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六十年来，河南魏晋南北朝时期考古发现与研究取得了重要收获。本文在城址与遗址、墓葬、佛教文物等几个方面概述了河南省该时期的重要发现，并在此基础上，对城址布局，墓葬分区、分期的研究，中外文化交流和早期石窟寺等遗迹的研究进行了总结。
【关 键 词】河南；魏晋南北朝；六十年；发现与研究
【作者简介】胡永庆，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魏晋南北朝时代是我国历史上的大分裂时期，自公元220年东汉亡至公元589年隋统一全国，共经历370年。这时期的考古学特征是：地方特色比较浓厚，过渡性比较显著，不少遗迹遗物凸现出军事需求，而反映各民族间文化交流的遗迹遗物更为引人注目，佛教遗迹保存较多，佛教雕刻绘画艺术得到发展。
河南在魏晋南北朝时代仍是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曹魏、西晋、北魏都把河南洛阳作为都城。上述三朝的皇陵也都在洛阳附近。对于该时期遗迹、遗物的考古调查，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开始了。新中国成立后，大规模地开展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考古工作，在研究方面，有关古代城址布局、墓葬分区分期、中外文化交流和早期石窟寺等遗迹的成果较为突出。
一、魏晋南北朝遗址
（一）魏晋洛阳都城
洛阳故城是东汉、曹魏、西晋和北魏的都城。曹魏定都洛阳，是在东汉洛阳城的废墟上重建都城，其规模不超过东汉。西晋时城的形制和布局亦无太大变化。但是，魏明帝曹叡仿效其祖父曹操在邺城西北部筑铜雀台等三台的经验，在洛阳城的西北角也建筑起了金墉城。由南北三个相连的小城组成，平面呈“目”字形，各有门道相通。北面和中间的小城位于大城外，南面的小城位于大城之内。最北面的小城傍依邙山，地势高亢，四面的版筑土墙依然屹立于地面之上。中间小城上立东、西城墙，连接南北两小城，地势斜长平坦，墙基多已埋入地下，宽约12米。南面小城的西墙和北墙为大城的西北城角，东墙和南墙夯筑也甚牢固。金墉城内有不少宫殿建筑，如光极殿、百尺楼等。在城内发现20多座夯土台基，还有砖地台基面，应是宫殿的遗存。
金墉城实际上是军事性的城堡，具有制高点的作用。由于魏晋时战乱频仍，出于军事上的需要，在洛阳城的西北城墙外壁和金墉城的外壁设置了许多夯筑墩台，其形制和作用如同后世的“马面”。墩台为长方形，为魏晋所筑，北魏时对个别墩台进行小砖加固。北城墙一号墩台已发掘，依城墙而建，通体夯筑，由基础和地上建筑两部分构成。这种墩台——马面的出现，是中国古代城市制度史上的一个创举①。
1965年春，考古工作者清理了汉魏洛阳宫城西北部的一座方形夯土台遗迹②，土台边长250米，高2.50米。夯土台内有一用砖砌的圆形建筑，周壁上残存4个直槽，应是壁柱的遗迹。圆形建筑的底部中间有一个直径0.70米的圆形砖砌小池。有学者根据清理出的遗迹进行复原研究，认为此建筑可能是藏冰的冰室，其上可能有一座避暑降温的殿堂。其年代为东汉至北魏。此建筑很可能是《永乐大典》九五六一卷所载东汉、曹魏和西晋洛阳城图中的“清暑殿”。
（二）北魏洛阳城
北魏在洛阳建都，仍利用东汉、魏晋的城墙。东汉以来的12个城门，除开阳门外，都在魏晋或北魏时改了名。此外，孝文帝初到洛阳时，在西城墙北端靠近金墉城处新开了承明门，从而使城门增为13个③。
北魏洛阳城最重要的改变是废除了东汉以来南北两宫的制度，建立了单一的宫城。北魏都洛阳后，把宫城建在北宫附近。据勘探，宫城的位置在全城的北部略偏西，是在汉魏北宫的基础上兴建的。宫城有门4座，东、南墙各1门，西墙有2门。在南墙近西段处，有一门址，便是宫城的正门——阊阖门的遗址。正殿太极殿在宫城的前部，正对阊阖门，其基础南北宽60米，东西长约100米，高约4米，规模甚大。
由于宫城范围和个别城门位置的改变，导致城内的街道也有许多变化。城内发现8条街道，东西向和南北向街各4条。其中阊阖门至宣阳门的南北大街——铜驼街为全城的中轴线，宗庙、社稷和太尉府、司徒府等建筑均分布在铜驼街的两侧。
对于北魏洛阳外郭城的考古勘探和发掘工作，早在1954年就进行了④，1960年代对城址北城垣进行实地勘探，1970年代和1980年代又相继对西城垣、东城垣进行了勘探、试掘。先后发现了北魏外郭城的北、西、东三面城墙，内城门大道穿外郭城城门而过，阙口及路土皆被发现。通过试掘外郭城垣夯土，从文化层堆积及夯土内涵的文化遗存来判断，时代为北魏是确定无疑的⑤。
外郭城南城垣至今尚未发现其遗存。有学者认为，当时的洛水已在城南起到防御作用，可能就未修筑外郭城的南城垣⑥。另外，勘查外郭城垣时，在穿行外郭城址的位置上，寻找到几处城门遗迹。
《洛阳伽蓝记》中关于外郭城内的佛寺、市场、里坊、桥等位置的描述，一般是按内城各城门“御道”的里数和方位来确指的。现已陆续确定了九条“御道”。这些大道的确定，基本上能勾画出北魏洛阳城内平面布局的框架。在主干大道的两旁也勘探到一些较窄的路土和夯土遗迹，这为调查北魏洛阳城的里坊布局打下了基础。有学者自洛阳出土的北魏墓志资料入手，探讨有关北魏洛阳城的里坊问题⑦。洛阳出土北魏墓志近300方，其中涉及里坊的墓志，大约130余方。根据这些墓志资料，进一步丰富了里坊的研究内容。仅里坊的名称，就由原来的43增加到88个。里坊的分配大致还有一定的标准，有以官位为主的，有以族姓为主的，还有以伎作为主的。
考古工作者还对与北魏洛阳城有关的水道进行了勘探，如谷水、阳渠、长分沟的流向及方位，北魏时洛阳的确切位置等都取得显著的成果。这些河道遗迹的勘察，对于研究城市的布局规划，古代都城的供水问题等都是一个重要的课题。
