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是一个十分重视“孝道”的民族，这一优良传统曾经伴随我们民族从野蛮走向文明，从低迷走向辉煌。一项统计数据表明，我国已经提前进入老龄化社会。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朱之鑫最近报告说：“我国60岁以上的老龄人口已经占总人口的7.7%，按照国际上的惯例，超过7%就算进入了老龄社会，所以，未富先老，成为中国人口战略转变过程中需要重点对待的大问题。”也就是说，在我们的社会里，不能继续工作却需要人照顾的老年人口，已经超过正常范围。如何善待这些曾经对我们有过养育之恩，曾经对祖国建设作出过贡献的老人？如何让他们老有所养、老有所安？这已经是摆在我们社会特别是广大青年的面前的重要问题。面对中国这样一个“未富先老”的人口大度，不可能由政府承担起所有的养老义务，其中一部分重要责任，必须由青人来分担。
可是今天，我们的青年作好了养老敬老的思想准备了吗？也许未必。种种迹象表明，我们的民族已经丢掉了许多优秀的传统，人们已经不太知道什么是“孝道”，如何尽“孝心”了。在今天，我们有必要呼唤这久违的中华美德，反思曾有的“孝治天下”的历史，重提“孝”这个的温馨字眼了。《孝经》正是一部曾经教会我们民族如何恭行“孝道”的经典，也是一部今天仍然有助于我们重温“孝道”情感的教课书。那么，《孝经》内容究竟如何呢？那些内容今天仍然还有积极意义呢？
如果要问世界上有沒有篇幅极短而又影响极深的经典著作？人们第一反映无疑是这部篇幅不足两千字的《孝经》。《孝经》是“十三经”中文字最少的一部经典；但是就其影响的普遍性和深刻性而言，在历史的长河中，没有任何一部书可与相比了。《孝经》是以最小的篇幅实现了最大影响的经典文献。
《孝经》相传是两千多年前孔子口授給曾参而由曾参写录成书的。孔子是儒家学派的缔造者，是大聖人；曾子是孔子的得意门生，是大孝子、大賢人，《孝经》由圣贤合力创作，圣有德而贤有功，《孝经》代表的正是圣心贤志、圣道王功，相传孔子说：“吾志在《春秋》，而行在《孝经》。”郑玄说：孔子既造《五经》，复作《孝经》以总会之。《孝经》正是孔子为了贯彻以《春秋》为代表的《五经》精神而制作的行动纲领。
《孝经》全书很象一篇极简要的文章，全书只有1800字左右（今文经1799字，古文经1872字），却说尽了“孝道”的內容、价值及其在各个领域的运用，从父母在世到父母亡故后的所有孝行。《孝经》文字凝练，字字珠玑，结构严密，层次清晰。全书共分成若干章节（今文分为18章，古文分为22章），逐层推进，委委道来。
首先，《孝经》认为，孝本源于原始的亲亲之爱，说：“父母生之，续莫大焉。”“父子之道，天性也。”视“孝道”为天经地义的事情：“夫孝，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也。”人人皆父母所生，个个皆尊长所养，知恩图报，寸草春晖，凡有血气，莫不如此。人知道爱类（即与自己的同类和谐相处）就是“仁”，知道报恩（报答养育之恩）就是“孝”，这似乎用不着多言。有了“爱类”意识的仁才有不残不暴、实现和谐的“仁政”；有了“报恩”意识，才能敬亲顺长，产生各种善性。孔子说：“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孝经》说：“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孟子也说：“立爱自亲始，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故孝被奉为百行之先，众善之源。《孝经》称孝为“至德要道”，可使人民“和睦”、“上下无怨”。就是这个道理。《孝经》针对有人不爱类而残害同胞、不报恩而遗弃父母，认为“非孝无亲”，是“大乱之道”，罪不容诛：“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
在如何行孝上，《孝经》又分出三个境界：“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第一层次是家庭內部的事情，第二层次是政治社会领域的事情，第三层次是道德建設的事情。什么是“事亲”呢？《孝经》说：“君子之事亲也，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五者备矣，然后能事亲。”什么是“事君”呢？实际上就是“移孝为忠”。《孝经》说：“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以移于君。事兄悌，故顺可移于长。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什么是“立身”呢？用《孝经》的话说就是：“行成于内，而名立于后世矣。”也就是在养亲敬亲取得家庭内部和谐，在社会上取得事业成功后，进而在道德理想层面有所建树，实现“立功”、“立言”、“立德”的大成就，也就是“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曾子说：“大孝尊亲，其次能养，其次弗辱。”“能养”属于“事亲”的范围，“尊亲”则属于“立身”的内容了。很显然，《孝经》之“孝”已经不是纯粹的“养亲敬亲”情感了，而已从“亲亲”的家庭伦理出发，将人与人的关爱之情、责任之心，推而至于整個社会和天下、国家，将其属于父子之亲、母子之情的伦常关系，与上下等級、友朋交谊、君臣之道、夫妇关系等結合起来，从而起到端正人心，纯化情感，改善关系，达到和谐的作用。成功地实现了事亲敬长之情与忠君爱民之义的结合，修身齐家之法与治国平天下之道的结合，为铸造中华民族的善良本性、谦谦君子和忠孝节义的人格，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孝经》将“孝”定义为一切善行美德的根源，已经不单单是教“孝”之经，还是导“善”之典，致“美”之源。《孝经》是“善”和“美”的源头活水，是教导人们如何成为善人、君子的指南北斗。
