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的现代困境，在我看来，与其说是其萧条没落的一种表现，毋宁说是其生命力的另类彰显。儒学在自我反思，在奋力挣扎，它正在浴火重生。没有生命的东西，譬如列文森眼中的古董展物似的儒学，自然也就没有反思和挣扎，也就自然没有重生的可能。
儒学的这种反思和挣扎，自身是痛苦的，进程是复杂的，时间是长久的，路途是艰难的。然而，儒学更生光大的希望却依然存在且大有可能。这种可能，一方面基于儒学自身的内在精神有很强的、一贯的可欲可信可行性和合情合理合法性，即使部分有所不当，也有自我调适自我转化的能力和余地；另一方面社会历史的发展也为儒学的复兴提供了客观态势和有利契机。所有支持赞助褒奖信奉儒学的人，面对儒学的困境，不应垂头丧气，而应保持儒学恢弘大气的自信，挖掘儒学合理的价值和探寻儒学复兴的机缘。
儒学的中衰，自然不能只看作是儒学近世和现实中的一种假象，而是一个必须面对和勇于承认的事实。但是儒学中衰的事实却并不等于某些人所说的儒学已经“全盘崩溃”。目前，大致有两种人在说儒学“全盘崩溃”：一类是自由主义者中把儒学和传统看作是假想敌的激进主义者；另一类则是大陆新生代文化保守主义者，如蒋庆、陈明、康晓光等人。对于第一类人而言，儒学“全盘崩溃”自然是他们的一相情愿；而且需要说明的是，即使他们其中有些人还承认儒学还有活的生命力，甚至夸大儒学的某些现实影响，也不过是要把儒学作为活靶子而必先除之而后快，这是不足道的。对于第二人来说，有些人可能不理解他们的这种看法。实际上，这类人说儒学“全盘崩溃”或“彻底崩溃”，除却“哀兵必胜”的少量因素之外，更主要的是站在捍卫儒学的立场之上，而对儒学现实困境作出的一种过激的或说是无奈的总结和判断。人们大可不必信以为真，或许人们还可以进一步问一问：他们文化保守主义的立场和言说，是不是也是一种儒学生命力的彰显，乃至是儒学重新振起的努力和象征呢？
不管怎样，这两类人对儒学“全盘崩溃”的判断，都是不符合实际的。儒学的物质大厦确实已经倒塌，但是由儒学千百年来形塑的中国人的价值信仰、思维特征、道德伦理、民族自性、文化根柢等等，却不是由一代人两代人的的文化歧途而抹杀消除的。套用李泽厚的话说，传统文化对中国人的影响，有个“经验变先验”的过程；套用四川大学哲学系教授黄玉顺的话说，“人天然是儒家”；套用陈明的话说，“儒学是中国人不可避免的文化宿命”。李泽厚的话，可看作是历史上儒学对中国人的深刻影响和长久余绪；黄玉顺的话，则从儒学的内在价值和人的生命生存生活的高度相关性的角度揭示了儒学的生命力；陈明的话，可看作中国文化的必然归宿是儒学而不是其他。
余英时作为当代海外卓有建树的历史学家，对中国文化有着深刻敏锐的洞察，然而却有一个出乎人们意料之中的结论：“我只是一个学历史的人，又曾幸运地参与了儒学文化的最后阶段。”还有一位在国内享有不小声誉的专门从事中国哲学研究的学者，到日本访问时说：“儒学在中国已经死了。”这是一种悲观的论调。我的看法恰恰与他们相反，儒学在中国，不是“死了”，也不是什么“最后阶段”，而是正在重新振起，并且有着大光明的未来。2004年8月2日，著名的自由主义学者秋风在《中国新闻周刊》发表《新儒学之辩》一文，开篇就提出：“一种思潮似乎正在中国社会和学术界浮出水面，这就是文化保守主义。”并列举了今年传统文化浮出水面的几件事情：大陆新儒家代表人物陈明在南开大学发表演讲时公开批评刘泽华教授的的“王权主义”；蒋庆、陈明、盛洪、康晓光龙场会讲，研讨大陆新儒家学理；读经活动及其引发的争论；一批原来被认为属于自由主义的学者如刘海波、秋风、王怡、范亚峰，都明确支持儿童阅读中国古代经典；还有一批活跃在“朝圣山之思”论坛的年轻学者，主张重述中国古典的正统道德论述。
实际上，2004年儒学复苏的苗头还远不止秋风总结的这些，蒋庆的“王道政治”、陈明的“新儒教说”、黄玉顺的“生活儒学”、中国人们大学“孔子文化月”、韩国申请端午节作为其民族文化遗产引发的国人震动和反思，特别是由原道网站、中国儒学网站、孔子2000网站联合创办并且由当代儒学网站、简帛网站、中国礼仪网站友情加盟的“儒学联合论坛”聚集了大批知名学者和青年学子，已经造成不小的声势和影响。这些现象，都部分地说明了儒学回归的某种迹象。