1985年以来，为配合城乡基本建设，在北魏洛阳西郭城内，阊阖门外御道和西阳门外御道之间进行了大面积的考古钻探和发掘⑧。这一地区分布着东汉以来著名的白马寺和北魏洛阳最大的商业市场“大市”。此次钻探和发掘发现了一些坊间道路和不同类型的房舍、窖穴，为进一步弄清里坊布局和手工业作坊提供了线索，在清现出的一大批有价值的古代文物中，北朝瓷器和釉陶尤为重要。
北朝瓷器有青瓷、黑瓷两种。青瓷有杯、壶、碗、盏、盏托、钵、盘、盂、多足砚等。黑瓷有碗、杯、盂等。釉质透明度差，少数釉质清亮，施釉以满釉和蘸釉为主。青瓷上饰弦纹、三角纹、莲瓣纹，为先刻花后挂釉。黑瓷饰弦纹。这批北朝瓷器是近年来考古发掘中所见北方瓷器中的精品。从产品质量看，北方烧瓷技术已趋成熟；同时已可看出北方制瓷业的发展趋势，即由烧青瓷向白瓷转化。它们地层关系清楚，时代准确无误，应为产自北方的民用瓷。同时出土的还有釉陶类器物，有碗、杯、盏、罐等，有单色釉，有两彩釉陶。特别是釉下彩釉陶，色泽鲜明，花色较多，釉质莹润明亮，工艺精湛，其纹饰结构及风格仿波斯萨珊玻璃器，但从釉陶胎、形制看则可定为本地所产。釉陶的出土，为研究古代中外文化交流提供了珍贵资料。其中两彩釉陶，从其陶胎、施釉方法及釉色的组成看，似与后来的唐三彩之间有着渊源关系。
2001年秋～2002年春，对北魏宫城正门阊阖门遗址进行发掘，全面揭露了城门楼台基、门前左右双阙台基、阙间广场及城门两侧东西院落的一部分。城门楼位于宫城南墙缺口北侧数十米处，坐落在一个长约44米的长方形大型夯土台基上，周边设有8条漫道，其中南北侧各3条，分别正对城门楼3个门道；在门前安置的左右双阙，直接坐落在宫城南墙门址缺口的两侧；城门基址东西两侧分别为由土窄墙围起来的两组院落，各有院门。阊阖门、阙、墙之间这种独特的平面关系和布局为以往工作所不见⑨。
2008年至2009年，对北魏宫城二号宫门遗址进行了发掘。它是北魏时期的一座三门道殿堂式门址，除不设双阙外，其规模大小、形制结构都与阊阖门相似⑩。
北魏佛教盛行，洛阳佛寺竟达1367座，其中最大的一座是永宁寺，建于北魏熙平元年（516年），规模浩大，建筑宏伟。永宁寺遗址东北距北魏宫城南门基址约1千米，东约250米处即为北魏铜驼街遗迹。寺院平面呈长方形，四周有夯土围墙，周长1040米，中心为塔基遗址（11），高出现地面约5米。基座呈方形，分上下两层，皆为夯土版筑而成。下层基座是当时就建于地下的基础部分，夯土厚2.50米以上。在其中心部位筑有上层夯土台基，四面用青石垒砌包边，这应是建于地面上的木塔基座，长宽均为38.20米，高2.20米。四周清理出一些兽形石雕，当为“螭首”之类的装饰构件。台基四面正中部位各有“慢道”一条。在第五圈的檐柱之间，发现有残墙基，在残存的墙基与白灰地面处，保存有门窗痕迹。在台基中部有一座用土坯垒砌的方形台，台的东、南、西三壁上，保存着5座壁龛，塔基范围内出土大量的泥塑佛像，可能就供奉于这些壁龛之中。除佛像之外，还有供养人的造像。这些泥塑造型精细，形象生动，要比同时期的石窟造像更加细腻、逼真，是我国古代雕塑艺术珍品（12）。在土坯实心体北壁还有供人登塔的木梯遗迹。在塔基中部尚有1.70米见方、深5米的坑，似为木塔的地宫。永宁寺的建筑布局，是以佛塔为中心，佛事活动主要围绕佛塔进行。据《洛阳伽蓝记》载：“永熙三年（536年）二月，浮图为火所烧……火经三月不灭。”从残存遗迹看，此塔确系焚毁于大火。
（三）渑池铸铁作坊遗址
1974年，在渑池火车站东南不远，发现一处东汉至北朝时期的铸铁作坊遗址（13）。遗址南北长250米，东西宽220米。在遗址北侧，发现一处大约是北魏时期遗留的铁器窖藏坑。坑为圆形，坑内窖藏铁器4195件，比较完整的1300件，器类达60种以上。
铁范152件，其中包括铁板范、双柄犁范、犁范、铧范、锸范、镞范、斧范、镰范、锤范、碗形器范及锄形器范等。部分铁范上有铭文，如“渑”、“津”、“阳成”、“周左”、“渑左”以及“渑池右”等字。
铁器4043件，包括手工业工具、农具、兵器、生活用具及其他。很多农具铸有铭文，大部分为产地，如“渑左”、“渑右”、“新安”、“新安左”、“夏阳”及“绛邑冶右”等。兵器有斧、镞、矛、剑、镦等。其中斧最多，为431件。生活用具及其他器具有釜、鏊、甑、灯、案形器、炙炉、铁权、车饰和网坠等。
铁材共出有750公斤左右，都是白口铁，一种是三角形铁锭，一种是圆形铁饼。还出有铁质很差的渣块烧结铁。
经化验和研究，认为这是中国早期钢制用具和工具的一次重要发现。铁器原材料包括了除合金铸铁之外，今天所有的生铁品种。其中低硅灰口铁含硅只有0.21％，从现代技术看是很难达到的，可称铸铁史上的奇迹。还发现了可以代替锻钢的类似现代球墨铸铁的球墨组织等。这类高水平的冶铸技术，虽然在汉代已经出现，但渑池窖藏进一步表明魏晋南北朝时期又有了新的进步和推广。
（四）巩义白河瓷窑遗址
白河瓷窑遗址位于巩义市东5千米的北山口镇白河村，2005年至2008年，考古工作者对白河瓷窑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14）。白河窑的文化堆积内涵丰富，延续时间长，其中北魏和唐代堆积最具代表性。在清理的众多遗迹中，以烧制白釉瓷器和青釉瓷器的北魏窑炉以及出土北魏白釉瓷器和青釉瓷器的灰坑等最为重要。
北魏窑炉（IIIY1）残长13.70米，由窑前工作坑、火膛、窑室和烟囱组成。窑前工作面为长方形，火膛平面呈马蹄形，残存高度1.10米，窑室保存较差，窑床平面呈长方形，而护墙和烟囱部分已损坏不存。
