡光墉破产案，清廷责令浙江巡抚刘秉章清查，其子刘体智所著《异辞录》追记此事，可与《越缦堂日记》互相印证。“光墉藉官款周转，开设阜康钱肆。其子店面遍于南北，富名震乎内外。佥以为陶朱、猗顿之流，官商寄顿赀财，动辄巨万，尤足壮其声势……未久光墉以破产闻……文协揆存款三十五万，疏请捐出十万报效公帑，其余求追，以胡庆余堂药肆之半予之……其外，京朝外省追债之书，积之可以丈尺计。”[27]（pp.85～87）文协揆，即协办大学士刑部尚书文煜。素有富名。文煜被给事中邓承修参劾后，奏称存阜康号银为36万两，上谕“所奏尚无掩饰，唯为数较多，著责令捐银十万两……以充公用。”[28]（pp.261～262）王公大臣纷纷把钱存在阜康号，以谋取高利，可见清朝已腐败到了什么程度。
李氏日记中，还有涉及辛酉政变的情况。咸丰逝世后，那拉氏急欲垂帘听政。“咸丰十一年八月初四庚申，当国有议请母后垂帘者，属为检历代贤后临朝故事。余随举汉和熹（和帝后）、顺烈顺帝后）、晋康献（康帝后）、辽睿知（景宗后）、懿仁（兴宗后）、宋章献（真宗后）、光献（仁宗后）、宣仁（英宗后）八后，略疏其事迹……其稿别存。”[25]（第3册，p.1890）据黄濬考，李慈铭检考太后临朝史例，乃受周祖培之嘱。周时任大学士，由恭亲王示意，与贾桢等上疏请会议皇太后面见臣工礼节，及一切办事章程[29]（pp.811～815）。
《越缦堂日记》还保留有不少社会经济史料，可供后之治史者参考。张德昌利用《越缦堂日记》，写了一本《清季一个京官的生活》，生动、具体地揭露了京官与外官的互相勾结以及京官的享乐生活。清朝京官俸禄微薄，而外官则除俸给外有很多直接搜括剥削百姓的办法和机会，但外官也必须把贪污所得的一部分用于“馈赠”京官，以“通声气”、“保位”、“求升擢”。以光绪元年至十四年计，李慈铭的馈赠收入超过官职收入的有十一年，低于官职收入的只有三年。光绪八年（1882年）官职收入为194．8两，馈赠收入为609两，后者竟达前者的3倍多[30]（p.228）。有了外官的馈赠（节寿送礼以外，还有“别敬”、“炭敬”、“冰敬”等名目），京官就得以过着侈糜享受的生活。他们讲求居处、饮宴、服饰、车马，追逐声色，内蓄姬妾（李慈铭有三妾），外养歌童，在清朝大厦将倾的时候，仍然醉生梦死，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李慈铭有一天“良心发现”，在光绪三年十一月八日的日记记道：“得三妹前月二十八日书，惊闻仲弟之讣……其殆以饥寒死耶！余读书四十年，窃官铜臭，而令弟以馁死，其尚得为人类耶？余虽穷，而计今年酒食声色之费，亦不下百金。通计出门七年以来，寄弟者不过十金耳！”[25]（第11册，p.7647～7648）
张德昌根据《越缦堂日记》，还整理了“有关钱银比值变动的记述”（咸丰七年至光绪十三年）、“有关物价的资料”（咸丰六年至光绪十五年）、“有关工资的资料”（咸丰七年至光绪十四年），都是很有价值的经济史料。
2．罗曼·罗兰的《莫斯科日记》
有些文人日记集中于一段时问谈一个主题，内容虽不多，但后人要了解这段时问的这个问题，是必须参考的。《莫斯科日记》就属这类日记。
1935年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应高尔基之请访问苏联，6月23日到达，7月21日离开莫斯科返回瑞士，逗留近一个月。罗曼·罗兰把他这一个月的日记亲自打印，装订成册，题为《我和妻子的苏联之行：1935年6月—7月》。在原稿标题页上写有题词：“未经我的特别允许，在自1935年10月日起的50年期限满期之前，不能发表这个本子——无论是全文，还是简录。我本人不发表这个本子，也不允许出版任何片段。”
