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是我国叙事文学的奠基石，被誉为“百代文章之祖”。而关于《左传》的成书，却是至今依然扑朔迷离的一大疑案。两千年来，由于传统经学观念的束缚——特别是汉儒炮制的“孔圣人作《春秋经》”的经学神话，将人们导入了误区，或者说是引入了迷宫，所以人们对此尽管有种种的怀疑和推测，却始终未有根本的突破。
对于这一直接涉及史学、文学、哲学各领域学术发展的重大课题，显然不能将其束之高阁。笔者不揣浅陋，近十年来对此作了新探，发表拙著《〈春秋〉考论》[注]，通过多方面的考证，初步论定孔子所作《春秋》非《春秋经》，而是有着“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史实、“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的另一部《春秋》（司马迁语），是左丘明据以“具论其语”而成《左传》的蓝本。但对左丘明究竟如何“具论其语”，尚缺乏深入的探索。学界亦有朋友对笔者的观点明确提出质疑，本文试对此作进一步的考论，就教于方家，并借此抛砖引玉，以期将研究引向深入。
一、“孔子史记”辨正
关于《左传》成书，最早记载见于《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是以孔子明王道……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七十子之徒口受
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
注：姚曼波《〈春秋〉考论》[M]，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出版。
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注]
对《左传》成书之所以产生争议，矛盾的焦点集中在对“孔子史记”的理解与界定上。按照传统的说法，“孔子史记”即指《春秋经》。然而仔细考察起来，这其实只是汉代经学家的臆说，并无可靠的史实根据。正因如此，从唐代的卓越史学家刘知几开始，怀疑和否定者代不乏人，今人顾颉刚、杨伯峻等先生直接以史实的考证明确否定孔子“作”或“修”《春秋经》。拙著《〈春秋〉考论》在前人的基础上对此作了全面深入的探考，彻底推翻了汉儒的陈说。这里试举其一例。比如孟子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滕文公下》），而《春秋经》对发生在鲁国的弑君五、逐君二的史实无一给予揭露和诛伐。相反，对乱臣贼子如连弑二君的鲁国公子庆父、逐君篡权的季孙意如、齐国弑君的崔杼、陈恒等人的政迹详加记载（其中对季孙记载多达七次，对崔杼记载有六次）。尤其无法解释的是，《春秋经》对乱伦通奸、参与弑君杀夫的鲁桓公夫人姜氏，记载达十二次之多，从她与齐侯的一次次幽会，到她的死、下葬，无不年月井井。她死，称“薨”；下葬，还尊其为“葬我小君文姜”(《春秋经》庄公二十二年）。哪有半点“笔削”之迹“诛伐”之意？相反，对孔子之所尊所爱，如春秋时期作出了杰出历史贡献的政治家管仲、子产、晏婴等，《春秋经》却未书一字。孔子盛赞子产有“君
子之道者四”（《论语·公冶长》），也连连赞扬管仲：“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论语·宪问》），可谓推崇备至，但《春秋经》对这两人却都只字未提。当“笔”不“笔”，当“削”不“削”，圣人“笔削”之迹竟在何处？当“伐”不“伐”，当“褒”不“褒”，“《春秋》大义”又体现在哪里？实事求是地说，我们从《春秋经》中实在找不到任何令人信服的圣人“窃义”之迹。
然而，孔子没作《春秋经》，不等于没作《春秋》。因为《春秋》本是史书的泛称，并不仅是一本《春秋经》。有人却因此而否定孔子作《春秋》的史实，甚至说它是孟子和司马迁为了“圣化”孔子而“作伪”。这种说法不仅缺乏史实依据，而且也不合逻辑。试问：若要“圣化”而“作伪”，为何一定要伪造他作一部仅一万多字的“断烂朝报”式的《春秋经》，而不伪造他作《诗》、作《尚书》、作《易》？事实上，从周秦诸子到汉初硕儒如陆贾、董仲舒、《淮南子》作者、司马迁、刘向、刘歆等对孔子作《春秋》，不仅广为称颂，而且还广为征引，这是不容漠视也抹杀不了的史实。那么，孔子作的《春秋》是怎样一部书 它又到那里去了呢？其实，《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说左丘明“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已经揭示《左氏春秋》是以“孔子史记”亦即孔子《春秋》为基础“具论其语”而成的。我们既已排斥了孔子作《春秋经》的可能，那么，“孔子史记”无疑就是构成《左传》主体而性质与内容皆有别于《春秋经》的另一部《春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