在北魏窑炉和灰坑中出土大量瓷器和窑具。北魏瓷器以青釉瓷器为主，白釉瓷器次之，少见黑釉瓷器。青釉瓷器以碗为主，另有盘、豆、钵和盆等。胎壁较厚，器内满釉，器外壁半釉，垂釉现象较普遍。白釉瓷器主要有杯、碗等。器壁厚薄均匀，器内满釉，器外施釉过腹，无垂釉现象，釉色白中泛青。黑釉瓷器主要是碗。北魏窑炉及其产品的发现，为探讨早期白瓷的起源及其演变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物资料。
二、魏晋南北朝墓葬
（一）魏晋皇陵
曹魏自黄初元年曹丕即位至公元265年禅晋，凡五帝45年。据文献记载，曹魏皇陵应在洛阳附近，但由于魏祚较短，又上距汉代很近，墓葬形制和殉葬器皿可能与汉代不易分辨。因此，曹魏皇陵至今尚无确切的线索，有待于将来的考古勘探和发掘来解决。
西晋建都洛阳，皇陵也应在其附近，但有关帝陵的文献记载很少。早年出土的《晋故中书侍郎颖川颖阴荀岳及妻刘简训墓志》和《晋武帝贵人左太冲之妹左棻墓志》，为寻找文帝崇阳陵和武帝峻阳陵的地望提供了线索（15）。传左棻墓志出于南蔡庄北地的鏊子山一带，考古工作者在这一带进行勘探，在南蔡庄以北的山坡上发现一处西晋墓地。这里有墓23座，均坐北朝南，墓地内墓葬布局主次分明，排列有序，显示出死者生前的尊卑关系。研究者将这里的考古发现与左棻墓志和文献相联系，又根据当地的地理条件，初步认定这个俗称“峻陵儿”的墓地就是峻阳陵（16）。
荀岳墓志出自邙山脚下的潘屯至杜楼一带，依此线索，在潘屯、杜楼以北的枕头山找到一处西晋大型墓地。共探出墓葬5座，均为坐北朝南，墓的形制、布局等都与峻阳陵墓地相同。墓地周围残存有陵垣及建筑遗迹。综观这些材料，可以认为枕头山墓地即晋文帝的崇阳陵（17）。由于基本确定了峻阳陵和崇阳陵之所在，为进一步查明西晋宣帝高原陵、景帝峻平陵和惠帝太阳陵奠定了基础。
（二）洛阳魏晋墓
洛阳魏晋墓包括曹魏和西晋两部分。曹魏墓目前发现还不多，以孟津曹休墓、偃师杏园六号墓和涧西正始八年（247年）墓为代表。
2009年4月至2010年4月，在河南洛阳孟津县宋庄乡三十里铺村发掘的曹休墓，为长斜坡墓道砖券多室墓，由墓道、甬道、耳室、前室、后室、北侧室、南双侧室等组成。墓葬土圹东西全长50.60米，南北宽21.10米，深10.50米。其中墓道长达35米，最宽处达9米。所用墓砖可分为条形砖和楔形砖两种。最大的墓砖长46厘米，厚10厘米，重达50公斤，可见墓葬规格之高。在楔形砖上发现朱书“左”、“右”、“第一”、“第二”以及“第三”等文字，且位置排列有序，应为预制。有些砖上还发现有戳记，可以释读出来有王、梁等各种各样的姓氏，应该是工匠的名字。墓内出土有陶器、铜器、铁器、金银器等。其中前室出土1件鎏金铜带钩异常精美。墓内还发现1枚铜印，篆书“曹休”二字。曹休墓是有墓主人姓名记载的曹魏时期的贵族大墓，是曹魏时期的标志性墓葬，为东汉和曹魏时期墓葬的分期提供了标尺，同时对《三国志》等文献具有印证意义（18）。
杏园六号墓，由墓道、前甬道、前室、南北耳室、后室和后甬道等组成。墓道宽大，前后室平面均呈较窄的长方形，前室两侧设耳室。随葬陶器有壶、鼎、奁、案、盆、盘、耳杯及仓、灶、猪圈、鸡等明器。原报告认为“此墓的形制、结构和出土物与曹魏正始八年墓相似，故其时代应与正始八年墓相当”（19）。
曹魏正始八年墓（M2035），由墓道、甬道、墓室、耳室等组成。除墓道外，墓室均用砖砌筑，前室为四面结顶的方形，后室为弧顶长方形。此墓出土随葬品较多，以陶器为主，另有铜器、铁器和玉器，随葬品中以带“正始八年八月”铭文的铁帷帐架而闻名。另外还有玉杯、漆器、铜博山炉、铜锅等（20）。从已发现的曹魏墓葬看，大部分为多室砖墓，与东汉晚期墓葬接近，有前、后二室，前室近方形，设左、右两耳室，耳室内多放置陶器。后室平面长方形。前有甬道和长斜坡墓道。这种平面布局，应是当时流行的形式。总的来看，不论是墓葬结构还是随葬器物，都有简化的趋向。
洛阳西晋墓发现较多。从已发现的西晋墓看，已由多室墓向单室墓过渡，多有甬道和长斜坡墓道，墓道上宽下窄，呈台阶状。因墓葬的规模不同，致使墓葬形制、结构以及随葬器物的品种数量等方面都存着较大的差异。较大型的墓葬墓室多为方形，四壁砌成外凸的弧线状，四隅砌出角柱，有的在甬道处还设有石门。出土遗物中常有金饰和大量的陶质明器，包括镇墓兽、牛车、鞍马及庖厨、家畜、家禽等。陶俑中有高鼻深目的西北少数民族形象，还出现具有时代特征的方形多子槅、翻口罐等器物。也发现一些极简陋的浅葬土坑竖穴墓。在这一时期还出现了记载死者身世的墓志，这正是西晋时期封建等级制度日益严格的反映。
1953～1957年，在洛阳发掘晋墓54座，在洛阳西郊谷水工地和涧西16工区都发现有晋墓；其后，在洛阳西郊又发现8座晋墓。近年来随着城乡基本建设规模的扩大，在孟津、洛阳北郊、偃师、巩义等地都发现有晋墓。
1950年代在洛阳发掘的54座晋墓中，有34座单室墓，20座双室墓。
1991年在孟津三十里铺村南、送庄乡东山头村南等地发掘了一批西晋墓（21）。在三十里铺发掘4座晋中晚期墓，均为大、中型墓。有双室土洞墓、单室砖券墓、单砖室墓等几种形制。这4座墓共出土随葬品89件，有陶器、瓷器、玉器、铜器和钱币5大类。其中有模型明器17件，俑类17件。玉器有玉玦、玉佩、玉片、玉珠等。铜器有弩机等。在送庄乡东山头村南发掘西晋墓1座（M99），为双室土洞墓，内置帐座、多子槅、灶、猪、水斗、耳杯、车、灯、马、女侍俑、磨、甑、釜以及铜镜等。从墓内出土器物看，该墓时代亦为西晋中晚期（22）。
1989年冬，在洛阳市东郊清理了2座西晋墓（23）（M177、M178）。M178是一座单室土洞墓，由墓道、甬道、墓室三部分组成。墓室平面近方形，为穹窿状顶。该墓形制与洛阳的太康八年墓相近。出土的灶、井、奁、猪圈等与洛阳曹魏正始八年墓出土的同类器物相似。但该墓出土的空柱盘、双耳壶、武俑、低圈足碗等少量器物又不见于洛阳地区的曹魏墓中。这说明该墓的随葬品具有从曹魏墓向西晋墓的过渡性质。其年代应为曹魏晚期至西晋早期。M177是一座双室砖券墓，前室平面近正方形，四隅设有曲折砖柱。后室的平面呈长方形。墓内随葬有陶质生活用具、俑类、模型明器、帐座等。该墓形制与杏园34号墓相近，从随葬品的器形变化看，年代晚于东郊M178，为西晋中晚期。
