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陆出现了一种被称之为“当代大陆新儒家”的文化现象。以蒋庆、陈明、康晓光、盛洪等人为代表的“当代大陆新儒家”，高度评价传统儒学的现代意义和价值，提出了“王道政治”、“复兴儒教”等思想和主张，用以解决现实的政治和文化问题。这是一种文化思潮，有其现实意义，但也有思想上的不足。
关键词：当代大陆新儒家；蒋庆；陈明；康晓光；盛洪
一、“当代大陆新儒家”的出现及其背景
所谓“当代大陆新儒家”现象，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陆出现的提倡儒学复兴的一种文化思潮。自90年代以来，一些大陆学者高度评价儒学的现代意义和价值，认为它能够解决我国现代化的精神动力和指导思想问题，这些人自称或被称为“当代大陆新儒家”。当代大陆新儒家的出现，主要有以下背景：
第一，现实背景。当代大陆新儒家是一些学者，但又不是一般的学者，这些学者的一个鲜明特点是关注现实，现实问题往往是他们思考的出发点和致思所在。1978年以来，大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一些深层次的问题暴露出来，其中以政治改革问题最为尖锐。面临西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示范的压力，官方对作为传统文化代表的儒学开始逐步重视。1989年纪念孔子诞辰2540周年的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接见了与会部分代表并讲话。这为儒学的研究提供了较宽松的现实环境。其次，经济的迅速增长，中国综合国力的提高和国际地位的提升，使人们由屈辱的历史和长期贫困所窒息的民族自尊和自信心迅速复苏，也使人们对作为传统文化代表的儒学的文化自信得以恢复。再次，社会转型以来所出现的道德沦丧、理想缺失的价值真空，也提供了儒家注重道德的价值观复苏的现实契机。另外西方民主社会的现状，也使人们对民主自由等西方价值观作了更深入的反省，对其“普世性”表示怀疑，等等。这一切都为当代大陆新儒家的出现准备了现实的条件。
第二，文化学术背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儒学在大陆经过长期的被批判，呈现花果飘零、不绝如线的情况下，随着社会形势的变化，得以逐渐复苏。1984年中国孔子基金会的成立，1986年《孔子研究》杂志的创办，为儒家思想的研究提供了重要条件和阵地。在80年代的“文化热”和90年代的“国学热”中，中国传统文化典籍得到人们重视，大量的儒学典籍被整理出版并被研究。特别是海外新儒家思想传入大陆，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海外现代新儒学的成果，也刺激了大陆学者，从而形成了他们自己的儒学思想。
因此，在上述现实背景和文化学术背景下，以“复兴儒学”为基本宗旨的“当代大陆新儒家”文化现象开始出现和形成。1989年，蒋庆在台湾《鹅湖》月刊发表论文《中国大陆复兴儒学的现实意义及其面临的问题》。在该文中，蒋庆认为“中国大陆最大的问题是复兴儒学的问题”，他分析了大陆当前复兴儒学的可能性，具体从虚无主义、道德沦丧、民主政治、经济发展、教育危机等方面进一步说明复兴儒学所面临的各种问题，认为儒学能够回应、对质和解决这些问题。这篇三万多字的长文被人们看成是新儒家在中国大陆“复兴儒学的政治宣言和思想纲领”，并把它与牟宗三、张君劢、徐复观、唐君毅四先生于1958年于香港发表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相对应，称之为“当代大陆新儒家宣言”。1994年，陈明创办《原道》杂志。此杂志的宗旨是，立足中国的国情和现实的需要，强调本土文化资源对当代生活世界的价值和意义，为东方式现代化道路的探索提供理论上的支持。陈明明确该杂志的价值倾向性，强调文化建设的本土根源、历史传统以及现实条件。因此，《原道》自觉树起了“文化保守主义”的大旗。