罗曼·罗兰热烈赞扬苏联社会的新气象，说：“我从这次旅行中得出的主要印象与感觉到无边高涨的生命力和青春活力的强大浪潮有关；高兴地意识到自己的力量，为成就而自豪，真诚地信任自己的事业和自己的政府——这是成千上万、甚至千百万苏联男女所体验到的情感……不可能相信，这种齐心协力是由上面的某种指示指使的……在世界历史上，每一个新时代都是由这种时刻开始的。必需的只是最终的胜利。这将由未来决定。”[31]（pp.109～110）但罗曼·罗兰对苏联并非一味歌诵，他也看到一些严重问题，并深为忧虑。例如，政府封锁国外的消息，造成人民对外国的误解。“可是，成果的获得（成果是有的，这一点对千百万人来说是没有疑问的）并非没有众所周知的和严重的损失。甚至高尔基也当着我的面对正在蜕化成虚荣心的自尊感的滥用表示可惜，仅仅意识到正当地完成了职责，已足以使工人们保持这种自尊感。此外，不仅他们个人的自尊或者工作自尊，而且苏联公民的自尊，都以歪曲真相的代价而得到强化。来自国外的消息本来能使苏联劳动者对他们国境之外的世界上的事态具有正确的概念，但这种消息却遭到系统的隐瞒和歪曲。我确信，他们倾向于低估，并且有时甚至过分低估其他民族的生命力。即使资本主义的政府和制度是他们的敌人，也不能低估它们的生存力……青年不可能自由地将自己的智力成就和思想与他们的西方朋友的成就相比较。真担心有朝一日突然发生这样的事，就会产生动荡。”[31]（pp.112～113）罗曼·罗兰的话不幸而言中，几十年后苏联青年一旦了解西方真相，思想便“动荡”起来，由看不起西方一变而为盲目崇拜西方。
罗曼·罗兰指出的另一个严重问题，是苏联上层的特权和他们的生活水平远远超过普通群众。他说：“组成国家精华的精英人物不应该脱离国家，因为精英人物的真正作用就在于养活国家，与国家融为一体。精英人物不应该为自己攫取荣誉、福利和金钱的特权……布尔什维克的成员所获得的最高工资，少于有功劳的非党劳动者有望获得的最高工资。可是，不必被这种分配所迷惑，因为它很容易被绕过。共产党的活跃成员利用其他特权（住房、食物、交通工具等）代替金钱，这些特权确保他们能过上舒适生活并拥有特殊地位……像高尔基这样善良和宽厚的人，也在吃饭时（虽然自己难得碰一下吃的东西）浪费够许多家庭吃的食物，不知不觉地过着封建领主的生活方式（而且并不因此感到任何享受——对他来说，最大的快乐是伏尔加河上的搬运工工作！）……了解下述这一点就已足够：宫廷中的上层达官显贵（即使应该得到这种恩赐）过着特权阶级的生活，但人民却仍然不得不为了谋取面包和空气（我想说的是住房）而进行艰苦的斗争。”[31]（pp.115～117）罗曼·罗兰在1935年7月16日的日记中还写道：“我发现，在他（指高尔基）的家里，继续在滥用服务人员的时间，而且谁也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服务人员在所有客人都离去后才能上床睡觉，不早于夜里两点，而早晨7点就得起床。”[31]（p.86）20世纪30年代，当苏联上层的特权现象刚刚出现时，罗曼·罗兰就敏锐地看出了问题，可谓远见卓识。以后这种现象愈演愈烈，到勃列日涅夫执政时，特权阶层已经形成。
3．陈白尘的《牛棚日记》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受到迫害，陈白尘的《牛棚日记（1966—1972）》留下了一份令人悲愤的记录。
1968年6月23日：“下午文联各协会与生产队联合举行斗争大会，第一次被施以‘喷气式’且挨敲打。每个人都汗流如雨，滴水成汪。冰心年近70，亦不免。文井撑持不住，要求跪下，以代‘喷气式’，虽被允，又拳足交加。”[32]（p.98）