1980年，在洛阳涧西拖拉机厂发现的晋墓中，也出有四系陶罐、鸡头瓷壶、五铢铜钱。其中的瓷鸡头壶在洛阳发现很少，这种青瓷鸡头壶多见于南方，在北方地区少见，由此说明当时江南地区和中原地区间的交往和联系（24）。
通过对典型墓葬的形制、典型随葬品的类型等方面进行分析研究，有学者将洛阳地区的魏晋墓分为三期四段。第一期墓葬以偃师杏园M6为代表，“其前堂后室，两侧对称耳室的基本形式，显然承袭着汉墓的风格。随葬品的种类和形制更是汉风犹存”。由此表明该墓的年代晚于东汉不远，约当曹魏前期。但墓葬形制与东汉晚期相比已出现了较明显的差异，即由横列前堂墓发展为顺室墓，随葬品器形也少有变化。第二期分早、晚两段，分别与曹魏后期和西晋早期对应。第三期墓葬的主要形制和随葬品虽然在第二期已经出现，但至本期才趋于完善和制度化，若干纪年墓葬的出现为准确判断年代提供了可靠的证据，约当西晋中晚期（25）。
（三）河南其他地区魏晋墓
除洛阳外，河南其他地区也发现了一定数量的魏晋墓葬，它们多分布于郑州、安阳以及南阳等地。
1955年，在郑州旧城南发现一座晋墓，其形制与洛阳晋墓相同（26）。从1960年代开始，相继在巩义石家庄（27）、芝田村（28）、北窑湾（29）和仓西（30）发现了一批晋墓。其中芝田村发现较多，共24座，均为土坑洞室墓。其中所出的盘龙砚较为罕见。在南阳也发现一批晋墓（31），墓中有一些用汉代画像石建筑，可谓“废物利用”。
1974年，在安阳孝民屯发现的5座晋墓较重要（32）。这5座晋墓的年代当在西晋末年至东晋初年。其中M154出土了我国目前发现的唯一的一套晋代鎏铜马具，具有较大的学术价值。鎏金铜马具包括鞍具、辔具和前后銮饰，共123件。马鞍带有垂直的前后鞍桥，为了解鞍具的演变提供了实物依据。出土的单马蹬，与东北及南京地区晋墓所出单马蹬不同，且年代较早，证明双马蹬是由单马蹬发展而来的。5座墓内均有头龛，除M197外，头龛内都有牛骨，有的还有狗骨、马骨，由此推断其墓主人应是少数民族的鲜卑人。
2005年至2008年，在安阳固岸墓地发掘5座晋墓（33）。其中M52是一座带有狭长斜坡墓道的砖室墓，出土陶器有多子槅、扁壶、牛车、俑、奁、罐、灶、耳杯、勺、盘、井、碗、釜和圆盒等。
这一时期在河南还发现了一些一墓葬多人的祔葬墓，有学者对此也进行了专门的论述（34）。在河南具有代表性的袝葬墓有洛阳周公庙裴祗墓，葬一家三代4口人；洛阳土孙松墓，葬两代3口人；巩义石家庄墓葬3人。西晋以后，北方的大中型墓以方形或长方形单室墓最为常见，而袝葬墓的平面结构都是两室以上的多室墓，与当时流行的墓葬形制不同。通过对袝葬墓的分析，可概括出有关袝葬墓的几个特点：其一，袝葬墓是三国两晋南北朝时广泛流行的一种埋葬方式。其二，袝葬墓以家庭为单位，袝葬者是墓主人的直系亲属，他们有的同时埋葬，有的后来葬入。其三，祔葬墓绝大多数采用多室墓的形制，墓的形制无定制，根据袝葬者多少而定。其四，因袝葬墓而出现的多室墓既不反映时代的早晚，也与等级制度无关。
（四）洛阳北魏皇陵
北魏自孝文帝太和十八年（494年）从平城迁都洛阳，经孝文、宣武、孝明、孝庄、节闵及孝武六帝，历时41年，其中孝文帝葬长陵，宣武帝葬景陵，孝明帝葬定陵，孝庄帝葬静陵，诸陵均在洛阳。由于日久年湮，战乱频仍，其位置多已失真。有人根据被盗掘的北魏大墓中出土的墓志，推断孟津官庄村之大冢就是北魏孝文帝长陵，小冢就是文昭皇太后陵（33）；邙山乡望朝岭村至冢头村一带的大冢，则很可能就是景陵；洛阳邙山乡上砦村南的大冢，很可能就是静陵；孝明帝所葬的定陵，在长陵、景陵以东15千米太仓村东北、西山头村一带（36）。
北魏帝陵位置的大致确定，加之一大批北魏墓志的出土，证明在黄河两侧的北邙，是北魏统治集团的墓区，这里既包括帝陵，又有一大批权贵的袝葬墓，这种布局形式也影响了唐代的陵墓。
（五）洛阳北朝墓
1955年，在洛阳涧西发现数座平民墓，其中一墓出有“天统五年二月十日岁次乙丑戴仲和铭”墓志（37）。
1965年，在洛阳老城盘龙冢村南的邙山半坡，发现了北魏元邵墓（38）。该墓为土圹洞室，斜坡墓道，墓门用小砖封闭，甬道为拱形顶，墓室近方形，四壁稍向外弧，顶部呈四角攒尖形。墓室右侧有土台棺床。出土陶俑115件，皆为泥质青灰陶，系头和身躯分别模制后，插合成整体。全身施粉彩，服饰、甲胄等又加施朱彩。还有一些动物模型如马、骆驼、驴、牛、猪和镇墓兽等。元邵墓的这批陶俑形象生动，保存比较完整，墓葬形制也比较清楚，是一批具有重要考古价值的资料。甬道中出土的元邵墓志对研究北魏的历史提供了重要资料。
1974年，在洛阳市前海资村西南发现的北魏元墓（39），出土陶俑数百件，并出土元墓志。墓冢系夯筑，圆形，高约20米，直径约35米。墓室近正方形，穹窿顶，全为双复双券。墓上壁和顶部全用白灰涂地，上施彩绘，四壁壁画已被破坏，墓室顶部的“星象图”却保存完整。图中的天象当反映了当时的实际星空（40）。这是我国发现时代较早、幅度较大、星际较多的一幅“天象图”，是研究我国古代天文学的宝贵资料。
1979年，清理的元暐墓（4）出土了墓志、陶器和陶俑等，墓志现存开封博物馆。元暐为北魏统治集团上层人物，该墓的发掘，不仅对北魏墓葬形制有所了解，而且对史书之阙文予以增补。
1985年，在孟津县玻璃厂发现北魏侯掌墓（42）。该墓为单室土洞墓，由墓道、甬道、墓室构成，出土有墓志、陶容器、模型明器、动物模型、俑、车和镇墓兽等。侯掌生前担任燕州治中从事史，是北魏较高级的地方官吏。