此杂志对一些重视儒学、致力于“儒学复兴”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也是一个重要的阵地。2004年，蒋庆在明代大儒王阳明悟道的贵州龙场搞了个“龙场会讲”。他邀请陈明、盛洪、康晓光等“文化保守主义”人士，以“儒学的当代命运”为主题，研讨儒学（或儒教）在当代复兴的现实性以及具体方案等问题。在这些思想探索和文化活动中，蒋庆、陈明、康晓光、盛洪等人，尽管其具体的主张不同，具体观点也有分歧，但他们对儒家思想的认同、对儒学在中国现代化中的重要作用的充分重视、并致力于儒学在中国现代的复兴等基本倾向上，则是一致的。他们自称或认同别人把他们称之为“当代大陆新儒家”，并将他们自己与港台海外的现代新儒家区别开来。这些说明，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一个“当代大陆新儒家”的群体确实已经出现和正在形成，并且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现在仍在形成和发展中。
由于“当代大陆新儒家”现在仍在形成和发展中，其人物和思想还没有最后定型，本文仅就当前大家一般所认可为“当代大陆新儒家”的蒋庆、陈明、康晓光、盛洪等人的思想，作一简要的述评，并对“当代大陆新儒家”现象谈一下初步的认识。
二、“当代大陆新儒家”思想简析
下面对“当代大陆新儒家”一些人物的一些基本思想作一简要的分析。
（一）蒋庆
在“当代大陆新儒家”中，蒋庆被认为是一个代表人物。这不但是由于他对儒家思想的虔诚信仰，同时由于他提出了一套较完整、系统的儒学思想。这套思想主要包括他的文化观、儒学观和王道政治观。首先，我们来看蒋庆的文化观，他的文化观包括中西文化优劣观和“以中国解释中国”的中国文化研究观。蒋庆认为，文化文明是有优劣的，是可以比较的。中国传统的建立在古圣人之道上的儒家义理确立了文化评判标准，这一标准包括内容、形式等方面。在内容标准上，以道德放在第一位的文化是优秀文化，以功利放在第一位的文化是劣等文化。在形式标准上，其文化规则有普遍性的是优秀文化，没有普遍性的是劣等文化。以此内容标准来衡量，中国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所创立的儒家文化是把道德放在第一位的文化，而以罗马文化为母体、以基督新教为助产婆而产生的近代西方文化是以功利放在第一位的文化，因此，中国儒家文化是优秀文化，西方近代文化是劣等文化。从形式标准来衡量，中国儒家文化所确立的道德规则是真正能够普遍化的规则，是大家都可以接受的，是真正能为人类开太平的文化；而西方近代文化所确立的一些功利性规则是不能普遍性的，只能为少数国家带来利益，是不能普世的，因此，中国儒家文化是优秀文化，西方近代文化是劣等文化。另外，从文化历史观上看，中国儒家文化把希望放在历史之中，在历史中实现希望，能给人以“向上一机”；而西方文化认为人类在现实中只能按功利原则行事，历史中没有理想，理想只能在历史之外，从而在道德上缺乏向上扩展的可能性，因此，中国儒家文化也比西方文化优秀。由此，蒋庆对中西文化作出评判，认为中国儒家文化优于西方近代文化。中国儒家文化是“君子文化”，西方近代文化是“小人文化”。[1]
蒋庆作出这种中西文化优劣的价值判断，完全依据的是儒家的“义利之辨”的思想，也是对传统士大夫文化价值观的现代继承。蒋庆将西方近代文化概括为“功利文化”，从而按价值判断为“小人文化”，“落后文化”，引起了很多人的争议和批评。平心而论，对不同的文化能否判优劣，如何判优劣，是否只有价值判断一种方法，还是兼顾事实判断、历史判断等态度和方法等等问题，还需要深入审慎的研究，特别是要把握好价值（情感）判断和事实（理性）判断合理的度。实际上，蒋庆中西文化优劣的判断，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他虔敬的儒学（他认为也是“儒教”）信仰，在这种情感判断下，是否其理性判断会受到一定的蒙蔽，确实是令人怀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