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儒学”一词的意义含混性，多年来我已多次谈及，最近并曾倡议将“儒学”标称干脆改为“仁学”（参见《四川大学学报》，2007，3月号），既可避免“儒学”一词之含混性及不当联想，又可突显儒学思想传统中今日仍属正面有效的孔孟伦理学部分。但在这篇短文中，我拟首先区分与“儒学”一词当下用法中的几个不同方面。并希研究儒学的青年朋友一定要增强语义辨析意识，使今日的科学式语汇和古典前科学式语汇之间建立灵活而清晰的沟通关系。相关的讨论首先涉及一个语义沟通的技术性方面：用传统的字词，通过不同的字词搭配，来表达现代思想。参加对话的人，都需要承认自己是现代思想者。如果章太炎复生，他是没有办法参加今日儒学对话的，因为他必定与“新思想”、“新时代”格格不入。今日参加儒学对话的人都得是一方面能像古人一样读解古典文史，一方面能像西方人一样读解现代理论。我们共同的任务是求二者之间的有效沟通。
今日海内外的“儒学”或“儒学现象”，则可大略区分为4个不同的类别。
RA：作为准宗教崇拜行为，简称为：儒教；
RB：作为半研究、半崇拜的民族主义学术行为：例如海外哲学派和史学派的新儒家，其特征是对象和方法不大区隔，基本上用传统方法论来研究历史对象；其目标是把古典儒家学术作为思想学术信仰的目标；
RC：借助符合现代理性的古今中外方法论，来研究中国文化思想史，在此“儒学”是作为思想史研究对象的名称，而非（或不一定）作为颂扬和遵循的儒学意识形 态对象，所根据的现代方法可以简称为科学方法；
RD：儒学作为仁学的简称，强调儒家思想史中的孔孟伦理学价值学部分，使先秦孔孟思想原本，与秦后封建专制制度建立后对孔孟思想进行“政治利用”的历史 ，加以区隔。
以上每一大类都联系到学者集团、学术系统、权威等级、社会目标、利益维护等不同方面。大类（作为类型）之下的小类不计其数。因此诸大小类之间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学术异同、利益分合的派系关系。相比之下，后两类的构成比较单纯，其一（RC）为科学研究，其动机、目标、形式和方法论较比一致；而仁学（RD）著重于孔孟思想中的动机学（心术学、君子学），故强调求真动机而贬低集团求利目标。义利之辨，今日应该重归动机层面。仁学价值的普遍性涉及到中外一切学术，远不限于儒学现象。在全球商业化时代，义利之辨几成笑柄，而包括儒学研究在内的人文科学却正因此而陷入全球化层次上的“瓶颈”。学术争论成为利益争执，各家的“道理”往往仅是彼此攻防之武器而已。在此局面下，只有仁学“原教旨主义”才能在学人动机层面冲破一个小小缺口，其外在实践“成功”之机率自然非常之低。仁者因尊“择善固执”之教，固有不计成败得失之义。
1。儒学作为儒教崇拜（RA）
这是一种把儒学泛宗教化的社会现象。读经运动、宗谱运动、建庙建坛运动、祭祖祭神运动、经学崇拜运动、天道神道运动等等，来源不一，但都是此儒学泛宗教化运动的组成部分。儒学被当作儒教，即一种历史性、民族性的宗教意识形态系统。儒学既然儒教化了，其宗旨就不再是思和学，而是信和拜。祭拜性行为不限于宗庙内的跪拜燃香等动作，而亦可包括心理行为和言语行为。颂经亦应解释为一种心理界、言语界的祭拜行为。背诵的目的不是要你思 想和研究，而是要你 对“经 体”及其相关准神祉进行崇拜演练，以从内界形成信仰心态和行为惯势。扩大而言，儒教崇拜可涉及族系崇拜、帝统崇拜、道统崇拜乃至理统崇拜，总归是一种对“力势时间系统”的形而上崇拜 。这种民族性学术意识形态，历史上产生了 “儒表 法里”的法家式（把“法家”当成法治主义，非也！）社会结构。