1970年7月23日，陈白尘已在湖北咸宁干校，是日记有劳动情况：“晨5时起床，再赴打谷场上劳动，至12时休息。晚7时接班夜战，9时许暴雨突来，转入抢场战斗，极为紧张。雨如倾盆，赤身应战，抢毕便战栗不已，几不可支，乃穿雨衣御寒。10时后雨停，继续打谷至夜3时收工。估计路滑难行，至家需两个小时，而明晨9时半又得起床前来，便请求留在场上休息，不料又碰了一个大钉子！我辈之人难道会搞破坏吗？愤愤。不得已拖着如铅的双足归去，至宿舍果已超过五点了。此种劳动安排只能是折磨人！”[32]（p.182）
1971年8月8日：“侯金镜同志今晨突然逝世，令人悲痛难已！昨日他随菜班来大田劳动，返连以后S还要他为菜地担水，连续挑水10担。夜10时，心脏病猝发，不及抢救，延至凌晨溘然长逝。S这个‘积极分子’是间接的杀人犯！侯是有名的病号，即便不给照顾，也不能如此折磨人啊……一个相当好的党的干部遭到如此下场，是一大悲剧！”[32]（p.216）
（二）学者的日记——《朱自清日记》
《朱自清日记》始于1924年7月28日，迄于1948年8月2日，前后共二十余年。朱自清写日记，完全是供自己看的，内容真实可信。朱自清的夫人陈竹隐在朱逝世后的三十多年里一直把日记保存着，从未公开。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对“五四”文学及其作家们包括朱自清在内的研究受到重视，陈竹隐决定接受友人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建议，把日记发表。朱自清的儿子朱乔森在“编后记”说：“作者生前曾对夫人陈竹隐说过，他的日记是不准备发表的。正因为不准备发表，也就更直率地记录了他对许多人和事的看法，和更多地记录了他内心真实的感情活动，还记载了一些纯属个人的生活琐事。”[33]（p.569）总之，正因为这部日记是不准备发表的，展示给我们的，就是作为一个普通人的作者在日常生活中对自己真实的写照。”[33]（p.571）
《朱自清日记》生动地记录了他的日常生活。朱好美食，1933年2月12日：“平伯以法国面包房奶油蛋糕见飨，美甚，余所未尝。”1934年3月25日，谈吃有名的谭家菜的感受：“谭宅菜味厚重。鱼肚炖鸡及大开乌、松子山鸡等均佳，白菽馅饺子尤特别有风味。”[33]（p.196；p.287）朱虽好美食但有胃病，故时常提醒自己不要贪吃。1939年6月11日：“肠胃不适。想起了王大夫告诉我的一句谚语：参加盛宴的人是用牙齿掘自己的坟墓。”[34]（p.30）从这则日记中，我们知道了王大夫的警句，真可谓给一切老饕敲响了警钟。
朱自清勤奋好学，又很谦虚，故能有很高的成就。日记中有多处记他的读书计划。1936年9月12日：“我决定每周读一本中文书，每月读一本英文或日文书。”（书单略——笔者）[33]（pp.435～436）1939年11月29日：“读《文人》季刊，从中得到很多知识。学无止境！应多读点东西。”[34]（p.64）朱还常常听其他学者的讲演。1940年12月29日：“听李方桂先生讲课，谈学习方法、少数民族语言的问题。（以下摘记李的讲课内容——笔者）”[34]（p.71）1942年11月10日：“参加汤教授（汤用彤）关于‘隋唐佛教之特色’的演讲会……汤教授列举四点……演讲清晰，声调平稳，令人赞佩。”[34]（pp.208）
朱自清很谦虚。1943年2月4日：“讨论我与浦、闻、钱等合译的一首诗之意义，他们都给我很好的解释，从未想到我理解英文诗的能力如此可怜。”[34]（p.224）朱自清对自己要求十分严格。1933年9月23日：“上国文，讲错一句，惭愧之至！惭愧之至！”[33]（p.250）1934年7月27日：“两个月来学无所成，颇感失望。”[33]（p.309）
