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南乐山论儒学的现代意义
前波士顿大学神学院院长南乐山（Robert C. Neville，2000）几年前出了本名叫《波士顿儒家——现代晚期的可行传统》的书，这本书对于我们理解儒学在西方的传播及发展非常有帮助。全书共分十章。第一章介绍这本书的产生，起因于波士顿地区出现了一个以杜维明、南乐山、白诗朗(John Berthrong)等人为代表的儒学群体，他们都认同儒家价值，认为儒学不仅是一种学说，而且可以成为对于每个普通的当代美国人有价值的精神生活资源,他同时一再强调儒学参预到当代世界哲学对话中的必要性。参预对话的过程同时也是儒学自身进行自我改造和发展的过程。他认为儒学不可能永远保持一种形态，必定会在不同的文化土壤中发展出不同的新形式来。
第二章论述儒家的文化哲学思想，主要从实用主义哲学出发对荀子思想的现代意义进行了有力的发挥，认为儒家的“礼教”思想代表一种今天仍然极富生命力的文化思想，对于弥补西方以个人主义为中心的文化价值缺陷有极大的帮助。同时儒家也可以向包括实用主义哲学在内的西方哲学学习和对话，从而在这一基础上建构一种包容东西方思想的世界哲学。
第三章“当代情境下的儒家”，是对目前美国本土的儒学研究的全面总结，指出二十世纪以来儒学在经过熊十力、冯友兰、牟宗三、唐君毅等人的发展之后，如今在西方（主要是美国）形成了一个新的儒学群体，并诞生了三种不同的类型的中国哲学研究者，一种学者被他称为“解释型”学者，侧重于儒学文本的阐释和经典的重新整理（如陈荣捷、狄百瑞等人），另一种学者被称为“规范型”学者，通过儒学研究来建立自己的一套学说体系，作者重点考察了安乐哲、赫大维，成中英，Wu Kuangming等人的思想学说。此外还有不少学者处于中间状态、可称之为在中学与西学之间“架桥型”的学者。他们以西方现当代文化思想为背景，致力于对儒学一系列价值的现代阐发，从中引出一系列对现代西方哲学和社会文化具有批判性和启发性的思想来。这类学者当中最杰出的人物要算芬格莱特（Herbert Fingarette）, 此人是处身于西方分析传统当中的一位杰出哲学家，他的《孔子：即圣而凡》（Confucius: The Secular as Sacred）是西方哲学家当中最重要的一本中国哲学著作。此外倪德卫（David Nivison），艾文贺（Philip J. Ivanhoe），信广来（Kwong-Loi Shun）等人也站在分析哲学的立场来重新阐释中国哲学问题及其对于思考西方哲学的意义；另一个从分析哲学入手研究中国哲学的重要人物是柯雄文（Antonio S. Cua）。他的《道德创造力的维度》（Dimensions of Moral Creativity, 1978）一书对孔子进行了全面的研究；他的《知行合一》（Unity of Knowledge and Action, 1982）一书则是从心理学和伦理学的角度对王阳明思想所作的精彩研究；他的另一本书《伦理推理》（Ethical Argument, 1985）则是对荀子作为一种道德哲学家的专门研究。相比之下，Lee H. Yearley的《孟子与阿奎那》(Mencius and Aquinas, 1990)一书也许是最明显的一本试图在中学与西学之间架桥的著作，这本书主要围绕“德性”与“勇”这两个范畴，从两位学者各自不同的文化学术传统和时代背景出发，对孟子、阿奎那这两个重要人物的思想进行了全面的比较研究。
该书第四章、第十章集中探讨了儒家与宗教的关系，同时也谈到了哲学与宗教的关系。在最后一章中，作者重点提到了“多元宗教性（multiple religiousness）的问题，认为一个人不能因为现在信仰基督教或其他宗教，就不能信仰儒家；同样的道理，一个人也不能因为信仰儒家，就不能成为其他宗教的信徒。他的基本观点是接受多元宗教性，不是意味在不同宗教之间进行无原则的妥协折衷，也不是仅仅为了表示对不同宗教的宽容，而提出一种新的具有创造性的宗教态度，在与其他宗教进行对话的过程中，信仰者本身也在进行着自身的创造。
该书第六、七、八、九共四章中提出了一种新的对中、西方哲学进行比较研究的范式，其主要特点是选择“存在”（Being），“超验存在”（Transcendence），“自我”（Selfhood）这三个在中、西方哲学中均有代表性的典型范畴，来比较中、西方思想的异同，他把这种研究称之为motif analysis（主题分析）。作者指出，之所以提出进行比较研究，是为了让人们更清醒地认识到儒学对西方文化、思想和学术传统的现代意义。目前在西方大学里的中国哲学研究者们多集中精力进行核心经典的阐释和分析，这样做虽好，但是只有读者已经对相关的中国经典有所了解，才能比较好地理解他们的成果。而且这样研究的另一个局限是容易忽视对文本背后的文化价值观念的检讨，因而也容易产生误导效应。相比之下，安乐哲、赫大维所进行的中国哲学研究，侧重于从中西方文化价值背景差异来看待中国哲学问题，取得极为卓著的成绩。但是他又指出，像安乐哲、赫大维那样从宏观上、整体上来比较中、西方文化虽有成效，但是容易以偏概全，失于偏颇。这正是他提出以范畴分析来从事比较哲学研究的新范式的原因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