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经学”在封建时代社会生活和学术领域中具有最高的权威。“皓首穷经”是封建学者为人称颂的崇高形象。而“离经叛道”则将为卫道士所不齿。近代西方学术传入以后，“经学'才因其迂疏而渐形冷落。新文化运动批判封建思想和封建文化，“经学”是封建思想的渊薮，被逐渐抛弃。“经学”的时代一去不返地终结了。
“经学”作为封建学术、封建文化，是两千多年的客观存在。为了清理封建思想，总结
封建学术，我们完全有理由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经学”或“经学史”，
予以分析、批判、总结，作出科学的合乎实际的论述。
“经”，指儒家经典。但是“经”这个名词，本来不专指儒家经典。《管子》有《经言》，《墨子》有《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都是以“经”命名的。战国初期，李悝著《法经》也以“经”命名。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中有《经法》，《十大经》，也是以“经”命名的。《管子》，《墨子》、《法经》是春秋战国时期的著作。《经法》、《十人经》流行于西汉初年，考其内容，成书年代亦不晚于战国末年。可见“经”这个名词，儒家经典以外的诸子著作也在用着、称着的。到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经”这个名词才专指儒家经典。
《易》、《诗》，《书》、《礼》、《春秋》并称为五经。而诸子百家之书则称为传记。西汉的五经博士，遂以专经而尊显。经传区分，或崇或黜，这是经学史初期的重大关键。
孔子删定六经，是历史上的成说。其根据主要的有如下文献：
《孔子世家》云：“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述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
下至秦穆，编次其事。”这是说孔子编定《书经》。见《史记》卷四十七。
《论语·子罕》云：“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这是说孔子正定《诗经》和《乐经》。
《论语·述而》，云：“假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这是说孔子与《易经《易经》》的关系。
《汉书》又都有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说卦、文言的说法。可见孔子曾定《易经》
《礼记·杂记下》云：“孺悲学士丧礼于孔子，《士丧礼》于是乎书。”《士丧礼》既为孔子所定，可见《礼记》定于孔子。《孟子·滕文公下》云：世衰道微，“孔子愳，作《春秋》”。可见在《论语》、《孟子》以及西汉人的著作中，对六经由孔子删定的说法，是比较肯定的。《庄子·天运篇》
载：“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虽是寓言，却不失为可信的概括。
《论语》载：“子所雅言，诗，书、执礼。”又说；“小子何莫学乎《诗》。”又说：“学礼乎！”这就证实了《史记》中关于孔子“以诗书礼乐教”的说法。
由此可知，孔子删定六经，又以诗书礼乐教的说法，是《论语》以及《史记》中明确讲了的。近代人对此所作的考订与怀疑，当然也有参考价值。
二
今古文之争是经学史上的一件大事。从西汉时候开始，绵历两千年，到清朝末叶’这个争论还很激烈。今古文之争是学派之间的争论，包括“经学”的指导思想、研究方法、与政治的联系等方面，不仅是经籍文字上的不同而已。“私行金货，定兰台漆书经字以合其私文”，只是一种现象。
西汉的经学，立于学官的，都是今文经学。伏生所传的《尚书》(口授而由晁错笔录)，《易经》有施(讐)孟(喜)梁丘(贺)三家，《诗经》有齐(辕固生)鲁(申培公)韩(燕太傅韩婴)三家，都是今文。《礼经》有高堂生所传《士礼》十七篇，是今文。《春秋》有公羊，是今文。谷梁也是今文，但未立于学官。东汉光武帝立经学十四博士，都是今文。这十四博士是：《易》施、孟、梁丘、京氏(京房)，《尚书》欧阳生、大夏侯(胜)、小夏侯(建)，《诗》齐、鲁、韩；《礼》戴德、戴圣，《春秋》严(彭祖)、颜(安乐)。凡立于学官的经，都由博士在太学教授，弟子受业。彼此专经，不相杂厕，于是形成“师法”、“家法”。古文经不立于学官，只在民间传习，或者立了之后，不久又罢废。
