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集安麻线高句丽碑的发现，已在国内外引起很大轰动。限于各方面条件特别是资料匮乏，反响虽很热烈，但因外界掌握的可靠资料并不多，有深度的研究尚未见报。为给国内外学者深入研究此碑提供必要条件，兹不揣浅陋，拿出这一碑文补释文本，未遑臻备，抛砖引玉。
一、此碑研究述略
2012年11月4日至6日，集安市文物局根据国家和省主管部门的意见，组织专家组到集安鉴定、论证此碑。集安市政府主持召开了“2012年文物专家论证会”。专家组组长为林沄，成员有魏存成、张福有、徐建新、耿铁华、孙仁杰。省文物局金旭东、郑国君及集安市有关部门和人员参加了鉴定、论证活动。专家组听取了集安市文物局作的石碑发现情况报告，到麻线河现场作了考察，观察了石碑，开展了初步讨论。一致认定，这是一通高句丽石碑。
2013年1月4日，《中国文物报》在第2版以较大篇幅报道了此事，署名为“集文”，题为《村民发现并报告文物部门吉林集安新见高句丽石碑》。报道称，专家组论证后认定，石碑为高句丽时期碑刻，年代应为高句丽好太王时期。配发了《集安高句丽碑位置图》和《集安高句丽碑拓片》，首次公布了初步考释的140个字的碑文。
1月15日，《新文化报》在B02版刊发记者卢红的专题报道，以《集安发现高句丽时期记事碑》为题，报道此事，扼要介绍了专家组林沄、魏存成、张福有、徐建新、耿铁华、孙仁杰的意见。关于此碑的具体年代，大致有三种意见：一是认为此碑年代可能在好太王碑以前，二是认为此碑应为好太王为先王所立石碑，三是认为可能是长寿王时所立。
2月20日，《中国文物报》在1版刊发望山《吉林集安新发现的高句丽石碑在韩国引起强烈关注》一文，称有人认为该碑是伪刻。
2月28日，集安市博物馆编著、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集安高句丽碑》一书印出。此书是集安高句丽碑的第一部专著，包括专家组论证意见、前言、出土纪、调查、释文、书体比较、研究、价值、技术保护报告、日志等，将好太王碑、中原高句丽碑、冉牟墓志作为附录，连同28幅插图、43幅图版，一并发表。该书为16开本、14印张，封套精装，印制精良。在很短时间内拿出这一重要阶段性成果，难能可贵。
二、石碑的周边环境与石碑现状
2012年8月23日清晨，笔者在孙仁杰先生的引领下，到石碑出土地了解情况。
11月5日，笔者应邀作为“2012年文物专家论证会”专家组成员再次到石碑出土地考察。
12月1日，笔者在迟勇先生的引领下，到石碑附近的建疆、红星采石场考察。这两处采石场的石质都是花岗岩，与石碑材质相同。就石头颜色和石英含量看，可以认定，红星采石场粉黄色石材更接近石碑石材。石碑的石材当出自红星采石场，并非出自集安五女峰古代采石场。
该石碑呈“圭”形。石碑两侧均无文字。
碑阳，石面略凸，整体上不如碑阴平整、光洁。文字为阴刻，汉字，隶书。布局得当，竖书，自右至左共10行。一般认为原碑文应有218字。右上角因残损而失去11个字。由于长期受河水沙石冲刷，致使朝河心方向的碑的上端漫漶极为严重，字迹模糊难辨。
集安文物专家论证会介绍的碑文，基本上是《集安高句丽碑》一书所刊碑文，与《中国文物报》发表的140个字相比，多了16个字。在156个字中，出书时比向专家介绍时改了两个字：第三行第18字 “□”补为“而”，第七行第15字“遣”改为“□”。由简体字变为繁体字。
第一行，第7字为“授”。第二行，第10-13字为“靈祐護蔽”。第三行，第10字为“此”，第18字为“而”。第四行，第6字为“户”。第五行，第8字为“罡”，第11字为“王”。第六行，无变化。第七行，第18字为“其”。第八行，第15字为“以”。第九行，第7-8字为“擅自”。第十行，第2-3字为“如有”。共156字。不足之处是，“继”“弥”“与”三字，碑上是简体，书中印成繁体“繼”“彌”“與”，略嫌失真。
集安高句丽碑现存放于集安博物馆新馆大厅中，加石座和玻璃罩。配有简介、156字释文及小于原件的碑文拓片复制件。
三、对碑文释读的补充与修订
2012年11月5日，笔者作为论证会专家组成员，第一次见到此碑。由于时间太紧，只是匆忙拍摄一些石碑和拓片的图片，未能仔细揣摩及做些重点文字辨析。
2013年1月4日，《中国文物报》发表了《村民发现并报告文物部门吉林集安新见高句丽石碑》的专题报道。笔者立即与吉林省文化厅、吉林省文物局及吉林省文物考古所商量，于1月11日与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于丽群女士和当时正在长春的孙仁杰先生专程到集安，在1月12日至14日，仔细观察、拍摄石碑并拓片。在集安市博物馆的大力支持下，调阅了周荣顺、江化国与李光夫、孙仁杰不同版本的7张拓片并拍摄。白天拍摄，晚上及时进行识读研究，有疑问，丝毫也不放过。第二天再到原碑前仔细比对，进行局部拍摄，与孙仁杰先生在现场开展讨论，消除文字释读疑点。终于使碑文释读有了突破性进展。