1989年，在孟津朝阳附近的北陈村发现一座北魏墓（43）。该墓为单室土洞墓，由墓道、甬道、墓室三部分组成。在墓室东壁保存有壁画，画面动静交融，是一幅不可多得的北魏世俗画卷。随葬品87件，有彩绘陶俑和动物模型、陶质生活用具和明器、金属器等几类，并出土墓志一方。墓主王温是北魏一名异姓将领，该墓的发现，证明了宿白先生关于北魏异姓贵族墓地偏居元姓贵族墓地之外的论断是正确的（44）。
1990年代初，在偃师县杏园村一带又清理了4座北魏墓（45）。其中洛阳刺史元睿墓，由墓道、甬道、墓室构成。从墓志志文可知，元睿出身皇族，为昭成皇帝之后。其他三座墓年代与元睿墓相当。在M4031内出土的一件朱书镇墓罐，承袭了东汉晚期的一些丧葬习俗。
多年来，在洛阳出土过近10具石棺。如1977年在洛阳市郊上窑村发现石棺1具，由棺盖、左右两帮和前后挡6块石板安榫装配而成，棺盖内绘太阳和月亮，棺周身雕人物、神兽、花鸟等花饰。采用阳刻减地和阳刻加阴线。此棺为升仙画像石棺的代表，为研究这一时期的雕刻艺术提供了资料（46）。
另外，还有些石室也很有价值，如著名的北魏宁懋石室（47）。石室的建筑为横长方形悬山式建筑，葬入墓内，作祭奠用。在石室上有画像石刻9幅，有武士像、人物故事画像等，为研究这一时期的石刻艺术提供了资料。
1983年，在洛阳涧水东岸发现1座北周墓（48）。该墓为土洞墓，出土有陶碗、罐、铜饰、铜带钩、铁削和“五行大布”钱2枚。“五行大布”钱铸于武帝建德二年（574年）。北周历史短暂，此期墓葬在洛阳发现甚少，故此墓的发现或可填补此地区北周墓的空白。
（六）孟州、沁阳北朝墓
1979年，在孟州西南2.5千米的斗鸡台，发现北魏司马悦墓（49）。该墓为砖室结构，穹窿顶，墓室为正方形，边长6.75米。墓内除出有一批瓷碗、瓷唾盂和少量陶器之外，还出土有长方形墓志一合。墓志内容丰富，为研究北魏的部分历史，提供了新资料。此外，司马悦墓志书法潇洒稳健，是魏体书法中的上品。
1972年，沁阳市西白乡发现北朝晚期墓1座（50）。该墓为洞室墓，由甬道、墓室组成。该墓早年被盗，残存随葬品有青瓷釉鸡首壶、瓷碗、瓷盅。出土文物中的画像石棺床上饰有线刻人物及鸟兽、花卉图案。
（七）安阳、濮阳北朝墓
1971年，安阳县清岭村发现北齐文宣帝高洋妃颜氏墓（51）。该墓为洞室墓，随葬品有陶瓶、铜钱、玉片，有砖志一方，志文云：“夫人颜氏，字玉光，齐州人也。”
1971年，在安阳县洪河屯村发现北齐武平六年（575年）的范粹墓（52）。该墓为一座坐北向南的土洞墓。墓室平面呈方形，穹窿顶。随葬器物比较丰富，并出土石墓志一合。墓内出土陶俑67件，有武士俑，有头戴尖顶或圆顶风帽、外披套衣的鲜卑侍吏俑，还有仪仗俑、男女侍俑、骑马俑以及陶动物模型和镇墓兽等。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出土的13件瓷器，大部分都很精美。其中有4件黄釉瓷扁壶，壶身满施橘黄色釉，底部有凝脂状酱色釉珠。壶两面均饰有胡腾舞图案，人物可能属于当时西域人的形象。这一现象反映了当时北方各民族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的历史背景。
1975年，安阳县张家村发现北齐和绍隆夫妇合葬墓（53）。该墓为砖室结构。随葬品有200多件陶俑，还有陶动物模型以及灶、磨、碓、井等明器。墓志2合，第一合志文为“齐故东徐刺史和公墓志铭”，第二合志文为“齐故元夫人墓志之铭”。此墓是继范粹墓之后的又一发现，为研究北齐历史增添了新资料。
1958年春，在濮阳城东河寨村发现一座北齐武平七年（576年）的李云墓（54）。墓内出有墓志两合，墓主为李云及其妻郑氏。志文字体笔画流畅，近于楷书，但竖笔保留着魏碑特点。墓内还出土4件青瓷罐以及陶俑。
2005年至2008年，在安阳固岸墓地发掘了北朝时期的墓葬160余座（55）。东魏墓葬90多座，北齐墓葬70座左右。北齐墓均为竖穴土坑洞室墓，墓道为斜坡式或竖井斜坡式，墓室有铲形墓和刀形墓两种。在这两种墓葬中，以铲形墓规格较高，随葬品也较多。东魏墓葬的形制以及出土器物基本上和北齐墓相同，多数为平民墓。墓葬较为集中，排列整齐，具有明显的家族性质。固岸墓地出土的北齐和东魏时期的瓷器有白瓷、青瓷、酱釉瓷、黑瓷。其中青瓷有盘口龙柄鸡首壶、四系莲花罐、碗、罐、高足盘、盏。白瓷有白釉绿彩双系罐。酱釉瓷器有盘口壶、四系罐、盘口束颈鼓腹罐和小盘口罐。黑瓷有瓷碗等。
（八）邓县南朝彩色画像砖墓
1957年，在邓州市学庄村发现一座南朝彩色画像砖墓（56）。该墓由甬道、墓室构成。随葬品有55件陶俑。但最有价值的是墓内的壁画和画像砖。壁画绘于墓门正面，正上方绘饕餮，口衔一长柄兵器，两旁券门的中部画一飞仙，门两旁各画一手持宝剑的门吏。画像砖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三类。最主要的、数量最多的一类是以牛车为中心的车骑出行，以及侍卫、武士、鼓吹奏乐和仪仗、舞蹈表演、出游的仕女及后随的骑马主人等，它们与墓内所出土的50多个仪仗陶俑相配合，表明墓主人生前是拥有武装的人物。另一类是一些故事画像砖，如“郭巨埋儿”、“商山四皓”等。第三类是反映神话的，如代表四方的四神，代表祥瑞的珍禽异兽——麒麟、凤凰、天马以及飞仙、化生、羽人等。这些画像砖对于研究南朝社会生活、舆服制度、音乐舞蹈、雕塑艺术等都是非常珍贵的资料。
三、魏晋南北朝佛教文物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盛行，出现了大量的寺庙和一些石窟，如著名的洛阳永宁寺、登封的嵩岳寺、洛阳龙门石窟、巩义石窟等佛教建筑。由于年久日远，保存下来的遗迹、遗物多为塔基、塔、石窟造像等。
（一）嵩岳寺塔地宫与宝山灵泉寺塔林
1.嵩岳寺塔地宫