秦始皇焚书，儒生把经书埋藏在山崖屋壁，保存起来。汉朝初年，埋藏的书籍逐渐被发现，但是残缺不全。汉武帝“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汉成帝“求遗书于天下”，又令刘向等典校群书，写成提要。这样，书籍逐渐增多，并按学术分类，整理出了端绪。
关于书籍陆续发现的情况，《史记》、《汉书》都有零星记载。例如，汉景帝时，鲁恭王刘余，发孔子旧宅，发现壁中藏有古文经传《尚书》、《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用古文书写。又例如，河闻献王刘德，从民间得到不少先秦古文旧书，有《周官’、《仪礼》、《孟子》、《老子》等。又在他的王国里，为《毛诗》、《左氏春秋》立博士。又例如，汉宣帝时，河内女子发老屋，得古文逸《易》一篇。这些古文经传，以后都藏于秘府，不在太学传习，只有民间学者私相传授。可见两汉时期，《书》，《诗》、《礼》、《易》、《春秋》，都有古文之学，只是不立于学官而已。
西汉的古文经私学，据《汉书·儒林传》所载，《易》有民间费、高二家之说，《诗》，有毛公之学，《左传》则有赵国贯公之遗，受之贾谊，《尚书》则有胶东庸生之遗，受之都尉朝，朝受之孔安国。可见古文经的民间传习均有端绪，未尝中绝。
经学史上的今古文之争，是在西汉末年开始的。刘向的儿子刘歆，继续刘向的工作，典校中秘书，看到许多古文经典，就要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皆列于学官。汉哀帝令歆与五经博士讲论其义。诸博士都是今文家，不赞成刘歆立古文经的建议，有人甚至不愿讨论这个问题。歆乃移书太常博士，责诸儒顽固。书中提出今文经简编错乱，多有残缺。今文博士满足于师说传授，是因陋就简，抱残守缺。《春秋左传》、《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等古文经是秘府旧藏，得于孔子宅坏壁，真实可信。其学一直在民间传授，只是被抑未得立于学官。建立古文经是“辅弱扶微”，不能“深闭固拒’猥以不诵绝之”。刘歆的移书激怒了诸今文博士，遭到诸儒的围攻。指责刘歆改乱旧章，非毁先帝所立今文经。歆惧诛，求出为地方官，乃先后出为河内太守、五原太守、涿郡太守。风波始告平息。这是第一次今古文经学之争。
第二次今古文经学之争是在东汉光武帝时候。光武帝立了今文经十四博士，再次确立今文经学在官学中的统治地位。但是尚书令韩歆上疏，欲为古文费氏易、左氏春秋立博士。范升反对，与韩歆等争论。升奏左氏错失十四事、不可采取三十一事。学者陈元上书，与范升辩论，以为左丘明亲受业于孔子，其书弘美，宜立博士，书凡十余上。光武帝乃立左氏博士。诸儒闻讯，议论喧哗，从公卿以下多次在朝廷上争论。帝终于又罢废左氏。这次争论，余波历久未息。章帝时，古文经学家贾逵作《长义》四十一条，云“公羊理短，左氏理长”，为古文张目。今文博士李育乃作《难左氏义》四十一事，以公羊难逵。汉章帝心善贾逵，诏诸儒选高材生从逵受左氏、谷梁、古文尚书、毛诗。四经遂行于世。东汉末年，何休作《公羊墨守》、《左氏膏盲》、《谷梁废疾》，意谓公羊传的经义是正确的，应该竭力维护，如墨翟之城守，不许论敌攻破。左氏传毛病很重，已病人膏盲，无可救药。谷梁传也有毛病，如人患了瘫痪，起不来了。郑玄见了，乃作《发墨守》，《緘膏盲》、《起废疾》，以驳何休。郑玄网罗众家，遍注群经，泯弃了今古文的界限，于是郑学行而诸今文经说废，今古文经学的第二次争论才告平息。
两次今古文经学的争论，相当激烈。公元前一世纪是第一次，为时不长，以刘歆的失败告终。公元一世纪是第二次，争论的中心是左氏春秋的废立。为时也不长，但余波则至东汉末年。《后汉书·儒林传论》说，这些经师甚至“忿争王庭，树朋私里”，对这种争论发了感
慨。又说：“夫书理无二，义归有宗。而硕学之徒，莫之或从。故通人鄙其固也。”则是对今文经师，特别是对东汉经师不无讥刺了。两千年后的今天，回顾当年的争论，还留存什么呢?一部何休的《公羊传解诂》，还完整地保存了公羊家的经说义旨。一部《白虎通义》，以辞典的形式保存了今文家的系列经说。这是突出的而又仅存的硕果了．至于两汉易经的今文之说，如晾氏易、虞氏易，或存于象数，或辑于清儒，已非显学。其他今文之说，清儒亦有辑集研究，姑不具论。古文经说，则服、贾、马、郑，遗说亦尚可以探索，完帙之书，则十分稀少了。清儒在这方面也作了些研究工作，为后人铺筑了资以前进的道路。
清朝常州学派兴，今文经学一度流行。以后康有为以今文经学作变法的理论根据，使之与政事结合。不久也就哀歇。
近代章太炎是古文经学最著名的大师，曾著文尖锐批评今文经学。
今文经学的特点是政治的，讲阴阳灾异，讲微言大义。除了迷信的内容以外，也有些自然科学的内容。
古文经学的特点是历史的，讲文字训诂，明典章制度，研究经文本身的涵义，不讲所谓“阴阳灾异”，“微言大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