在此儒教崇拜运动中，自然可以产生与之相配的政治、社会、教育、学术等支持性“后勤系统”。于是有了新的儒教政治学、儒教文化学、儒教学术学等等名目。儒教运动是一种社会性运动，其源不在学理认知本身，“学理话语”只是此社会性意识形态运动的手段或材料。儒教崇拜运动具有明显功利主义动机，其旨在于达成社会性和意识形态性效果，而非在于探讨学问和思想。其儒表法里的法家精神本质，朝向于权力向慕和追求。学问思想话语不过是此类精神追求的操作性工具而已。须要指出，现当代儒教复兴运动所运用的种种修辞学技术，均为变形之历史故技，而何以传统意识形态又能大行于高科技的当世呢？须知，高科技、泛商业化社会，恰可提供广大信众易于成批不思而动的环境。何谓今日之文化环境？追星文化是也。而追星群体行为乃因社会逐利机制刺激之结果。逐利之余，一方面“外心”所需仅为感官娱乐，以为生活消遣，而另一方面“内心”所需则为力势崇拜，此所以有股神、网神、技神等之崇拜。于是新世代文化乃繁星满天之追星文化：时人唯知影星、歌星、体星、侠星、商星、股星、庙星、媒星乃至科星，其文史知识亦只来自“剧星”和“坛星”。今日世界上逐利大海弄潮ㄦ已成为大多数，所以“文化”和“知识分子”的涵义，几十年来已经今昔迥异。结果此市场主义时代，竞可成为封建主义泛教现象再生之最佳新土壤。儒教作为备选之一又有何不可？既然以颂经为业，何经不可一颂？此又可为当代海内外颂儒经辈作解者。儒教运动，因此，完全可以和高科技、浅娱乐、争名逐利人生观、法家力势主义社会观等时代现象，相辅相成。历史上的儒教，根源于法家物利主义，其本质，（不必为其道义话语所蒙蔽），乃为一种趋炎附势的文化意识形态。道义话语素为反道义目标的有效运作工具，孔孟“乡愿论”讲的就是这件事。可惜孔孟只能“辨”是非，而不能“纠”是非。儒教之成，非孔孟之成，乃法家之成；儒教者，“以法驭孔”、“借孔行法”之谓也。
2。儒学作为科学研究对象（RC）和儒学作为学术意识形态（RB）
从思想史角度看，“儒学”不仅包括儒家思想史，而且包括两千年帝王朝代史中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历史过程的方方面面。因为古代学术、思想、实践，大多三合一，此“学”字当是实践学之广义。作为现代学术材料，儒学无关于研究者的背景和倾向，本可以成为现代人文社会科学各个学科的研究对象，并非只是现代新儒学或国学的研究和实践对象。作为中国历史和思想史的标称，儒学当然重要无比，不仅应该加以研究，而且应该从一切学科角度加以研究：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语言学、文学理论、艺术理论、心理学、精神分析学等现代学科。在此，“儒学”并不是什么专属“国学”的现象，而是现代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的共同重要对象，绝非为自定国学职业家者所得垄断。但和颂经辈的目标不同，研究者的目的在于对儒学思想史进行理性认知。“儒学”遂可成为某种学术研究的概称。对于两千年来中国政治、社会、文化、思想之历史，当然应该根据现代科学方法论和认识论进行全面的、批评性的研究（须知，和颂经派不同，研究就是批评，不许批评，就是阻止研究。而现代大儒们有几个是乐意、允许别人批评自己的？）。这样的儒学研究者角色（RC）和前一种儒家崇拜者角色（RB）完全不同，但二者均使用“儒学”这个学科标称，所以“儒学”作为现代学科标称，用法殊欠严格。二者分享共同的语史材料，而操作之目标和方法完全不同。学者应于研读思考时，在相同的词语中随境辨析语义之确指。