碑阴，中间有一行文字，刊刻不直，漫漶严重，确实难以识读。通过放大拓片照片、调整曝光量和亮度、转换成底片模式再放大等措施，再和多种图片反复比对后，笔者首次释读14个字。3月4日至8日，笔者又专程从长春到集安，与孙仁杰、迟勇先生悉心研究周荣顺捶拓的4张碑阴拓片，确认中间一行文字应有20个字，努力辨认出17个字如下：
□□國烟□守墓烟戶合廿家石工四烟户頭六人
碑阴，石面略凹，打磨细致、均匀，整体上较碑阳更为平整、光洁。碑阴上端及两侧边缘部位，原来皆有文字，但早已被人为损毁，痕迹明显。两侧边缘部位文字更难释读，仅在左下方距底边11厘米、左边5厘米、中间一行文字最后一字“人”字23厘米处，读出“國六人”三字。
从1月10日到2月9日，在集安文物论证会介绍的156个字的基础上，碑阳共释读190个字，新释读46个字，其中有12个字与原释读不同；碑阴释读20个字。共多释读66个字。
上述释读暂阙的17个字，根据于丽群淡墨拓片，已试释。碑右上角缺失的11个字，亦试补。这28字，因有推测成分，故未写入释读文本之中。
自1月4日《中国文物报》公布140字碑文之后，笔者将几次去集安拍摄的此碑拓片资料发给林沄、魏存成、徐建新、孙仁杰先生，共同释读、研究碑文，并组织国内专家学者和文博人员写出16篇论文，将陆续由有关专业报刊刊发。在研究中，呈现多种意见，比较活跃。
在释读中，笔者严格坚持从拓片出发，凭照片说话，依字形为主，兼顾文意。生词应能从汉唐之际中国古文献中找到例证，文字的摩写应能从汉魏晋碑帖中找到参照。
关于集安高句丽碑的立碑年代，《中国文物报》“集文”的文章认为，“此碑年代不会早于好太王时期，应是好太王为先王所立石碑。”《集安高句丽碑》一书中提到：“目前辨识出的文字中，还没有足以说明集安高句丽碑立碑年代的记载。”现在，可以说，“丁卯歲刊石”，就是集安高句丽碑立碑年代的记载。在1月10日夜笔者最初识读时，“丁卯歲刊石”被认为是“丁卯年刊石”。2月5日，笔者请林沄、魏存成、蒋力华先生重点讨论这五个字。林沄先生提示：第一字“丁”字“横”之下，可取左侧“弯勾”。第三个字更像“歲”字。遂将第三字“釐”为“歲”字。从中可知，此碑立于“丁卯歲”。虽然每60年有一个“丁卯歲”，但距好太王登祚到长寿王迁都最近的一个“丁卯歲”是长寿王十五年（427年），这就锁定了该碑的立碑年代。因为前一个丁卯歲是第十六代王故国原王三十七年（367年），尚未到第十七代王小兽林王三年（373年）“始颁律令”之年，更未到故国壤王和好太王时期。后一个丁卯歲是第二十代王长寿王七十五年（487年），已迁都60年，买卖烟户问题已不会是当时的主要问题。
从好太王即位的“辛卯”到长寿王迁都的“丁卯”，中间历有“癸卯”“乙卯”，从拓片、照片的字形看，皆不如“丁卯”充分、可信。如为“乙卯”，则缺乏字形依据。如为“癸卯”，则“癸”字缺笔太多，且公元403年及此前的“癸卯”，在“定律”的“戊申”公元408年之前。如果“戊申”再往前提，在好太王之前并未给王陵立碑，便无从刊石定律，不合逻辑。无论是拓片还是照片，“丁”字书写允当，位置合适。“丁卯歲刊石”，坚确不移。如果抛却毫不缺笔的“丁卯”不取，为了证明此碑为好太王所立而取缺笔很多的“癸卯”，有失客观，明显不妥。“丁卯歲刊石”，是难以否定的。据此可定，该碑比好太王碑晚立13年。长寿王立完此碑即迁都。也就是说，集安高句丽碑为长寿王时所立，不是好太王时所立。
关于“戊□”，从笔者拍的若干照片上看，既不是“戊子”，也不是“戊午”，而是“戊申”，即好太王十八年，公元408年。此为好太王“定律”之年，而不是立碑之年。
集安高句丽碑碑文为汉字隶书，古朴典雅，渊源有自。碑文中的“继古人之慷慨”，与晋陶渊明《感士不遇赋》中的“伊古人之慷慨”，仅一字之差。“四时祭祀”源于《周礼》《礼记正义》《尚书正义》等，“追述先圣”与《后汉书》中的“念述先圣”等十分相近。“功灬勳弥高烋烈”，直如北魏等文献中的“崇功伟烈”“丰功伟烈”“隽功伟烈”，与“刊石树碑，表尚烋烈”字近义同。“宣示后世”，出自十六国后秦时文献中“当以何名宣示后世”。碑文本身即属中国古碑铭体。集安高句丽碑的真实性毋庸置疑。集安高句丽碑的价值难以估量。勿以石喜，勿以文悲。这是文化，这是历史。
文章来源：《中国文物报》，2013年04月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