嵩岳寺塔位于登封县西北6千米的嵩山南麓。该塔建于北魏正光年间（520～524年），是我国现存时代最早的密檐式砖塔。1988年对地宫进行了清理（57）。地宫位于塔基中，由甬道、宫门、宫室等部分组成。宫室位于塔内中部稍偏西，平面近方形，边长为2.04～2.08米，残高1.30～1.50米，从结构看，原应有穹窟顶。四壁绘有壁画，分上、下两层布置，上层为云纹，下层有仿木结构建筑的柱枋斗拱及人物，在人像侧面有隐约可见的墨书题记，似为人名。从地宫中央清理出造像、建筑构件、生活用品、石刻及铜钱等70余件文物。其中以释迦像及其背光后面刻的发愿文中有“大魏正光四年岁……四日丁未佛弟子向□□释加像一躯愿名……养长生任官日□□……从心”最为重要，所记年款当为北魏孝明帝正光四年（523年），恰为嵩岳寺塔建造前后，是研究该塔创建年代的珍贵实物资料。这是地宫中发现的唯一有年号的佛像。
2.宝山灵泉寺塔林
宝山寺亦名灵泉寺，位于安阳西南30千米的宝山东南麓（58）。据碑文记载，宝山寺创建于东魏武定四年（546年）。隋文帝时改宝山寺为灵泉寺。在寺院附近的崖壁上，有大量的摩崖塔龛及其他窟龛。其中的北齐双石塔已为世人重视（59）。北齐建造的道凭法师塔是东西并列的两座石塔，位于宝山寺旧址西侧的台地上。两塔皆为单层石造墓塔，造型大体相同，平面都呈正方形。西塔门楣刻楷书“宝山寺大论师道凭法师烧身塔”的题铭。塔门东侧前壁刻有“大齐河清二年三月十七日”的楷书题铭。该双塔的发现，对于了解东魏、北齐邺城一带的佛教活动和道凭的生平事迹，以及佛塔建筑史的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料。
（二）石窟寺考古
1.龙门石窟
龙门石窟是我国北方三大石窟群之一，位于洛阳市南13千米的伊水两岸东、西山上，南北长约1千米。石窟开凿于北魏迁都洛阳（494年）前后，历经东魏、西魏、北齐、隋唐，北宋续有雕凿。其中北魏窟龛约占三分之一。北魏代表性洞窟有古阳洞、宾阳洞、莲花洞。古阳洞开凿于北魏迁都洛阳前后，其正壁为一佛、二菩萨，左右壁各有三层龛像。除少数唐代补刻小龛外，基本上是迁都后的北魏造像。其中纪年最明确的以太和十九年（495年）长乐王丘穆亮夫人尉迟造弥勒像铭为最早。宾阳三洞中仅中洞完整，为北魏后期的代表性洞窟，正壁列一佛、二弟子、二菩萨，是典型的五尊像组合。莲花洞补建于北魏晚期，以一佛二弟子三尊像高浮雕莲花藻井和繁多细致的佛龛装饰而驰名，且与古阳洞、宾阳洞并称龙门北魏三大窟。这个阶段至北魏末年，陆续开凿的石窟还有火烧洞、石窟寺、药方洞、魏字洞、唐字洞、赵客师洞、普泰洞等。
北魏后期的洞窟形制，主要是继用云冈石窟中昙曜五窟马蹄形平面、穹窿顶的草庐形式。另一种是方形平面、平顶略圆、后壁凿坛、左右壁开大龛的形式。这一时期的造像，多为面容消瘦的“秀骨清像”。佛多着褒衣博带式装，衣褶层叠稠密，衣裙垂蔽方台座或束腰须弥座。菩萨所披的帔帛交叉下垂，大裙下摆两角尖长。背光多为舟形。龛饰华丽，龛形有尖拱、楣拱、屋形龛等多种。龛像题材多为释迦、交脚弥勒等。晚期还出现释迦多宝并坐、无量寿佛和药师佛等。在雕刻技法上，已由云冈石窟的直平刀法向龙门圆刀法过渡，风格也从云冈的浑厚粗犷转向龙门的优雅端庄。
东魏、西魏造像，大都是在北魏洞窟壁面上补刻小龛，龛形无大的变化，龛饰趋于简化。北齐也多作龛像。北齐武平年间，无量寿佛始称阿弥陀佛，造型变得矮胖壮健，隆胸、宽肩，有厚重感。这是一种自北魏造像向唐代过渡的表现。龙门石窟的北朝造像所表现的中国化、世俗化的趋势，是北魏迁都于黄河流域汉文化中心以后，在云冈造像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在形成中国式佛教艺术的过程中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对其他石窟也产生了影响（60）。
2.巩县石窟
巩县石窟位于巩县东北7.5千米的洛水北岸。创建于北魏晚期，原名希玄寺。已知最早的造像题记是北魏末普泰元年（531年）的。此后，东魏、西魏、北齐、隋唐皆增凿龛像。现存5个大窟，328龛，7700余尊造像及186方铭刻，是河南省仅次于龙门石窟的重要石窟。5个窟均为方形平面，除第五窟外，余者都有中心塔柱，柱四面凿龛设像，窟顶凿平綦，刻伎乐飞天、莲花等浮雕。造像面形方圆，衣纹疏朗，纹饰简洁。第一窟规模最大。外壁入口左右的力士像，手持金刚杵，勇武刚健。中心窟四方各凿一大窟。窟左右壁和后壁各列4龛。窟门两侧壁的礼佛图作三层4组浮雕，每层以僧尼为前导，后为供养人和侍从，冠盖相属，反映了北魏崇佛之盛。构图紧凑多变，人物顾盼传神，为中国现存此类雕刻中较完整而精美者（61）。
3.义马鸿庆寺石窟
鸿庆寺石窟位于义马市东16千米的石佛村（原属渑池县），石窟开在村西北白鹿山东端岩石壁上。石窟依山势而凿，南北横向排列。经发掘探明原有洞窟6个，其中2个没于土中且已风化。现存的4个洞窟，门皆向东，计造佛龛46个，大小佛像120余尊，浮雕佛传故事4幅，碑碣8通。按自北向南依次编号为一、二、三、四窟。第一窟平面为方形，设中心方柱。该窟内容以大型佛传故事为主，间以释迦、释迦多宝与小巧的供养人，其中的“降魔变”甚为珍贵。第二窟内南、北、西壁各有造像一铺。第三窟正壁雕释迦结跏趺坐，两侧为二弟子、二菩萨，空间有许多小龛。第四窟正壁雕坐佛5尊，空间雕有罗汉和比丘，左壁龛内坐佛3尊，龛上5尊坐佛。鸿庆寺石窟平面均为中小方形，单室结构，是北魏晚期窟龛形制的特点，开创年代不会晚于北魏景明年间。它以完整的布局、出色的雕造艺术，代表了北魏晚期中原地区小石窟的艺术成就，是北魏晚期重要的佛教造像遗存（62）。
4.偃师水泉石窟
1984年和1986年，文物工作者两次对偃师水泉石窟进行勘测。水泉石窟仅存1个窟，门北侧有小龛4个。从此窟的形制、立佛的形象以及碑文等看，水泉石窟开凿于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后的太和十几年，完工于景明、正始年间，是一处重要的佛教遗存（63）。