为了指导国人自觉地奉献孝心，正确地履行孝道，《孝经》还为不同等级的人制订出行孝的准则，即所谓“五孝”。如对于富有四海的天子，《孝经》要求他“爱敬尽于事亲，而德教加于百姓，刑（型，示范）于四海”，也就是要对老亲做到爱敬，对民实行德治，用榜样的作用来感化人。对于诸侯，《孝经》要求其“在上不骄”，“制节谨度”，以便“富贵不离其身，保其社稷，和其民人”。对于卿大夫，《孝经》要求其循规蹈矩，“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言，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做到“言满天下无口过，行满天下无怨恶”。对于士人，《孝经》要求将孝心化为忠顺，“以孝事君则忠，以敬事长则顺。忠顺不失，以事其上”。对于庶人，《孝经》要求其“勤身节用，以养父母”。每个等级由于社会地位不同，他们在行孝时的责任和具体要求也就不一样。但是，对父母的养和敬却是相同的，也是一贯的。所以《孝经》说：“故自天子至于庶人，孝无终始而祸患不及者，未之有也。”
如果说，《孝经》关于“五孝”的区分带有浓厚的等级制特征，不完全适合现代社会适用的话。《孝经》中有关爱惜身体、上行下效、不义则争等思想，至今还有其积极意义。
《孝经》提倡：“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在《孝经》看来，身体不仅是自己的，也是父母遗赠的，不能擅自毁伤，人要行孝，首先就必须保护好自己的身体。曾子说：“行父母之遗体，能无慎乎？”“不敢毁伤”的另一层意思是，奉公守法，不犯刑律：《礼记·祭义》：“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归之，可谓孝矣。不亏其体，不辱其身，可谓全矣。”“不辱”與曾子“其次弗辱”是一个意思，即不使身体受刑为父母侮辱。但是，为国捐躯除外。孔子主张用成人礼安葬为国捐躯的“童子”，曾子也说：“战阵无勇，非孝也。”《孝经》的“不敢毁伤”，主要在强调珍惜生命，如果无端毁伤肢体，甚至结束生命，表面看来是自己的事情，其实对父母起码的孝心都没有尽到，何谈大孝呢？
其次，《孝经》所谓从父、顺长、忠君，都是有条件的，不是单方面的，其前提就是“上行下效”，为人君上和为人父母者，要做好表率：“先王见教之可以化民也，是故先之以博爱，而民莫遗其亲；陈之以德义，而民兴行。先之以敬让，而民不争；导之以礼乐，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恶，而民知禁。”又说：“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遗小国之君”；诸侯“治国者，不敢侮于鳏寡”；大夫“治家者，不敢失于臣妾”。只有在上者先做到德义爱敬，才能使“天下和平，灵害不生，祸乱不作”。根据儒家“所欲责于臣者，君先服之；所欲责于子者，父先能之”的原则，一切善言美行的最好提倡，不在于美丽动听言语的告诫，而在于居上位者的躬行实践。
《孝经》还旗帜鲜明地反对“愚忠愚孝”，提倡下级对上级的“谏诤”。当曾子问孔子：“从父之令，可谓孝乎？”孔子非常严厉地批评说：“是何言与，是何言与！”大力提倡：“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于父，臣不可以不争于君。故当不义则争之。”他说：“昔者天子有争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诸侯有争臣五人，虽无道，不失其国。大夫有争臣三人，虽无道，不失其家。士有争友，则身不于令名。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养亲安亲、敬亲顺亲，固然是孝的标准，但是不是处处都要如此，就要看我们所敬顺的君父长者是否合乎“礼义”了。如果君亲父兄的言行合乎于义，则敬之顺之；如果不合乎义，则要争之谏之。否则不义而顺，行邪不争，就是陷亲于不义，那恰恰就是不孝。因此，曾子又总结出“从义不从父”的行孝原则。
我们认为，面对“老龄”社会的来临，有必要重读《孝经》，重申“孝道”。《孝经》虽然是一部产生于两千多年前的文献，它所讲的“孝道”有些也难免过时（如《丧亲章》讲亲死后“三日而食”、“服三年之丧”等等，都有损身体，有碍生产）。但是，它将孝定义成为人子者对父母“报恩”的天经地义的事情，将不孝定为“五刑”中最大的罪过。在强调“居敬”、“养乐”、“病忧”、“丧哀”的基础上，《孝经》对处于不同社会阶层的人制订出不同的行孝原则，它主张珍视生命、不从非义、犯颜谏诤等，都具有超时代意义，至今仍有其借鉴价值。历史上，为了提倡“孝道”，统治者除了在法律上提倡“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外，还在选举上实行“举孝廉”，在赋役上减免孝子徭赋，提倡“以孝治天下”，“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一些有远见的帝王，还纷纷为《孝经》作注，如魏文侯、晋孝武帝、梁武帝、梁简文帝、唐玄宗、清世祖、清圣祖、清世宗等皆是如此，不能说都是骗人愚民的把戏，其中无疑也对稳定当时的社会秩序，实现儒家“老有所养”理想，起到过积极作用。今天，认真吸取《孝经》的合理内核，继承和弘扬中华“孝道”传统，喚醒当代青年“知恩图报”的责任感，形成“赡亲敬老”的一代新风，恐怕也是今天“老龄化”社会日益来临时必要的功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