朱自清的日记中还保存了一些文艺方面的珍贵史料。例如，1935年12月1日记北平市各书茶社演说评书人姓名、书目及地点，计白天119人，灯晚15人。其中有连阔如说的《明英烈》，地点在天桥北赵椎子胡同连和轩。有关评书方面的这一史料，如果没有朱自清日记的记载，今天要找到是很困难的[33]（pp.391～392）。
抗日战争结束后，朱自清积极支持反对蒋介石统治的学生运动。1948年6月，他签名于抗议美国扶植日本和拒绝领取“美援”面粉的宣言。6月18日日记写道：“我在拒绝“美援”和“美援”面粉的宣言上签了名，这意味着每月使家中损失六百万法币，对全家生活影响颇大；但下午认真思索的结果，坚信我的签名之举是正确的。因为我们既然反对美国扶植日本的政策，就应采取直接的行动，就不应逃避个人的责任。”[34]（pp.511）
除经济困难外，朱自清当时的身体状况已极衰弱，6月11日称体重，只有38．8公斤。这年8月12日，朱自清在贫病交加之中逝世于北平。毛泽东说：“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肯倒下去，不愿屈服。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写朱自清颂，他们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35]（pp.1495～1496）
（三）记者的日记——威廉·L．夏伊勒：《柏林日记》
有些记者，工作能力强，因职务关系接触人物多，消息灵通，多知内幕，他们的日记也颇有史料价值，如夏伊勒的《柏林日记》。
夏伊勒是美国著名记者。1934年，夏伊勒任《纽约先驱论坛报》驻欧洲记者。1935年，他前往柏林，隶属于威廉·兰道夫·赫斯特的环球新闻服务社。赫斯特解散环球新闻服务社后，夏伊勒被爱德华·R．莫罗聘用，加入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无线电广播组。《柏林日记》的内容十分丰富，包括希特勒和纳粹党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过程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的战争情况，写得具体、生动、真切，1941年7月出版后大受欢迎，到8月已印了35万本。以下挑选两个问题，谈谈《柏林日记》的史料价值。
第一个问题是假战和法国的战败。
德国于1939年9月1日进攻波兰后，英、法两国虽然不得不对德宣战，但仍幻想与德国有讲和的可能，于是坐视波兰的危亡于不顾，并未乘机在西线发动进攻，是即历史上所谓的“假战”。1939年9月10日夏伊勒日记：“在英法宣战一周后，普通德国人开始纳闷，这是否真的是场世界大战。他是这么看问题的……它们（指英法——笔者）与德国正式处于战争状态已有一周之久。但这是战争吗？他们问道。的确，英国人派了25架飞机轰炸威廉港。但如果这真的是场战争，为何只派出25架飞机？而且如果是场战争的话，为何只在莱茵区撒了几张传单就算完事？德国工业的心脏地带就位于法国旁边的莱茵河沿岸地区。将波兰人炸得粉身碎骨的军火大部分来自那里。然而还是没有一个莱茵区的工厂挨过一颗炸弹。这是战争吗？”[36]（p.159）1939年10月10日：“今天早晨在从卡尔斯鲁厄沿莱茵河去巴塞尔的路上，我们经过约100英里的法国边境。没有任何战争迹象，列车服务员告诉我，自从战争开始以来这条前线还从未开过一枪。当列车沿着莱茵河行驶时，我们可以看到法国碉堡，在许多席子的遮掩下，法国人正在建造堡垒。在德国这边也是同样的景象。部队似乎遵守着一项停火协议。他们相互在对方的视野和射程中毫不隐蔽地干着自己的事儿。实际上，一发法国75毫米炮弹就可以将我们的列车干掉。德国人在铁路上运输火炮和补给，但是法国人并不干扰他们。真是一场奇怪的战争。”[36]（p.180）