5.孟津石窟
1984年，在孟津县谢庄村附近发现一小型石窟。石窟上方有建筑痕迹，原有木构前室。石窟没有纪年，就其风格看，为北魏迁都洛阳初期营造。石窟和佛龛的形制及布局，颇具云冈石窟后期遗风，而造像风格已开始向龙门风格过渡。初步推断，此窟造像略早于龙门宾阳中洞造像，具有承前启后之意义。
近年来，文物工作者在对黄河小浪底水库淹没区调查时，在孟津县煤窑乡谢家庄发现一处有纪年的北魏石窟（64）。造像计有一佛、二菩萨、护法狮子、飞天及出行图等。另有题记若干处。右壁题记有“正光十四年三月二十日”，左壁见“小本教”三字。“小本”是天台宗对阿弥陀经的称谓，故疑此窟系天台宗的作品。这座有纪年的北魏石窟的发现，为研究中原地区北魏石窟造像特征及佛教史增添了新的资料。
6.新安西沃石窟
1984年，在新安县正北40千米的西沃乡发现石窟一处（65）。石窟开凿于黄河南岸的垂直峭壁间，自东而西依次是浮雕石塔4座、石窟2座。塔与石窟间还有若干小佛龛。石塔为楼阁式方塔，属北魏末期之作。一号窟是该石窟的主要洞窟，窟内正壁一坐佛、二弟子、二菩萨。左右两壁各雕一立佛、二菩萨。窟顶为穹窿状，雕饰一个宝盖。从窟内的四段题记中知该洞窟开凿于孝昌元年（525年），完工于建义元年（528年）。二号窟主像是帷幕下释迦佛，结跏趺坐，施说法印。两侧为二弟子、四菩萨胁侍。从左壁刻造像题记表明，该洞于普泰元年四月廿九日（531年）建成。
西沃石窟是迄今所见、位于黄河中下游岸边的唯一一处北魏石窟，为我国石窟寺艺术研究增添了一份新资料，为确认北魏末期石刻佛像型式建立了年代学上的依据。
7.安阳灵泉寺与小南海石窟
灵泉寺位于安阳市西南30千米的太行山支脉宝山的东麓。在寺东、西两侧的石灰岩断崖上，开凿有洞窟200多个。其中以寺院东侧的大留圣石窟和宝山西侧的大住圣石窟规模最大、时代较早、雕刻内容也最丰富。大留圣窟门前，原有东魏时期的窟名及开凿年代题记。据《安阳县志》记载推定，大留圣窟开凿于东魏武定四年（546年）。
小南海石窟位于灵泉寺东南5千米，面临洹水。石窟现存洞窟3座。均开凿于北齐天保年间（550～559年）。西窟内造像有释迦牟尼佛和二弟子，南北壁各有胁侍菩萨和弟子立像三尊。中窟的西壁有本尊立佛和二菩萨，北壁为该窟造像主体，凿一佛二弟子像。东窟的北壁上中为释迦牟尼佛和二菩萨，东、西两壁各雕菩萨造像三尊（66）。
8.鹤壁五岩寺石窟
五岩寺石窟位于鹤壁市五岩山南麓的崖壁上。分5处开凿，共有窟龛41个，造像154尊，护法狮子48个，造像题记12则。其中记载最早的开凿时间为东魏兴和四年（542年），最晚的开凿年代为武定七年（549年），没发现晚于东魏的造像和题记，这些题记为鉴定东魏时期石窟造像提供了断代的标准依据（67）。
另外，在河南境内发现的北朝石窟和造像还有林县洪谷千佛洞石窟、宜阳县虎头寺石窟、嵩县铺沟石窟以及密县石龛、方城古襄州摩崖造像等。
（三）北朝造像
北朝造像以洛阳、郑州、新乡等地发现较多。
1.郑州及附近地区造像
1970年，在郑州西郊发现一批窖藏铜造像和1件鎏金铜造像（68）。有永安二年（529年）造释迦像，永安三年曹光生造释迦像，永安三年造菩萨像、观音像，建明二年（531年）温生造释迦像，天平四年（537年）王早文造释迦像。鎏金佛像为一佛、二弟子、二菩萨。这些铜造像不仅保存完好，而且大部分有确切纪年，为研究我国佛教造像艺术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郑州市发现的两批石刻造像（69），一是在须水乡红石坡，计有赵安香造像、正光二年（521年）扈豚造像等4尊。一是在市区磨盘街，计有天保七年（556年）韩克智造像、正光二年□德何造像、三菩萨造像、永熙二年（533年）造像等。这两批北朝石刻造像，体现了民间工匠比较纯熟的雕刻技艺。在新郑市收藏的北齐石刻造像中有天保三年（552年）造像、天保十年（559年）造像碑、天统二年（566年）造菩萨像。这些造像题记书法为魏碑又接近楷书，是南北朝魏碑向唐代楷书演变的例证。
2.新乡、淇县造像
1978年，新乡市博物馆购得一件北魏铜造像（70）。造像为弥勒说法。佛像背光的背面有浅刻纹饰。一座庑殿顶建筑，上有鸱尾，下有三个人字斗拱，人字拱下面有一横枋，横枋两边各有一柱，枋、柱交接处各有一斗二升拱。造像下部镌刻“永平三年五月廿七日……”。该坐像背光建筑物的刻画，特别是斗拱结构，不仅反映了北魏建筑艺术的特点，同时对研究我国建筑史有一定的意义。
新乡市博物馆内还藏有东魏天平四年获嘉安村道俗一百余八造像碑，为研究历史上获嘉县的位置提供了资料。
见于报道的还有淇县造像碑、北魏田延和造像和北齐四面造像碑。
3.洛阳造像
洛阳北朝造像碑，以偃师县和洛阳市郊区分布较广，现存实物较多。
1984年，在偃师发现的北魏正光四年（523年）扫逆将军翟兴祖等人的造像碑（71），当为北魏京都宝明寺的遗物，从该碑的题榜姓氏还可看到北魏的民族融合情况。
发现于孟津翟泉的北魏常岳等一百余八造像碑、造像刊经碑及交脚弥勒菩萨造像等，天保五年（554年）造像碑、道民大都宫主马寄造像碑等，都当与龙门石窟有密切关系。
北魏皇帝笃信佛教，除开凿窟龛、广修寺院外，还在为数众多的寺院里供奉圆雕石佛像、浮雕造像碑等。其“秀骨清像”式的风格占主导地位（72），这是孝文帝改制，学习东晋南朝的结果。东魏、北齐出现复古的鲜卑化倾向，造像又渐趋丰满。北齐不少造像碑上有些造像形貌奇特，装束似佛似道，甚至恢复胡装，反映出佛道合流、向世俗化发展的趋势。
注释：
①中国大百科全书编纂委员会.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418.