善思想者必能在相同词语中辨析不同语义之所指（思想混乱，就是因为不善于在相同词语中分辨意义之确指，不知词义是随境而异的。外国人难通中文，就因为确义难以通过字典查证）。符号学思考方式的作用之一正在此。现代的科学儒学研究起始于五四运动时期，至古史辨运动达其高峰。但古史辨运动只是在文本考据学传统上的经验主义运作，今后的儒学研究发展理应进入更高级阶段，其未来学术成果不可限量。而其研究人员必为同时关注中西学术理论者。必须懂得古代之“天下”即为今日之“世界”。海外新儒家就是因为参不透这个解释学的大转换〔其根本在于乏仁者之大勇，即不重“求真”之唯一目标性。而就日常道德而言新儒家第二代均君子人也。其敝非关其后商业化时代滋生的心术问题，而是因时代条件产生的认知能力限制〕，以至于泥古害义。但是，这不是新儒家一家的错，而是整个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共同心态。就此而言，五四时代的“国故学”不足以定其规模也。海外新儒家因混淆RB和RC这两种实践精神，实难延续其自言之精神方向。此外，汉学系统和国学（儒学研究）系统必须在任务和功能上分开。因此，例如冯著哲学史因其英文版对外国教育界的贡献而受到褒奖，此固为学界可喜之事，但不必解读为外国汉学家比中国专家更有资格在替中国哲学界颁奖，更不可被视为因颁奖者为外国人而自然提升了该奖项的学术等级。可叹偏偏是一些儒学家们，惯于利用著国内外的此一“位势差”（为什么会有此位势差？因一些时代知识分子无刚勇以对此历史大变局中之严重精神挑战，故只能随波逐流、趋利避害、避重就轻，乃至趁乱取利。当然他们必反向言之：并以为颂祖尊帝就是在发扬族德）来影响着今日国内儒学研究的方向和方式。有关儒学研究的科学方向和保守主义的根本区别在于是否重视现代理论水准上的因果分析和评价分析，两种理论工具都与儒学本身关系较少，而与现代人文社会科学关系较大。保守主义只看重资料的记诵和文史的欣赏，而轻忽深入的因果关系探讨。但他们的传统学养已足以使他们应付日常教学需要和便于影响社会大众。结果世人就以外在社会性之“成”作为自己学术得失的标准。而由于不考虑现代价值学的复杂性，他们又以对古典文史话语自然会有的情感作为学术价值选择的根据。（把《史记》当作文学文本来读赏和用现代史学理论加以研究，是两件完全不同的精神实践。）
3。儒学作为孔孟原型伦理学之代称（RD）
的确，“儒学”包含着信仰的目的和功能，但涉及到两种貌似实异的信仰：人本主义的仁学信仰和形上学及准宗教的信仰。区别在于，前者基于经验“人道”理性，后者基于超验的“天道”力势崇拜。前者只是伦理层的信仰，后者则依附于封建制度和超越迷信；前者是个人心志的，后者是集体权势的。这就是为什么儒教崇拜归根结蒂是法家主义的。以上辨析之根据，其实均来自《论语》有关人生选择的价值原则。《论语》就是教你怎么样正确品人论事的。《论语》研究不是指背诵那几百条短句，而是指在千万中外人事中、千万中外书本中，体察人性人事之各种曲折正误表现，那又该是一个多麽广博的实践规模呢？学《论语》要在“事”上学，如果你本没有“事”，唯以那几百条文字记诵为能，岂非任何中学国文教师都可为专家？这个“事”，就是知识海洋，就是世界见闻，不把《论语》条文用诸于万千学行实践，怎能叫学论语？而可惜偏偏又是老师宿儒们不能通过切实体践来确解《论语》，结果种种误导儒学之事反而往往来自大儒们。因为，说到底，“儒学”被当成了功利之途径。但这并不是今日“商业儒”之大发明，而是自古已然。时至今日，又必须在人类生存情境全局内来重估儒学和重估仁学，其中实有大道理在，均须以现代科学方法解析之，岂能复以文典记诵为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