1940年5月，德军在西线发动全面进攻，6月22日法德停战协定签字。拥有300万大军、号称欧洲头等陆军强国的法国，仅仅6个星期就被打败了。《柏林日记》对法军的没有认真进行战斗，有十分具体、生动的描述。
1940年6月27日：“但是从我在比利时和法国所看到的情况、与两国境内的德国人和法国人以及与沿路的法国、比利时和英国战俘交谈的内容来看，结论似乎是很清楚的，那就是法国没有战斗。即使法国进行了战斗，那能够证明这一点的根据也很少。不仅是我一个人，我的几个朋友也由德国边境沿着主要公路驱车到巴黎并且返回。我们都没有看到发生过激烈战斗的迹象。法国的田野没有遭到破坏。没有在一条绵延不断的战线上发生过战斗。德军是沿着公路发动进攻。甚至在公路上也没有迹象表明，法国人除了骚扰敌军以外，还采取过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而这种骚扰性的行动也仅限于城镇和乡村。但是，仅仅是骚扰和迟滞行动而已。没有试图在一条战线上停下来，并且发动有组织的进攻。
既然德国人选择在道路上进行这场战争，为什么法国人不阻止住他们？对于炮兵来说，道路是理想的目标。然而，我还没看到法国北部有一码道路毁于炮火。在驱车前往巴黎的途中，经过了德军发动第二次攻势的地区。一名错过了此次战役的最高统帅部军官不停地唠叨说，他不能理解这场战役，在那座控制这条道路的高地上，茂密的森林为炮兵提供了绝好的掩护，法国人一定知道可以在那里部署几门火炮。只要少量几门炮，就可以完全控制这条道路，他反复不停地说道。当他研究地形时，还差点叫我们停车。但是在那些林木茂密的高地上并无火炮，在道路上面及四周也没有发现弹坑。庞大的德军几乎是不发一弹便通过了此处。
法国人炸毁了许多桥梁。但是他们也保留了许多具有战略意义的桥梁，特别是在缪斯河上。这条河因其河谷深峻、林木茂密而成为一条天然的、难以逾越的防线。不止一个法国士兵在与我交谈时认为，这里面有卑鄙的阴谋。
我在法国没有见到一处公路埋设了地雷，在比利时也只见过两三处埋了地雷，但仅此而已。法国人在城镇和乡村里匆忙地设置了反坦克障碍，往往是用石头和破烂堆积而成。但是，德国人几分钟便可以将其清除。而地雷爆炸造成的巨大弹坑，是无法在几分钟内便填平的……许多法国战俘说道，他们从未看到过发生战斗。当一场战斗似乎迫在眉睫时，便传来了撤退的命令。也正是这种在战斗开始前或至少是战斗尚未决出胜负时不断下达的撤退命令，瓦解了比利时军队的抵抗。
我在贡比涅曾与之交谈过的一名德国军官说：‘法国坦克在某些方面要优越于我们的坦克。它们拥有更厚重的装甲。有些时候（可能会持续几小时）法国坦克部队能够英勇地战斗。但不久，我们就会清楚地感觉到他们有些心不在焉。当我们了解到这一点并据此采取行动后，战斗很快便会结束。’一个月前，我会将此类言谈归之于纳粹宣传。但现在我相信了。
另外一个谜团是：当德军在莫伯日至色当一线突破法比边境后，他们声称德国几乎是不发一弹便顺利穿越了法国北部。当他们抵达大海时，布洛涅（Boulogne）和加莱主要由英军防守。整个法国军队似乎是瘫痪了，无法采取最起码的行动，哪怕是最微小的反突击行动。
是的，德国人拥有空中优势。没错，英国不提供他们能够也应该提供的空中力量。然而甚至这些也无法解释法国的失败。从所见到的情况来看，空军在这场战争中的威力被人们夸大了。人们可以读到关于对道路上的盟军纵队的大规模空中攻击。但是你在道路上看不到什么证据。根本没有炸弹坑。当然，德国人的办法是先用机枪扫射道路上的部队，当他们都分散到路边时再投弹轰炸。这样便避免了破坏道路，可以供德军随后使用。但是此类迹象也很少。在道路两边或附近田野里，时不时会看到一个炸弹坑——但绝不足以摧毁一支军队。德国空军的致命攻击发生在敦刻尔克，英国人在那里顽强地阻击了德军达10天之久。