②冯承泽，杨鸿勋.洛阳汉魏故城圆形建筑遗址初探.考古，1990，（3）.
③同①：182.
④阎文儒.洛阳汉魏隋唐城址勘查记.考古学报，1955，（9）.
⑤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故城队.北魏洛阳外廓城和水道的勘查.考古，1993，（7）.
⑥刘曙光.汉魏洛阳研究四札.中原文物，1996，（增刊）.
⑦张剑.关于北魏洛阳城里坊的几个问题.见：洛阳考古四十年.北京：科学出版社，1996.
⑧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魏洛阳城内出土瓷器与釉陶器.考古，1991，（12）.
⑨河南洛阳汉魏故城宫城阊阖门.2002年中国重要考古发现.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
⑩洛阳汉魏故城北魏宫城二号建筑基址发掘.2009年中国重要考古发现.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
（1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队.汉魏洛阳城初步勘查.考古，1973，（4）.
（1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魏永宁寺塔基发掘简报.考古，1981，（3）.
（13）渑池县文化馆等.渑池县发现古代窖藏铁器.文物，1976，（8）.
（14）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巩义白河窑考古新发现.郑州：大象出版社，2009.
（15）蒋若是.从“荀岳”、“左棻”两墓志中得到的晋陵线索和其他.文物，1961，（10）.
（16）（1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故城队.西晋帝陵勘探记.考古，1984，（12）.
（18）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洛阳孟津大汉冢曹魏贵族墓.文物，2011，（9）.
（1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第二工作队.河南偃师杏园村的两座魏晋墓.考古，1985，（8）.
（20）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考古四十年.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
（21）310国道考古队.洛阳孟津三十里铺西晋墓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93，（1）.
（22）310国道考古队.洛阳孟津西晋北魏墓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93，（1）.
（23）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市东郊两座魏晋墓的发掘.考古与文物，1993，（1）.
（24）侯鸿钧.洛阳出土西晋鸡头壶.中原文物，1983，（3）.
（25）朱亮，李德方.洛阳魏晋墓葬的初步研究.见：洛阳考古四十年，北京：科学出版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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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巩县芝田村晋唐墓葬.中国考古学年鉴（1989年）.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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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南阳市博物馆.南阳市建材实验厂画像石墓.中原文物，19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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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郭建邦.北魏长陵遗址调查.考古，1966，（3）.
（36）黄明兰.洛阳北魏景陵位置的确定及静陵位置的推测.文物，1978，（7）.
（37）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一九五五年洛阳涧西区北朝及隋唐墓葬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9，（2）.
（38）洛阳市博物馆.洛阳北魏元邵墓.考古，1973，（4）.
（39）洛阳市博物馆.河南洛阳北魏元墓调查.文物，1974，（12）.
（40）王东，陈徐.洛阳北魏元父墓的星象图.文物，1974，（12）.
（41）黄明兰.西晋裴祗和北魏元暐两墓拾零.文物，1982，（1）.
（42）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孟津晋墓、北魏墓发掘简报.文物，1991，（8）.
（43）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孟津北陈村北魏壁画墓.文物，1995，（8）.
（44）宿白.北魏洛阳城和北邙陵墓.文物，1978，（7）.
（4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二队.河南偃师县杏园村的四座北魏墓.考古，1991，（9）.
（46）a.洛阳博物馆.洛阳北魏画像石棺.考古，1980，（3）.
b.宫大中.试论洛阳关林陈列的几件北魏陵墓石刻艺术.文物，1982，（3）.
（47）郭建邦.北魏宁懋石室和墓志.河南文博通讯，1980，（2）.
（48）洛阳文物工作队.洛阳涧水东岸发现一座北周墓葬.中原文物，1984，（3）.
（49）孟县文化馆.河南孟县出土北魏司马悦墓志.考古，1983，（1）.
（50）邓宏里，蔡全法.沁阳县西白发现北朝墓汉画像石棺床.中原文物，1983，（1）.
（51）安阳文教局.河南安阳清理一座北齐墓.文物，1973，（2）.
（52）河南博物馆.河南安阳北齐范粹墓发掘简报.文物，1972，（1）.
（53）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安阳北齐和绍隆夫妇合葬墓清理简报.中原文物，1987，（1）.
（54）周到.河南濮阳北齐李云墓出土的瓷器和墓志.考古，1964，（9）.
（55）同（33）.
（56）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邓县彩色画像砖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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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王国奇.孟津发现一处有纪年的石窟.考古，198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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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河南省古代建筑保护研究所.安阳灵泉寺石窟及小南海石窟.文物，1988，（4）.
（67）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鹤壁市博物馆.鹤壁五岩寺石窟.中原文物，1989，（2）.
（68）郑州市博物馆.郑州出土一批铜造像.中原文物，1985，（1）.
（69）郑州市博物馆.郑州市发现两批北朝石刻造像.中原文物，1981，（2）.
（70）新乡市博物馆.新乡市博物馆收集一件北魏铜造像.文物，1978，（12）.
（71）李献奇.北魏正光四年翟兴祖等人造像碑.中原文物，1985，（2）.
（72）宫大中.洛阳北朝造像碑.见：洛阳考古四十年.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305-315.
来源：《华夏考古》2012年2期，转载自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