那么，从总体上看，虽然法国在个别地点勇敢甚至是顽强地进行了战斗，但当德国人首次突破后法军很快就瘫痪了。随后，几乎未经一战，法军便全面崩溃。首先，法国人像吸了毒一般失去了战斗意志，即使他们的领土遭到了最为痛恨的敌人入侵。第二，在最高统帅部和高级战地指挥官中间存在着阴谋或罪恶的玩忽职守。在大批部队中，共产党的宣传取得了胜利。他们的口号是：‘决不战斗。’从来没有发生过这么多部队背叛祖国的行为。”[36]（pp.327～331）
1940年7月10日：“汉斯来看我。他刚从法国与西班牙边境的伊伦（Irun）开车到柏林。他说，他无法理解昨天在凡尔登看到的景象。那里的房子没有一所受损。在上次大战时则恰好相反，当时凡尔登没有一所房子完好无损，但它始终未曾沦陷。从这一点，你就可以看出1914—1918年与1940年的差别。”[36]（p.341）
关于法军不战的原因，戴高乐亦有论述，可与《柏林日记》互相印证。戴高乐在《战争回忆录》中写道：“在我回到凡根堡的指挥部以前，我和总理在一起住了几天……那几天使我充分看到政府窳败到了什么程度。在各党派、各报纸、各行政机构、各企业和各工会内，都有有势力的团体公开赞成停止战争的意见。消息方面灵通人士认为，这是贝当元帅的意见。他是我国驻马德里的大使，据说他从西班牙方面得知德国人极愿出面调停。到处都有人说：‘如果雷诺倒台，赖伐尔将由贝当抬出来执政。这位元帅实际上可以使最高统帅部接受停战条约’……必须指出，某些人认为与其说希特勒是敌人，不如说斯大林是敌人。他们更加关心的是如何打击俄国，是通过援助芬兰的办法呢，还是轰炸巴库，或者是从伊斯坦布尔登陆。至于如何对付德国则很少关心。”[37]（p.28）
第二个问题是1940年8月—10月的不列颠之战。在战争中，在统计战果时，总是夸大对方的损失而缩小己方的损失，这几乎已成为一种惯例。《柏林日记》记录有德国方面的战报。1940年8月11日：“今天在英国海岸发生了战争以来最大规模的空战。德国发布的英方损失数字一整夜都在不断增加。一开始，德国空军声称，英机被击落73架，德机损失14架；然后是79架比14架；最后到午夜时变成89架比17架。实际上，当我将下午和晚上德方零星公布的数字加在一起时，英机损失数高达成111架。德国空军撒谎速度如此之快，以至于自己公布的前后数字都不相符。”[36]（p.354）1940年8月13日：“今天是德国对英国发动大规模空袭的第三天。昨天德国空军公布的战果是71比17。今晚的战果是69比13。每天伦敦方面公布的英方战果统汁数字几乎刚好是倒过来。我怀疑伦敦的数字要更真实一些。”[36]（p.354）1940年8月18日：“……更令我感兴趣的是在德文《布鲁塞尔日报》上刊登的最高统帅部公报。据它报道，在周五（指8月16日）的不列颠空战中，英国损失了83架飞机，德国损失31架。而我们那位真诚的梅塞施米特战斗机的小飞行员却告诉我们说，在周五几乎没有看到英国飞机。皇家空军也几乎没有进行抵抗。”[36]（p.365）
当时任英国外交部常务次长的卡多根在他的日记中对英德空战双方损失的记载，则与德方的恰恰相反，是英方损失少而德方损失大。1940年8月12日：“昨日（指8月11日）空战令人满意。打下（德机）62架，（我方）损失25架。”[38]（p.320）8月14日：“昨天（指8月13日）的空中战斗令人惊奇。我们肯定击落75架（德机）……我方损失13架，但除3人外其他所有飞行员都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